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文化：从荷马到媒介融合
——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
作者：周丽锦 尹振宁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
[美]沃尔特·翁著 何道宽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口语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往往出于语用的需要。语用学专家常常通过划分书面语和口语在表现形态上的具体差别来告诫广播从业人员、教师或者从事演讲、辩论等口头表达工作的人，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有着传播效果上的巨大差别。然而，从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差别的角度入手，来重现历史的真相，就显得别具一格，让人耳目一新。借助《荷马史诗》在口语时代何以能流传于后世的破解，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一书向我们展示了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反差的深层历史意义。
翁的起点是“荷马问题”。在荷马生活的年代——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不要说书面文本，就连希腊字母表都还没有出现。《荷马史诗》那么长篇的文本是如何能够不借助文字而不断口口相传的呢?经过令人信服的结构分析，作者指出在《荷马史诗》中，有许多话语成分与书面语的行文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这些区别，使《荷马史诗》能够在行吟诗人中不断流传下去:
比如，史诗中有许多套语，像“美丽的公主”、“勇敢的武士”、“坚韧的橡木”是我们在口语文化的叙事中常能听到的搭配。翁告诉我们，这种固定的套语是基于口语的思维和表达的构造成分，是一种定型的表达方式。而在书面文化的思维中我们就常会去追问为什么说公主一定是美丽的，这种逻辑在口语文化中是不存在的。
又比如，在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中，不断重复刚刚说过的话也是一种常见现象。其目的在于是交流双方都能“抓住”已有信息。语音出口即逝。口语会话中，听话的人没法“倒带”——这尤其见于讲演现场，这时，说话人就会不断重复此前说过的话，以帮助听者加深理解与记忆。在书面文本中，这种重复被看作是句法啰嗦和修辞能力差的表现。
再比如，口语文化里没有抽象性的概念。人们的交流只在具体的、情景的、操作的人生世界里进行。圆形被叫做盘子、正方形被叫做晒杏仁的木板。口语文化中也有抽象词汇，但它们往往也因具体情境而定。这和书面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翁认为，这些口语文化的特征都有共同的指向，即一切便于记忆的习惯，而这种习惯使得个人的脑子自然而正常地按照实用的方式进行认知和记忆，亦有利于通过口语再现。这就是在各种史诗中，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必然”。必然有很强的节奏感和平衡的模式，必然有重复和对仗的形式，必然有头韵和准押韵的特征;必然用许多别称或其他的套语，必然用标准的主题环境;必然用人们经常听见的、能够立刻唤起记忆的箴言。同时，此种记忆术与事件、生活情境、独特的语言和音乐相联。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那些在现代社会看来是文盲的行吟诗人如何能够如痴如醉地演唱数个昼夜，又如何能够学习、记忆、“编织”、表演和传授他们所听到的内容。
翁指出，原生口语文化与声音、听觉紧密联系，而在文字这种人为的技术所造成的书面文化里，视觉是其主要的依靠。视觉的外化作用使得人的交流经验外化。文字使得言语脱离了生存语境。语词在文本里是孤零零的，书写者也是孤零零的。
如果你认为翁的目的仅仅就是通过对《荷马史诗》的分析让我们了解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差别，那就错了。实际上我们理解翁的研究完全是打开了一扇重新看待历史的大门。这一研究既能帮我们理解生活在口语文化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又能帮助我们反省自己身上因书面文化而形成的特殊偏好。翁用最形象的方式告诉我们，对历史而言，人类是一种天生的因果倒置的动物。这种观点就如同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道出了历史研究尤其是观念史研究的艰辛。
翁告诫我们不要总是用书面文化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祖先，否则我们总是认为他们是原始人或野蛮人，就像列维·布留尔在他那本名著《野性的思维》中所不知不觉流露出的一样，总是洋洋得意地认为历史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其实，生活在口语文化中的先人，其思维与偏好与我们有很多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以己度人都是一种因果倒置的做法。正如他强调的那样:“口语文化绝非低劣的文化，口语文化创造的成果也有可能是书面文化望尘莫及的。”比如《荷马史诗》就是如此。
翁的学术创见完全是基于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二元分析之上，这种新颖的分析留给我们许多思考的空间。比如我们在研究新闻可读性问题时经常忽略的一个维度是:某些报纸甚至是电视在报道新闻时采用了书面的表述方式，而受众在阅读时则基于口语化的接受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些媒体内容抽象枯燥、可读性差的感觉。
但翁的问题也很明显:因为一切的二元结构划分都会显得过于绝对主义。如果认为书面文化与口语文化是两种对立的文化，那么现代人又如何能将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统合在一起呢?
翁自己也看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口语文化，比如广播电视所带来的口语文化，但他认为这是一种附着于书面文化之上的口语文化或者说是带上了书面文化色彩的口语文化。翁把这种口语文化与原生口语文化相对，被称为次生口语文化。可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有相互融合与相互改造的倾向。翁强调尽管次生口语文化中恢复了一些原生口语文化的特征，但他坚定地认为次生口语文化是书面文化的派生物。显然，这种立场决定论色彩过于浓厚，忽视了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在书面文化对口语文化产生影响时，口语文化对书面文化的影响肯定也是存在的。所以，单从理想类型分析口语文化是不够的，讨论复杂现实语境下的口语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一个更有价值的话题。而这个任务，翁并没有完成，尽管这并不掩盖本书的灵气。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口语文化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及其所带来的口语文化的复兴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新媒体培养的一代人，在思维特征与行为方式上与仍然主要定型于书面文化时代的上一代有较大差距，而这一代人与原生口语文化时代的人又有所不同。如何解释媒介融合时代的口语文化，如何解释这一代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