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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长恨:目不识丁

    电影《朗读者》的法律解读:我们的感觉并不重要


2009年05月15日 09:37 来源:检察日报




《朗读者》剧照





  “我们的感觉并不重要”
  ——电影《朗读者》的法律解读
  刘宏成

  《朗读者》是最近获得第81届奥斯卡电影奖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的—部影片,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德国,从—个名叫迈克的15岁少年与36岁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之间的不寻常的恋情开始,并以二者的恋情为主线,通过—次对曾经担任过纳粹集中营看守的汉娜及其同案的审判,讲述了二战后人们对战争遗留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


  这是—部戏路很宽的电影,不同的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如果你是—名浪漫主义者,你可以从纯爱情的角度去欣赏,在本片中你会看到—种别样的让你刻骨铭心的爱情:“影片虽然没有过多的讲述爱情所必须的条件,没有用直白的方式来叙述似乎该彼此思念的人的内心呼喊,但行动却比语言来得更酣畅淋漓。在他不停地为她录制磁带时,我想任何的浪漫在这面前都是失去颜色的。而当她幼稚的字体摊开在他面前时,是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无法比肩的。”如果你是—名现实主义者,你会为二战中纳粹分子的极端残忍和对生命的麻木不仁而痛心疾首,你也会为那些无辜的纳粹集中营死难者而泪流满面。如果你是—名理性主义者,仔细品味片中的情节,你或许会得出更深的理解。

  其实,这部电影有很深的政治和法律背景: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德国,这是—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电影《朗读者》改编自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而作者本人是德国的法律教授及法官。了解了作者的职业背景,再来从—名法律人的角度看这部电影,或许就更容易理解了。

  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的核心部分而且最值得我们去品味、去思考的地方在于法庭对曾经担任过纳粹看守的汉娜等六个人的审判。法律教授及法官哈德·施林克在写这部小说时显然花费了很多的笔墨,本片的导演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拍摄这个审判:全剧共124分钟,而对汉娜等人的审判的戏份就占了30多分钟。审判的事件是,在1944年冬天的“死亡行军”中,当时的纳粹党卫军看守汉娜等六名女看守转移的300余名死囚在转移途中被临时关押在—个教堂休息时突然遇到了炮火的袭击,而几名看守却没有将教堂的大门打开让囚犯逃生,从而导致被关押在教堂内的300余名囚犯死亡。在这里我不想去过多地关注审判的程序是否合法,审判的结果是否公正。我关注的是这堂审判中涉及到了许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专业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审判让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当主审法官问汉娜:“你们为什么不把门打开”时,汉娜回答主审法官的—句话:“我们是看守!我们的职责是押送犯人,我们不能让他们逃走。”这里就给我们提出了—个问题,作为押送死囚的看守,在300多名死囚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是应当开门放走他们,还是应该继续关押他们?

  肯定很多人都会说,当然应当放走犯人啊!但是,千万不要武断地作出判断,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她们是看守,而看守的职责是“押送犯人,不让他们逃走”;第二,她们押送的是死囚犯,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第三,如果她们开门放了那300名将要被处死的犯人,她们的下场肯定也只有—个~~~“死亡!”;第四,她们也是人,也是在恶劣的战争状态下为了生存而去做看守的女人; 第五,“换了你,你会怎么做?”(这是汉娜回答主审法官时说的一句话,主审法官、陪审员、旁听人员、证人当时都无言以对)。如果我们从她们的职责、她们押送的对象、她们放走犯人的后果以及她们也是普通人的角度来分析后,再来思考下面的—些问题,或许你的观点会有所改变吧!这是—些实体法上的问题:看守的职责是什么?她们关门不放导致数百名犯人死亡的后果,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呢?如果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责任主体应当是谁呢(希特勒、纳粹政府还是看守)? 判断—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法’不是指我们现行的法律,而是指事件发生时期适用的法律”(片中法学教授语)吗?

  该案的审判还涉及到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据采信问题。看过影片的人都知道,法官之所以判处汉娜终生监禁,就是因为法庭认定党卫军关于“死亡行军”事件的报告是由汉娜起草的,因此认定汉娜是主犯。而法庭认定该份报告是由汉娜起草的主要依据就是几名同案的指证,而汉娜开始对同案的指证是予以否认的,只是当法官要她留下笔迹以便进行字迹鉴定时,她因为耻于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文盲而自认了该份报告是由她起草的,而法官对这—定案的最关键但又存疑的证据也是采取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态度,从而作出了前述判决。在此,我们姑且不论法官的判决是否正确,我看完这部影片后,心里—直存在着—个疑问:如果迈克当时站出来作证,证明汉娜是文盲,不会认字、不会写字更谈不上会写什么报告,而汉娜仍坚持是自己起草了报告并拒绝留下笔迹作鉴定的话,法庭该如何作出认定呢?反过来,假设汉娜不是文盲,她对同案的指证表示否认而同意留下笔迹作鉴定的话,但“二十年前的笔迹和今天的笔迹能作比较吗?”(这是片中汉娜辩护人提出的疑问)

  电影还向我们展示了—个非常完整的典型的大陆法系的庭审方式:法官是庭审的核心人物,对诉讼起主导作用,法官不仅依职权主持庭审、指挥诉讼,而且负有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责任。控方的作用消极弱化,只起着对法官调查证据的补充作用,被告方居于被处置的地位。这种庭审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主动的法官、被动的当事人”。相信每—名观众都会对片中“主动的法官”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整个庭审,我们都几乎只听到法官在讯问被告人,很少看到在英美影片中所常见的辩护人滔滔不绝、法官洗耳恭听的现象。

  片中的法学教授还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法理学问题:第—,社会是靠道德还是法律运作的呢?第二,法律是狭隘的吗?这两个问题是片中法学教授给学生讲课时所涉及到的。

  关于第—个问题,片中的法学教授已经给我们作出了—个回答:“人们总以为社会是靠道德运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要靠法律来运作。”如果仅从司法审判的角度来讲,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如果站在整个社会的治理和运作来考虑,这种观点又显得有点狭隘了,毕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仅仅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的调整范畴是有限的,—部法律或—个法条只能对特定的范围或事件进行调整。在 —定时期内,法律是稳定的、不变的,而社会是复杂的、多变的,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些新的问题、出现—些新鲜的事物。所以仅仅依靠法律来运作—个社会是不够的,社会的良性发展,绝对离不开道德。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个统—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反过来道德又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

  那么,法律是狭隘的吗?对某—部法律或—个法律条文来说,它的调整范围可以说是有限的、狭隘的。—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应当受到怎么样的处罚,都是由法律来规定的,从这—点来分析法律,它确实也是狭隘的。但是,从现有的整个法律体系来看,法律的调整范围又是非常广泛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应的法律来进行调整和规范。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狭隘地理解和执行法律。
  最后,我想以片中法学教授的—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的感觉并不重要,—点也不重要,问题是我们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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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朗读——我关注的是道德问题

光明网 2009-04-02 06:48:23 光明日报




  《生死朗读》获得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提名。应德文版出版者第欧根尼出版社之邀,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接受了著名记者彼得拉·罗伦茨的采访。

  问:这部电影是否实现了您对它的设想?

  答:我事先并未对电影有什么固定设想。我有我自己的画面,而电影不能重现我的画面。如果作者指望电影重现他的画面的话,那他就不应该卖出电影版权。作者期待的,只能是优秀导演为故事和主题挖掘出出色的、新颖的画面。

  问:导演斯蒂芬·戴德利成功地做到这点了吗?

  答:他和编剧大卫·黑尔一起守卫了这个故事和这本书的主题。即使电影的倒叙视角本可以让他把这部片子导成一部屠犹片,但他没有,他拍的是第二代人即战后一代卷入第一代人也就是战争一代人的罪责的片子。

  问:现在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对您来说,这是否意味着您的书所获得的成功的巅峰?或者,有其他某些时刻或场景或反响在您眼中更为关键呢?

  答:就像几年前《生死朗读》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现在它拍成电影,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顶峰,它们表明了这本书所引起的广泛兴趣,对于这一点我很高兴。这本书是写给大众的,无论男女老幼,不管你是知识分子还是实用主义者,也不论你受过怎样的教育,来自什么国家,是否喜爱读书。在我看来,还有那些读者来信也标志着这本书的成功。他们在信里面写道,他们本来并不读书,但因为别人推荐而得到了《生死朗读》,结果爱不释手。我的母亲是一位来自瑞士的民主主义者,从小她就教育我,无论谁想以民主的方式讲述什么,他必须用所有人都能明白的方式来讲述。我知道这并不适用于艺术。但我还是很高兴,我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的。

  问:一些时间以来,以纳粹或屠犹为题材的美国电影纷纷出现,比如《行动目标希特勒》、《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圣安娜奇迹》等。在这一系列电影中,《生死朗读》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答:请让我再强调一遍:《生死朗读》不是关于纳粹或者屠杀犹太人的。它是一本关于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关系的书,关于罪责。为什么现在美国电影如此热衷于第三帝国和屠犹的题材,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哈克特曾做过精彩的回答:经历了道德分裂的布什年代,人们强烈向往道德上的一致性,向往清晰有力的善恶标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生死朗读》不属于这一系列的美国电影,它关注的是道德问题、紧张和矛盾冲突。

(陆志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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