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中国史》后记
我在本书的开头，曾经事先提出“何谓历史”的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应答，倘若费尽几千万言也仍只是空虚的抽象语词的话，那就不能说是历史家的答案。因为像这类的课题，若不能具体地加以说明，便不符合历史学的宗旨。因此，我现在就是试图把中国史当作这样的事例，以陈述我的看法。对历史学家而言，就连历史概说也同时应该是历史哲学。
当我撰写此书时，对于既有的概说书或与其类似之书，不论是他人或自己所撰，都尽可能地不看。特别是教科书之类，一旦看过一次之后，便会在自己所拟撰写的书本中，产生那个也想写入、这个也想写入的欲望，自然地就变成内容极其繁多，于是著者自己的独自思考便埋没在其里面而难以显现出来了。这是我所了解的自身经验。所以，我尽可能地只凭自己的记忆，选择写入此书中的题材。若有从我的记忆中已经全然忘却的事实的话，我就有自信判断那只是具有被遗忘之价值而已的事实了。
话虽如此，我为了查明自己的记忆无误，仍利用了许多种类的图书。如有必要的话，甚至查阅“二十四史”。当此之际，我有非常沉痛的感触，就是自己曾经阅读而加上标记的部分，几乎已经从我的记忆中全然忘却了。除了我自己以外，谁也不曾取阅过的书本，却出乎意料之外地被涂抹掉了，其中究竟曾经写过些什么，即使仔细去想，也完全想不起来。有句俗话说“笔记之学最怕火灾，记诵之学最怕热病。”幸而，我既未尝遭致火灾，也不曾罹患热病，但是读书的效果却逐次地消灭了；不过，这也正可以重新考虑来看，因为那样才能挽救上述缺失。假如在我的脑海里，把《史记》或《资治通鉴》全部原封不动地塞满的话，那么当我想要稍微思考某种事物之际，必定在刚插入开关的时候就已经发出声响爆裂了。
历史学发展到某一程度时，其后就似乎成为文献学了，清代的考证史学便是如此。仅只是断定而不拟作进一步的描述，这是不能成为历史的，我竭力避免造成那样的事情。因此，一旦遇到文献学之后，便要立即改变方向，通常总是徘徊于历史学和文献学得分界线。话虽如此，我绝不是忽略文献学，只是注意到想要前往召还别人而自己又不致一去不返而已。
历史学并非单纯的史料堆砌，而应该是事实的论理体系；换句话说，乃是以选择来决定的学问。为了完整的体系，我对于构成重要支点的部分，在某种程度内是用自己的眼光，以求查明适合于确切的文献。盖因自己全然一无所知而仰赖他人之眼以认知者，乃是无法成为具有信心之体系的。
我是打算提出范例来给人看的，即概说书乃是能够以如此的态度来撰写的。当我从事撰著时，并不采取斋戒沐浴之后才走向书桌、揣摩哭思之后才着手动笔的态度。我认为一面充满乐趣一面快速撰写，才是至高无上的著述态度。著者如果自身都没有兴趣，读者更无当做有趣内容来阅读的道理。在读者百人之中，纵然只有一人能把学问当做兴趣来阅读，这也许就是学者的最大幸运之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