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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1日10: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从地方历史文化到区域社会史的超越

—客家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宋德剑

　　自1808年广东和平人徐旭在《丰湖杂记》中记述客家人的源流、风俗、社会生活以来，客家问题一直成为社会各个阶层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综观200多年的客家研究论述，特别是自客家研究奠基人罗香林的论著《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来，基本上与之相关的讨论，大都是围绕客家的族群认同、族群文化为中心展开的。
　　客家研究“碎片化”态势明显
　　毋庸置疑，客家文化研究热潮，对于开发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弘扬民族精神，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下粤闽赣区域客家文化研究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第一，区域边界的“固化”与研究的“碎片化”、“地方化”。长期以来，粤闽赣区域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区域内各学术研究机构为主体，在收集整理各自所在区域文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画地为牢”，静态地开展文化研究。以客家文化研究为例，粤闽赣三地都成立有研究机构，各机构都以各自区域的客家文化开展研究，很少超越行政区划的边界。这种区域边界的“固化”，极易导致客家研究的“碎片化”、“地方化”。如讲到赣南、闽西、粤东三地的客家文化形态问题，赣闽粤三地的学者根据各自区域的地理特点，分别进行了归纳：赣南学者认为客家文化是小盆地文化，粤东学者认为是山区文化，而闽西学者认为是梯田文化。上述三种归纳都有道理，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能涵盖客家文化形态的全部内涵。
　　第二，“民族志”的书写方法与学术视野的“缺失”。由于客家呈现出一个“小聚居，大分散”的分布格局，一方面客家主要形成于闽粤赣三地，另一方面又随着它的迁移分散到三地以外的许多省市乃至海外的诸多国家和地区。这种分布特点使得在客家任何一个分布地都可以收集到相关文献资料。但由于客家是一个晚近（明代后期）才出现的名称，在文献中很难找到直接的佐证材料。因此许多学者提出，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将客家研究引向成熟，将“书斋式研究”与“田野研究”结合起来，将大量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家研究，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在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特别是民俗文化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客家文化的文本叙述和客家民俗现象的记录描写层次，缺乏王朝典章制度史的分析框架，人文学术关怀不足，难以与学界产生对话。
　　第三，“民俗研究”的取向与历史主体的“空白”。客家文化是客家人一切活动的总和，因此，研究客家文化一定不能忽视客家人的主体性。由于客家文化被定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客家文化中保存着浓郁的古风古俗，因而目前的客家研究，研究者注重对客家民俗现象进行收集整理，并力求在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对其予以文化解读，表现出鲜明的民俗研究的价值取向。
　　同时，在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实践中，对客家文化事项多做“真空”式的分析，即将各种民俗事项从客家人生活的时空场景中剥离出来，进行“实验室”式的解剖分析，而不是“还原”到客家人生活的时空环境中去做“现场”式的文化解读，特别是缺乏人在这些历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以“整体史”视野考察客家文化
　　从上述分析看，粤闽赣区域文化研究应该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和前人研究传统的影响，走出研究的误区，开辟新的研究途径。
　　第一，研究视野上实现超越学科与地域的客家研究。长期以来，客家学界主要从历史、民俗的视野开展研究，近年来各研究机构开始重视科际整合与协同创新。
　　第二，“整体史”研究的视野。不只是注重客家历史、客家民俗的整理与研究，还要注重发掘客家族群在中国地域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将客家族群置于整个华南地域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去研究；注重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客家族群研究，既关注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的客家族群文化，也关注南方特定族群背景中的族群互动研究，以期拓展和加深对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第三，继续重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闽粤赣地区各地方文化研究机构中，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长期注重研究过程中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这也成为学校客家研究的一大特色。
　　第四，以人为本，注重区域的“动态性”，实现从注重历史研究单元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超越。
　　以往做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都是将研究的范围限于一个有固定边界、特定的区域，然后再运用传统的史学思想、方法开展调查研究。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出发，闽粤赣区域的客家文化研究，就不能停留在将这一区域作为研究的地域、对象的层次，而是以该区域内人的活动作为主线开展研究，不但关注区域内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区域内各种文化事项、民俗风情进行历史向度的诠释与分析，从而超越传统史学的历史解释话语，深化对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作者单位：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广府文化成学术研究热点

刘庆华

　　广府文化是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通行范围的粤语文化，它从属于岭南文化，在岭南文化中底蕴最丰厚、个性最鲜明、影响最大，对广府文化进行深入、系统、专业的研究已成为当前相当紧迫的一项课题。
　　无论是与广府文化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还是与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的研究相比，广府文化研究很长一段时间相对滞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和文化宣传部门提出要加强广府文化研究，并于近年加大了对广府文化研究的扶持力度。
　　广府文化研究渐为学界重视
　　在政府的推动下，过去不太受重视的广府文化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中，广州大学学者潘妍娜的“文化空间视域下当代广州粤曲茶座的考察与研究”便是典型的广府文化研究课题。此外，广东省“十二五”规划课题还专门设立了“2013年度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其中“五邑新会葵艺传承及创新设计研究”、“广州湾租借地研究兼论其在法属印度支那中的地位”、“粤西八音史研究”等广府文化选题获得立项。
　　与此同时，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也加大了对广府文化研究课题的立项。在2013年的146项立项项目中，“广州黄埔古村的人文艺术价值提现与再生研究”、“广州粤剧生态环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清代广东方言文献与岭南风俗文化”等14项成果就属于广府文化研究。广州市委宣传部也围绕《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专门设立了“《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印发了《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除社科规划立项外，各高校研究基地及科研机构也加大了对广府文化的研究，例如，广州大学副校长徐俊忠主编了《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探索》（广州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等一批著作。一些学术会议也以广府文化为核心议题，例如，12月14—15日，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在增城举行了“语言文学与广府文化研讨会”，基地负责人纪德君、曾大兴详细介绍了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通报了当前和2014年工作重点，即“四个一”：办一个年刊，出版一套广府文化的精品丛书，完善一个广府文化网站，拍摄一部《走进广府》的纪录片；确立了广府文化研究的路子，即“三结合”：精品路线和大众路线相结合，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平面出版与影视网络宣传相结合；描绘了基地未来一段时间将立体化、多方位地开展广府文化研究与普及工作的蓝图。
　　多重力量助推广府文化研究
　　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以广府文化为选题。在中国知识资源网检索2013年“全文”为“广府文化”的文章共有212篇，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24篇，占比11.3%，成为广府文化研究的新生力量。2013年10月，广州市委宣传部还出台了“《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资助计划章程（试行）”，以科研立项的形式助推博士论文转向广府文化研究。
　　此外，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认定、保护及其走进社区、校园等工作也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2013年5月，广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新增19项，目前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已有77个。
　　在政府、学者和民间力量的推动下，广府文化正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广府文化的研究价值正日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然而，检视2013年广府文化研究的现状，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思维导致部分选题重复，缺乏厚重的、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政、产、学、研资源的互动和高效整合仍有待加强；现有的广府文化科研人才主要以外省新客家为主，他们从事广府文化的研究既有优势也有短处，如何迅速培养本土科研人才梯队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是应唤起广州人对广府文化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2013：潮学研究“跨界”特征明显

陈海忠

　　1993年12月，饶宗颐教授树起潮学大旗。20年来，潮学得到学界与政府的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2013年，韩山师范学院专门史（潮学研究）学科被评为广东省第九轮重点特色学科。作为潮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潮学研究院被广东省文化厅授予“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被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社科院授予“广东地方特色文化基地—潮汕文化研究基地”。
　　纵观今年潮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可以发现其“跨界”特征尤其明显。
　　海外潮人研究是最能体现潮学跨界的领域。饶宗颐教授在20年前就提出潮人海外拓殖史是潮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林伦伦教授也强调潮学研究的一半在海外，倡导开展相关研究。今年，这一领域得到政府与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首先，潮学研究者积极参与广东省政府主持的《广东华侨史》编纂工作。黄挺教授与黄晓坚教授分别被聘为学术顾问、编委。有关海外潮人研究的《潮汕侨乡研究》、《泰国潮籍华侨家族研究》及《潮汕侨乡资料收集与整理》三个项目，长期以来因属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影响力大多局限于业内，难以跨界成为市面通俗读物。潮学因其贴近地方、贴近大众生活，常受群众青睐，为社科普及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表现尤为突出的是由韩山师范学院林朝虹老师、林伦伦教授编著的《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一书。该书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成果之一，自2012年12月2日首发以来，第一版1万册已销售一空。今年12月，该书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在此基础上，作者与有关机构合作，开发动漫作品，制作《精选百首潮汕方言歌谣》、《精选潮汕方言童谣》，并配套光盘，在市面上也取得不俗的效果。
　　今后一段时间，潮学将有可能延续“跨界”的主题，结合全球史、跨国史、海洋史的理论方法，注重全球性的运动、跨国性的流动，以流动的潮人为中心，将其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在中国内部发现其“世界性”，亦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加深对中国“特性”的理解，参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与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定于2014年9月在潮州联合举办“跨国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跨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世界经济体系与近代中国、他者视域中的中国问题、离散社群与跨文化生存、国际交流与区域网络等一系列问题，届时将有一批以潮人跨区域活动为题材的学术成果问世。
　　预计未来的重点研究课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潮人为中心的环南海地区社会变迁的研究，包括潮人的海上活动及其与所在地社会的关系、潮人文化的海外传播等。
　　第二，世界记忆遗产时代下的侨批研究。以前的侨批研究大多关注侨批的记忆遗产价值、社会经济史意义等，在成为世界记忆遗产项目后，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开展侨批研究，参与学术界关注的“国际移民书信”问题的对话将是侨批研究的重点方向。
　　第三，近代以来的潮商研究，将有可能延续到现代潮商研究。潮商是明清以来形成并至今仍活跃的中国重要商帮，以往的研究对当代潮商着墨不多，至为遗憾。对当代潮商开展研究，将是今日潮学的重点领域。
　　第四，饶学研究将会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以往对饶宗颐教授多关注其艺术造诣、敦煌研究及古诗文领域，把饶宗颐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现象之一进行整体性研究将有可能取得更具学术创新性的成果。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

　　2013潮学学术动态
　　4月19日，国家档案局、广东省政府和福建省政府联合在北京召开“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潮学研究者在内的粤闽两省学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美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地的学者研讨侨批的价值与世界意义，推动侨批入选世界记忆遗产项目。
　　5月28—31日，第十届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在对潮学研究具有方向性指导作用的主题演讲阶段，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以“饶宗颐教授与楚学”为题，论述饶宗颐教授与荆楚文化研究的关系。陈春声教授以“流动的区域—以韩江流域为例谈地域社会史的理论建构”为题，认为区域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应以流动的人群为中心，跨越域内域外的观念，把地域或区域作为一个社会史的分析概念来运用，才能更好地理解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他指出，韩江流域研究不仅是一个地域社会史研究案例，还应该对整个历史学以及对应的社会科学领域作出自身的贡献。韩山师范学院教授林伦伦也把目光投向海外，他运用一批19世纪传教士的文献资料，介绍潮汕方言调查研究的新成果，指出潮汕闽方言中心地区在100多年前已普遍存在-n韵尾韵母、出现潮汕话声调例字及潮汕方言已经是18个声母等方言特征。
　　9月14—16日，由《广东华侨史》编委会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主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协办的“广东华侨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汕头市举行。潮学研究者报告了一批原始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的学术论文，探讨了潮汕侨乡与海外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9月27—28日，中山大学、韩山师范学院联合发起成立粤闽赣区域文化研究所，并举办首次粤闽赣区域文化研讨会。五邑大学教授张国雄、嘉应学院教授侯宪华、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教授周建新、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邓文金等先后作主题报告，强调加强三省兄弟院校及研究机构间的交流，协同创新，将区域文化置于国际视野下，找出一条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新路子。
　　10月25日，汕头、潮州、揭阳三市联合举办“华侨与潮汕”学术研讨会。中山大学教授刘志伟，韩山师范学院教授林伦伦、黄挺，先后发表“跨国视野下的华侨研究”、“新马泰潮人的汉语语言生活”、“侨乡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以澄海前美前溪村为例”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