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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早报  2013年5月14日   早报记者 钱恋水
  
1970年代，台湾经济刚刚开始起飞，却在国际舞台上节节败退。年轻一代除了仰望稀缺的舶来文化，只能生活在老一代外省人从大陆逃荒而来的恐惧之中，在贫瘠的精神生活中苦苦挣扎。文艺思潮总是紧随社会思潮之后。强烈的失落感促使台湾人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于是文学方面发生了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诉诸音乐则成为这场“现代民歌运动”，并由此开启台湾拥有自己流行音乐的历史。

那时电视每晚10点以后停播。除了舶来的西洋音乐，本土音乐的主题则多为灯红酒绿、浪子心声、酒廓怨妇。幸运一点的年轻人还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土文学、1930年代的影印小说，或者拥有驻台美军电台拷贝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

1975年6月6日，杨弦和胡德夫二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新作发布会暨“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会上所推出的几首新作均被收录于杨弦的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中。这张专辑正式标志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启，“中国现代民歌”这个提法也因此引起关注。在这场演唱会中，最受瞩目的是8首杨弦为余光中《白玉苦瓜》诗集中的诗作谱曲的民谣。更重要的是，在座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另一种可能。 杨弦曾写过一篇题为《寻找一条沐浴心灵的清溪》的文章，他在文中说到：“西洋现代民谣的传入已有多年了，年轻一代也大都喜爱过这种节奏鲜明、旋律轻快的音乐。但由于文化和环境的差异，当一个中国青年在聆听、学唱，并咀嚼外国文字寻找共鸣之际，在感觉上总是会有一层隔阂的。反过来回顾我们本国的歌谣，艺术歌曲的风格和演唱形式一直不易在大众之间普及，时下流行歌曲又多为有志之士所诟病。”

这场现代民歌运动在最初的时候曾备受指责，原因在于什么是民歌。《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是：民歌是指民间口头流传的诗歌或歌曲，多不知作者姓名。也就是说，在台湾学院派传统民歌论者的眼中，民歌必须产生于民间，一旦流传之后就演变为集体创作，且未被写定之前，它必须口头流传过相当长的岁月。然而在长期扶植台湾民歌，被称为“民歌之母”的陶晓清看来，只要唱歌的人是发自真心地唱自己的歌，走下舞台的歌者和台下的人能坐在一起享受音乐，他们唱的歌就可以被称作是民歌。

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至1980年代初终结，共发展出三条主线：一是1975年开始的以杨弦、赵树海、韩正皓、吴楚楚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歌”，这条主线的发展可以延续到校园歌曲时期；二是1976年开始的以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为代表的“淡江―《夏潮》”，现在只有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的胡德夫依然活跃；三是1977年开始的以李建复、施孝荣、苏来、蔡琴、齐豫等为代表的“校园歌曲”。1977年新格唱片公司举办的第一届金韵奖青年歌谣大赛在台北诞生，从而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得以参与到流行音乐的改造中，加之新格公司所推出的一系列金韵奖合辑，迅速扩大了民歌运动的波及面。然而过多的商业介入最终成为民歌运动终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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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4日  早报记者 钱恋水

文化·人物 www.dfdaily.com Culture   胡德夫的歌声能让听者“起鸡皮疙瘩”。图为2011年12月他在长沙演出的照片。CFP 资料   首张专辑《匆匆》   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   早报记者 钱恋水   对于胡德夫来说，“台湾民谣传奇大师”或者“台湾民谣之父”的称谓不仅他自己觉得不甚准确，其实也全无必要——仅胡德夫三字足矣。   当牛背上的小孩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当颠沛流离而才华横溢的青年歌手变成为少数民族权益奔走的斗士，当半生的经历凝聚成两张简约到只有钢琴和人声却有撼动天地力量的专辑的时候，胡德夫已经成为一个元气充沛、悲天悯人、永远在诉说遥远乡愁的传奇。   5月24日，他将来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并带来一场音乐会，以弥补去年在上海的小型音乐会因场地有限而让很多人失望而去的遗憾。   牛背上的小孩   1950年，胡德夫出生于台东大武山。因为父亲是卑南人，母亲是排湾人，胡德夫曾称自己是“卑排人”。12岁时，他第一次有了离开部落的机会，去淡水上学。他的母亲听到以后哭了，因为不知道淡水在哪里。是他的父亲安慰母亲“那里离日本比较近”，胡德夫才得以去念书，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去日本留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胡德夫因此来到前身是教会中学的淡江中学上学。他参加了学校的唱师班，从此与音乐结缘。但实际上在故乡，父亲日日晚饭前唱的一首关于丰收的歌才是最早在他心里种下的音乐种子，这首歌就是《美丽的稻穗》。   初到淡江中学，胡德夫看到大片草地，这个“牛背上的小孩”于是写信给父亲让他寄牛过来养。中学毕业后胡德夫成为台大外文系精通中、英、日文的翩翩才子；大三时因运动受伤及为患癌的父亲筹措医药费而肄业。在哥伦比亚领事馆附设的咖啡馆里以一手自学的钢琴担任首席演唱后，胡德夫成为与杨弦、吴楚楚等人一起介绍外国民谣而掀起一股西洋风的歌手。当时台下坐着的，有后来红极一时的民谣歌手洪小乔，有逃学来的张艾嘉，有等着上台机会的胡茵梦，有台湾画坛怪杰席德进，还有同样年轻的李双泽。   最最遥远的路程   是回到出发的地方   1975年，胡德夫与杨弦、李双泽一起在台湾开启了民歌运动。而今李双泽离世已经36年，杨弦也早已移居美国，惟胡德夫还活跃在舞台上，尽管他的第一身份始终是社会活动家。   胡德夫31岁那年，台湾北部发生矿难，74位遇难者中，有38位来自少数民族。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搬运尸体。灾变过后，他举行了一场纪念演唱会，并写下《为什么》，从此为台湾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奔走呼告，却因政治失意而落魄隐居。   1996年，46岁的胡德夫复出，在黑名单工作室的第二张专辑里献唱了两首歌曲《不了歌》和《摇篮曲》，声音沧桑浑厚，人已是满头白发。   1999年，台湾大地震，胡德夫再次将音乐和民歌运动结合起来，但不久后再次失意退出。   2002年，台湾音乐人熊儒贤筹组“野火乐集”，为胡德夫筹备专集，录音地点选在了他初试啼声的淡江中学。录音期间，胡德夫还会偶尔失踪，为遭受台风袭击的少数民族部落送大米。   2005年4月15日，胡德夫首张个人专辑《匆匆》问世，离他的首次个人演唱会相距31年，这张唱片里最早的歌与最晚的歌亦相距近30年。如他的《最最遥远的路》里所唱：“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一切出发的地方。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最最思念的地方。”   2006年，胡德夫在北京举行其个人的第一场大陆演唱会。台下的人大声与他一起合唱《美丽岛》和《少年中国》，让这个通常是让别人起鸡皮疙瘩的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差点不知道要怎么唱”。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族群、地域，乃至时光。   从《匆匆》到《大武山蓝调》   1972年胡德夫在咖啡厅唱着西洋歌曲的时候，李双泽质问他：“你是卑南人吗？你们没有自己的歌？唱一首自己的歌。”   1976年，淡江文理学院在校内举办“西洋民谣演唱会”，李双泽代替因伤未能出席的胡德夫演出。在舞台上，李双泽敲碎了一个可口可乐瓶，问全场的人：在国外，我们喝可口可乐听英文歌，在这里，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英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到底在哪里？这就是台湾民谣历史上著名的“淡江事件”。次年9月，年仅28岁的李双泽就因为救人而溺亡，但是他给胡德夫后来的民谣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胡德夫在56岁时终于发了首张个人专辑《匆匆》，其中收录的作品除李双泽作曲的《美丽岛》，流传于海外民主运动人士中失去作者姓名的台语歌曲《心肝儿》，1950年代卑南音乐家陆森宝创作的《美丽的稻穗》，以及《匆匆》作词为陈君天之外，其余均为胡德夫个人创作。这些歌，他花了半生时间写就。比如关于雏妓问题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他写了一年，《飞鱼 云豹 台北盆地》写了二十年，《牛背上的小孩》更早，创作于他的淡江中学时期。   如果说《匆匆》是胡德夫对“唱自己的歌”所做的集大成之作，那么2011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则更贴近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大武山，台湾排湾人的发源地和居住地，胡德夫的母亲就是排湾人；蓝调，来自太平洋另一端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内核是生活的磨难和灵魂的自由。   《大武山蓝调》里的11首歌里，4首是美国民歌。学生时代唱西洋民谣的记忆毕竟在胡德夫的生命里留下深深印记，经历过别离的人才能唱出美国民谣歌手唐·麦克林的《Oh My，What A Shame》里深沉的哀恸。   还有四首则是他把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和布鲁斯融合的作品。同样是无拘无束的歌唱，同样有融入血液的哀愁，一首《Drifting on my land》用灵动的曲调和伤感的英文歌词叹息土地荒芜的失落。《Eagle》是来自台湾东部的千年咏叹，咏叹的大意是“我是一只雄鹰，当我飞到千里之外返回家乡，却看到家乡的人们在自相残杀，人们在撕裂，整个大地都在撕裂”，清澈的琴音如绿影婆娑的岛屿，胡德夫沧桑的声音则如雄鹰翱翔之上。《Lai Sue》，钢琴声流淌，胡德夫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发出空旷辽远的呼唤，仿佛一次庄重的招魂仪式。   届时在上海演唱会上，胡德夫将会自弹自唱《枫叶》、《牛背上的小孩》、《太平洋的风》、《匆匆》、《美丽的稻穗》等经典代表作，向观众们讲述属于他的音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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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瓣 2009-11-08 01:03:58 　来自： nirvara （上海）

    明天大家来现场吧，其实，杂志也是象征性的购买，关键的是，我们能够在一起，共同回到那个民歌的年代。

　　民歌运动简史

　　时间： Tue Aug 26 03:16:27 1997

　　【说明】

　　这篇文章原载滚石出版的《永远的未央歌--现代民歌校园歌曲二十周年纪念册》一书中，是该书的导读兼序言。该书市面无售，仅随滚石「金韵民歌百大精选」八CD套装赠送，故本版版友读过的人大概不太多，在这里把它重打一次贴上来，希望对有心了解台湾流行音乐脉络的朋友略尽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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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歌运动简史】

　　前言

　　这本书的主题，是七O年代中期至八O年代初期横扫台湾乐坛的乐种--「民歌」。

　　我们把这本书定位成「资料的汇整」与「史料的重现」，所有访谈记录、文稿和图片都尽量用第一手的方式呈现，编辑者并不企图做太多评价和论断。在这里我们试着对民歌的发展做个简要的叙述，希望让读者在面对书中许多片段的资料时，能先有个整体的概念。

　　酝酿与萌芽--从杨弦到李双泽

　　民歌运动是从哪里开始的，其实很难说。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台湾的年轻人从一九五O年代晚期就一直有人在搞热门乐团，不过几乎清一色是翻唱西洋歌曲。英美流行音乐在六O年代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作品脱离了「靡靡之音」的范畴、替青年世代的思想提出了最有力的代言，而Bob Dylan和Joan Baez社会强烈的民谣歌诗，对当时戒严体制下的若干台湾知识青年曾经产生极大的冲击。

　　七O年代初，杨弦、胡德夫、李双泽、韩正皓、吴楚楚因缘际会地相识，陆续写起自己的歌；在餐厅驻唱的黄晓宁和电视上的洪小乔也唱起自己写的歌。他们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方式，不约而同地向美国六O年代的民谣歌手看齐，与时下浓妆艳抹的「歌星」或是搞热门音乐的小伙子都非常不同。这与当时英美歌坛出现许多自弹自唱的singer-songwriter，应该也有相当的关系。

　　这些努力一直没有汇聚成有组织的力量，作品数量也不多。胡德夫曾经在一九七三年办过创作发表会，李双泽、杨弦都上了台，但这次活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直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杨弦在中山堂的个人演唱会上唱了八首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作品，连同稍晚发行的专辑都获得超出预期的极大回响，「现代民歌」运动至此才算有了眉目。一九七六年，在淡江大学的一次西洋歌曲演唱会上，李双泽拿着一瓶可口可乐上台问大家︰无论欧洲美国还是台湾，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洋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然後他在一片惊诧之中，拿起吉他唱起了〈补破网〉。这件事掀起的论争进一步刺激了很多年轻人思索「唱自己的歌」的意义，然而李双泽自己却来不及留下太多作品，在次年不幸为救人而灭顶。在蒋勳〈台湾的歌手--李双泽〉一文跟胡德夫的访谈记录中，都对这位早夭的热血青年有相当生动的描写。

　　李双泽的思考方向由杨祖珺承袭下来，充满民粹精神的作为使她成为民歌手中的异数，也指出一条朝向「社会实践」的道路。由於洞悉体制上的不合理，杨祖珺後来投身社会运动、放弃了民歌，但她当年的尝试的确饶富意义。除了本书中她的自叙，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她的自传《玫瑰盛开》，对民歌运动的社会意义及时代背景当有更深刻的体会。

　　陶晓清与《我们的歌》

　　陶晓清原本在中广主持西洋流行音乐的广播节目，听了一些年轻人创作的歌曲之後开始在节目里播放他们自己录制的试听带，也极力邀约这些创作者上节目接受访谈。一九七七年，陶晓清邀集包括杨弦、吴楚楚、韩正皓、胡德夫在内的许多歌手陆续合录了三张名为《我们的歌》的合辑，由洪建全基金会出版。在完全没有经验、也无前例可循的状况下，他们自己编曲、演奏、唱自己写的歌，这是几年来零星的创作力量第一次有组织的展现。《我们的歌》

　　非常受欢迎，短短一年不到就卖了十几版（请注意当时还是用『版数』来计算销售量的），也连带打响了「中国现代民歌」的旗号。「民歌」两个字在当时引起许多争议，传统乐界的人士坚持这种音乐既非口耳相传、又未经历史淘汰，不能叫「民歌」，在报刊上引起一番不小的论战。

　　尽管各种替代名称纷纷提出，却不能改变一般大众已经习惯用「民歌」来称呼这个新乐种的事实。为了便於了解，本书也沿用「民歌」这个名称，在此一并声明。

　　陶晓清持续在节目中介绍新近的创作歌手一段时间下来，这些创作歌曲透过全国性的广播得到非常热烈的回响，也让许多歌手得到参加演唱会与录制唱片的机会。原来只是星星之火的创作风气，已经在一两年之间不知不觉烧成了燎原大火。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年轻的知识份子开始认真地替自己写歌、自己演唱，「唱自己的歌」成为最响亮的口号。那几年整个时代气氛一直动荡不安，「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处处可见。在「大时代」的感觉底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背负着几分使命感，写歌大概都会提到社会国家和亲情友情，而且总是重复推敲之後才敢发表作品。这些人几乎都是学生、没有人想要以写歌唱歌为业，所以完全没有市场负担或是商业考量，连带保障了作品粗糙却真诚的质感。

　　在陈达的歌、洪通的画和云门舞集席卷文化圈掀起「寻根」热潮的当时，杨光荣和简上仁分别下工夫潜心研究中国地方民谣和台湾传统民谣、把心得融入自己的创作，做为对学院派人士讥讽现代民歌「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回应，另外辟出一条草根味十足的路径；另一方面，李泰祥和陈扬以古典音乐科班出身替许多唱片编曲，为民歌的形式注入精致的质素，这些都留下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校园民歌」与金韵奖

　　这些创作歌曲受欢迎的情形远超过大家的想像，任祥、包美圣、陈明韶、王梦麟、叶佳修陆续出了唱片，歌曲的风格愈来愈多样化，一些基本的行销概念也出现了。一个以大学生和高中生为主要目标的唱片市场已经形成，原本那种文学气质浓厚、又充满着大时代使命感的「中国现代民歌」，渐渐被一种曲风清纯、旋律简单的「校园民歌」所取代，内容多半在描写学生时代特有的青春情怀。这个时期出片的歌手年纪都很轻，多半自己也还在念书，并不是每个人都自己写歌。他们透过一场接一场的演唱会拉近和学生群众之间的距离，而这些好记好唱的歌，对一般年轻人来说其实是更有亲和力的。随着「校园民歌」大受欢迎，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把吉他，一有空就一群人围在一起拿出小小的歌本练唱，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一九七七年，新格唱片公司在姚厚笙的推动下开办「金韵奖」，重金鼓励年轻人创作、演唱，空前的盛况把这股年轻人的创作风潮带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海山唱片也不甘示弱地推出「民谣风」比赛、加入对校园歌手的挖掘，这是商业体制全面接管民歌运动的开始。在姚厚笙的访谈录中，对当时唱片界的概况及金韵奖的背景都有详尽的叙述。

　　七O年代末，台湾在风风雨雨中慢慢走向现代化；环境不能说是一片大好，但是整个社会的改变仍然一直在发生着。金韵奖创办之後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校园民歌的市场变得非常非常庞大。原本卖到一两万张就算是很畅销的唱片市场，在金韵奖推出合辑之後出现了十万张以上的销售量，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当时卖掉好几倍的盗版。这样的变化让许多人发现︰做唱片其实是有利可图的。随着唱片愈卖愈好，编曲跟录音的技术也进步得非常快，整个感觉更精致、更专业，包装更精美，总而言之，更像是「流行音乐」了。经过杨弦、吴楚楚这些创作先驱的努力耕耘，一九七O年代末期出现的这些金韵奖、民谣风歌手，才是让「校园民歌」真正横扫歌坛的主角。一时之间，这些身穿T恤牛仔裤的学生歌手占领了收音机、萤光幕和唱片行。

　　透过书中数十篇歌手访谈，读者可以想见当年盛况；徵文入选的几篇作品，也颇具代表性地现了当时一般年轻人对校园民歌迷恋难舍的情怀。

　　在全盛时期，金韵奖一年有好几千人报名，能够在激烈竞争之後脱颖而出的也都是实力坚强的顶尖人才。从包美圣、陈明韶，到邰肇玫、王海玲、齐豫、郑怡、王新莲、施孝荣、李建复、黄大城，一大串优秀的歌手都可以照金韵奖的届次来排辈份。其中有不少歌手後来更投入幕後制作，成为台湾唱片业的中坚份子。到这个时期，写词、作曲、演唱、制作的分工愈来愈精细，经过这几年的经验累积、加上唱片公司愿意花钱投资，超过百万元的大制作纷纷出现。早期民歌那种「自己动手做」的「手工业」感觉，已经不怎麽存在了。徐崇宪和于仲民都是当时新格旗下的制作人，对这段时间唱片制作概念的革命性发展有第一手的见证。

　　用歌来承载属於大时代的使命感

　　早期歌手念念不忘的「大时代使命感」传承到这时候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创作空间更宽广、表达方式更成熟的情况下，这种对历史、国家、大环境的思考，体现在〈月琴〉、〈中华之爱〉这样的作品上，今日听来仍然有极大的震撼力。李潼（赖西安）的长文为当时一群理想澎湃、才气纵横的词曲创作者留下了生动的群像，是一篇精彩的散文，也是极具价值的史料。

　　然而在那个每一首歌都要送审的年代，创作者多多少少都有面对大环境的无力感。审查制度把创作者的尊严摆在脚下践踏、闹出无数今天看来荒唐之极的笑话，却也令不少创作者心灰意冷。这本书许多地方都提到歌曲审查制度对当事人的伤害，我们除了庆幸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是否更要防范类似的事情死灰复燃？

　　美国宣布与中共建交的时候，侯德健写下了〈龙的传人〉，李健复唱的这首歌替当时整个台湾的悲壮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唱片还没出就已经进了排行榜前二十名，後来轰动全国，成为歌曲与大时代互相结合最淋漓尽致的例子。不过对故国河山的向往使侯德健在一九八三年不顾一切前往大陆，所有作品也连带在台湾遭到禁唱。侯德健绝对是民歌时代最具才情的创作者之一，他的出走，算是替七O年代的理想主义画下了一个象徵性的句点。当时当然没有人能预见这股浪漫情怀後来竟会面对如此难堪的幻灭，但这些都还是无损於〈龙的传人〉、〈归去来兮〉和〈酒矸倘卖无〉这些作品慑人的光采。

　　民歌的没落

　　唱片市场大幅度扩张之後，市场上的作品到底还有哪些是纯正的「民歌」，已经没有人太在意了。歌坛全面年轻化的趋势已经完成，对真正认真在做音乐的人来说，作品的诉求也早已超越了校园。可是问题渐渐出现︰随着市场愈来愈有利可图，「民歌」反而变成用来赚学生钱的一块招牌。唱片公司一窝蜂地推出许多风格相似、内容空洞的作品，用学生歌手之类的形象包装来抢搭「民歌」风潮的末班车。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做法很快就让大家倒足胃口；而那些真正具备优秀才华的人有的出国、有的淡出歌坛、有的调整方向投入唱片生产线，整个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天水乐集」的成立，是民歌风潮末期企图力挽狂澜的尝试。这个团体由李建复、蔡琴、苏来、许乃胜、靳铁章和李寿全组成，在演唱、词曲创作、编曲和制作各个面向都拥有最顶尖的人才。他们在八O年代初期做出《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两张作品，惊人的原创性、严谨的制作，加上极出色的演唱和编曲，使它们成为民歌运动晚期登峰造极之作。「天水乐集」虽然只维持了三年，却替日後林立的「工作室」建立了最早的分工模式，具有承先启後的重要意义。在书中，我们忠实地呈现了几位当事人多年後回顾「天水乐集」所作的反省和评论。

　　报章杂志纷纷出现「民歌没落了」这样的标题，那些一窝蜂的投机作品也持续不了多久。一九八二年金韵奖在第五届之後停办，正式宣告了民歌时代的结束。同时滚石和飞碟两家唱片公司先後成立，罗大佑和苏芮分别替它们打下了半壁江山，也开辟出跟民歌完全不同、却也充满新希望的音乐路线。进入八O年代中叶，「民歌」渐渐成为一个过时的词汇，但是早年根植下来的基础让台湾的流行音乐拥有继续发展下去的雄厚资本。如今台湾能在东南亚乃至大陆地区创造出流行音乐的龙头地位，端赖民歌运动从七O年代开始奠定的坚固基础。它对整体唱片工业的影响、以及由此发展出的台湾流行音乐未来的展望，在三场座谈会的记录中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编者对本书的若干说明

　　我们把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三、十四日的「唱过一个时代--民歌二十年」演唱会纪实也附在书中。这次活动史无前例地动员了许多当今乐坛的重量级人士和久未露面的歌手，连续两场爆满的演出获得非常热烈的回响。对有幸身历其境的朋友而言，这些文字或许可以勾起不少回忆；对大多数没能在场的读者而言，这两篇文字是对一个历史性活动的叙述，希望能透过图片和文字，替那两个令人难忘的夜晚留下一些具体的纪念。

　　书後的年表及附录有许多资料是逐年查阅中央图书馆二十年来的报章杂志、加上与许多音乐人访谈所得点点滴滴蒐集而来的。这些耗费无数时间才获得的一点点成果，希望能对日後有兴趣进一步研究这个主题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当代台湾流行音乐史一直欠缺有系统的整理，无数珍贵史料随着唱片公司的关闭或改组而散乱亡佚，唱片工作者也多半没有保存文字资料的习惯，这使我们意图重建若干资料（如历届金韵奖、民谣风得奖名单）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往往只能透过当事人的回忆拼凑出不确定的答案。错漏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正。

　　个人想说的话︰读者手上这本沈甸甸的书，是极少的人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尽一切力量集体编写出来的成果。不到两个月的制作过程中，我们确已近了最大的可能，希望让这本书既能读起来有趣、又具备工具书的参考价值。应该感谢的人太多，在这里我只想向这本书的总监、恰巧也是笔者的母亲--陶晓清女士致谢。没有她，这本书将只是泡影，感谢她毫无保留地对本书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努力将笔者抚育成人。

　　愿创作之火生生不息，照亮每一个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