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阵”之否
作者：王纪潮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宏大的“缶阵”引起轰动，其创意和效果都非同凡响，事后张艺谋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说，“缶”是引经据典查出来的（《南方周末》二○○八年八月十四日）。
事实上，开幕式“缶阵”所演奏的“缶”，无论是据经典还是出土实物，都不是缶。开幕式当晚，当听到电视传播解说“缶阵”时，我并不在意，那种方形打击乐器只是根据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青铜鉴缶”外形制作，与缶多少沾点边，一个娱乐活动，大家乐乐就是了。
这个“缶阵”的确使大家兴奋，第二天的报纸和网络就有热烈反映，说这个突如其来的“缶阵”如何如何地把国人和老外给震了。当天大概只有北京的学者章立凡写了《“缶阵”硬伤：错把“鉴缶”当乐器》的文章对之进行简单地批评。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鉴缶不是“缶”；击奏之“缶”是瓦器不是青铜器。但到目前为止，章文没有引起重视，各种媒体报道仍然把张艺谋团队自创的“缶”认为是中国古代乐器中的缶，是真国粹，这里有必要加以订正。
章立凡在文章中指出，“缶阵”之缶是依据曾侯乙墓之青铜鉴缶仿制，所以不是“缶”。曾侯乙墓“鉴缶”由内外两件组成，外面为方鉴，方缶置于鉴内。缶是先秦礼器中的酒器，鉴为水器。《周礼·天宫·凌人》有“祭祀共冰鉴”的记载。鉴缶组合后，之间的空隙正好可用来盛冰。这件器物文献无定名，“鉴缶”只是考古学的定名，因其功能我们也称之为“冰鉴”。因此，鉴缶的器物形态不是缶，其功能类似现代冰箱而不是乐器，其用途主要是在丧礼场合保证祭祀用酒的醇正（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有同样功能的尊、盘组合，尊盛酒，盘盛冰。《周礼·天宫·凌人》有“大丧共夷盘冰”的记载），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乐器之“缶”为瓦器而不是青铜器。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以曾侯乙墓的鉴缶作为“缶阵”的依据显然失当。
在同期《南方周末》有关“缶阵”的报道中，称有关“缶阵”请教了不少专家，其中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王子初。我想张艺谋团队在请教音乐史专家后，继续把鉴缶作为乐器肯定误读了专家意见。鉴缶中有缶，缶在先秦是乐器，这都没有错。问题是缶在什么状态下才是乐器，了解先秦礼器和乐器的人，如王先生等恐怕都不会主张青铜缶是乐器。
中国先秦的乐器分类是按照乐器的质地，即所谓金、石、土、革、丝、竹、匏、木等“八音”。“金”是青铜钟、铎之属，“石”是磬，“土”是埙、缶一类，“革”是鼓之属，“丝”为琴、瑟，“竹”为篪、箫管，“匏”指笙、竽，“木”为、。按这个分类，以蒙皮发音的“缶阵”之缶，是为“革”属之鼓，而不是“土”属之缶，治中国乐器史的人都不会弄错。进而言之，不仅在中国传统的乐器分类法中“缶阵”之“缶”不属于乐器之缶，在现代乐器分类法中，它与乐器之缶也有本质的差异。
现代乐器分类法（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分类法）是根据乐器的声学振动体特性分成“弦鸣乐器”（Chordophones）、“气鸣乐器”（Aerophones）、“体鸣乐器”（Idiophones）、“膜鸣乐器”（Membranophones）和“电鸣乐器”（Electronphones）五类，完全覆盖了世界上任何乐器种类。乐器之缶和青铜钟的发音原理都属于体鸣乐器，“缶阵”之“缶”和鼓一样显然属于膜鸣乐器。
最后说一下缶的演奏场合。先秦时期乐器的定型有漫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缶、陶罐、陶盆因烧制温度低，打击时声音沉闷容易破损，只有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硬陶和原始瓷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出现陶缶一类打击乐器。击缶而歌目的是节奏，而不在于缶音。随着体鸣乐器的钟、膜鸣乐器的鼓出现，音响、音质始终有问题的缶就不可能像丝竹、金石、木匏类乐器那样成为主流乐器，进入中原的礼乐序列。陶器本为生活用品的大路货，饭饱酒酣之余击缶而歌多是率性而为，就像在食堂敲盘子打碗发泄情绪一样，上不了台面，其仪态雅俗、器物完损、声音好坏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因此，先秦时期的缶只是偶然作为乐器，不用于礼乐场合。如较早提到“击缶”的《诗经·陈风·宛丘》（“坎其击缶，宛丘之道”）乃是刺幽公“威仪无法”；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挟持秦王击缶，更是明显的羞辱。汉代以后击缶或有之，但上层社会终是不屑。《淮南子》云：“夫穷乡之社，扣瓮、鼓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常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始知夫瓮缶之足羞也。”
人类学家早已发现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濡化”（enculturation）有局限性，它可以延续文化却不能导致文化的演化（创新）。对张艺谋团队以自创之“缶”称为传统之缶，可以有几种假设：一、他们无意间误读，确信这是古代传统的待客之道；二、他们有意地误读；三、演出噱头、忽悠大众。前两种的结果都可以强化古代传统的延续和社会认同，对传承文化产生正面意义。而第三种需要透彻了解礼乐文化之后才能做局，可能性较低，张艺谋团队既无可能也不需要。我倾向于他们是有意误读，其效果已如人们所见。我感兴趣的是它引申出一个很好玩的问题：误读导致文化的演化（创新）。一般而言，在无外来文化干预的情况下，传统文化的演化和突变很难发生，而误读却很容易造成文化的传承出现差异性和多元化，是对文化濡化之局限性的很好补充。无知无畏。知识、文献、专家或权威在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往往是桎梏。有哪一种方式介绍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比这种误读更有力呢？又有哪一种方式比误读给传统文化带来如此新的活力呢？
我们只是在文献意义上讨论“缶阵”之“缶”是对古代乐器之缶的错用，是希望借以反思今天人们继承传统文化的路径和图景。在文化的演化上，“误读”无所谓对错。在对古典乐器的诠释上，张艺谋团队唯一的错误就是所奏之器不能称为“缶”。那叫什么比较恰当？对前所未见之物，我们仍可依照考古学的定名方法，称之为“鉴缶状电子发光鼓”（Drum in Jianfou-Shaped with LED），或简称“LED鼓”。
《读书》200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