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

一座修行的道场无需“超前理念”，“世遗”也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裁判

日期：[2013年4月17日]  版次：[AA38]  版名：[后窗]  稿源：[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记者　高龙

    兴教寺这座唐僧埋骨庙近日成了舆论焦点。然而，是否拆迁，如何拆迁，规划中的佛教文化旅游区最终是否要实现？答案仍不明朗，各方还在进行利益博弈。与一般拆迁不同的是，兴教寺因其地位，作为属于全世界的佛教唯识宗祖庭，还有超然的公共属性，因而在事情被引爆后，迅速成为全球热点。

    4月4日清明节那天，我去了西安兴教寺。此前，也有媒体收到兴教寺面临部分拆迁的爆料，但此时还没有报道出现。上寺庙的山路上张挂有“你我行动一小步申遗迈进一大步”等革命动员式标语。

    这是一次典型的中国式拆迁：强弱分明的对峙格局、肥厚的利益前景、政府开道、公司背后闪烁等。在数天追踪采访中，我总结出一堆拆迁逻辑，这些逻辑实际上也是网上争议的焦点。

    道场要“超前理念”做什么

    第一个拆迁逻辑是公权逻辑。我在报道中没有提到的是，3月13日那天，当兴教寺住持宽池法师向专家陈述意见的时候，西安市一位官员不但打断了他的谈话，而且将他推到一边，阻止他继续发言。“‘申遗’的事情，政府作了决定。”该官员如是说。其言下之意，即政府包办了“申遗”的事情，由此一件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嬗变为政府内部事务。事实上，每当政府把“申遗”这个颇震慑人的理由拿出来时，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夺取了道德优越性，极易将其包装为体现公众利益的大事，其他理由都要为这个目标让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曾指出，“申遗不能仅靠文化、文物保护部门，应让更多公众参与。尤其要保证文化遗产周边居民的知情权”。而兴教寺申遗拆迁意在将僧人驱离寺庙，谈何受益？那天，某官员说僧人“理念不超前”。这是让人哑然失笑的言辞。在一座修行的道场，超前理念用来干什么？

    第二个拆迁逻辑是美学逻辑。我电话采访了长安区某官员，该官员说拆迁是为了让兴教寺“环境更优美”。在中国式拆迁中，环境脏乱差往往是拆迁的理由之一。某官员的“超前理念”位于寺庙的下方，就是规划中的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根据规划文件，这是一个曲江系打造的“环境更优美”的场所。

    整个拆迁规划分三步，现用俗话表述如下：1.将寺庙下方村民赶走，将村民的住宅拆除；2.在拆除的地方修起新庙；3.将僧人们的生活区拆除，将僧人们赶到新庙，然后将留下的寺庙用来申遗。“环境更优美”的寺庙可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们“充分展示”玄奘墓塔的历史价值。

    申遗搭台，经济唱戏

    第三个逻辑是经济逻辑。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区建设项目要实现的前提，是将僧人们驱赶到新庙。这是一个商业“阳谋”。投资回报数据早几年就计算好了，堂而皇之地放在当地政府网站上。不过，这一切都看不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子。报道出来那天，各路媒体开始赶到西安。舆论铺天盖地，声讨不断。那天西安市、长安区开了会，兴教寺也派人参加了。会议颇有“逼迫”兴教寺给个答复的意思。

    突然出现的舆论洪流让相关部门压力陡增，还因为报道点了“曲江系”的名，其为运作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区的幕后推手。曲江系在陕西兴风作浪，甚至辐射到国内其他地方。报道出来后，曲江系抛出各种声明，撇清自己和兴教寺的关系。事实上，直到3月7日，都有曲江系人员到兴教寺考察申遗工作。

    第四个逻辑是违章建筑逻辑。这套逻辑貌似堂皇，实则无视历史连贯性。我国在1982年落实宗教政策后，宗教生活才正常化，有钱修庙了。之前的违章建筑这笔账如何算？十年“文革”对宗教事业的摧残又如何算？而且，违章建筑是否一定意味着要拆呢？事实上，也可以通过补齐手续成为合乎规定的建筑。况且，这次拆迁不是拆了“违章建筑”盖新的，而是将僧人驱离寺庙。所以，“违章建筑”看来是托词。

    第五个逻辑是文物逻辑。相关部门发言说，拆的不是文物，而是新建筑。但实际情况是，官方对文物的甄别非常混乱。笔者在西安市文物局的官网上查不到兴教寺的文物清单，采访西安市文物局相关人士，对方也只能谈个大概。退一步讲，即使有些东西算不上官方眼中的文物，就能随便拆吗？兴教寺大雄宝殿前面的民国时期立的石碑要求搬走，而这块石碑刻着蒋介石、白崇禧等名人的名字，还是一样要搬走。

    “世遗”不是文明终极裁判

    第六个逻辑是专家逻辑。根据政府会议报道，某某专家指出，拆除了某某建筑，才达到了“申遗”条件。就目前公开资料来看，申遗专家多集中在文化、文物、建筑等几个领域。

    我查阅有关兴教寺的论著，发现这座寺庙至少涉及15种学科：建筑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物保护、规划学、人类学、佛教、园林、社会学、哲学、文学、植物学、法学、民俗学、经济学。而即使如上学科，也未必能涵盖这座古刹的全部。申遗专家团队应该是一个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专家会诊团队，而且，建筑环境改造应考虑整体的时空机理。只引用部分学科专家言论，就对古刹命运做出裁判，失之片面。

    “申遗”和公众福祉没有必然联系。对一座寺院，安静清幽是原生态的体现。剥离这种原生态，戴上“世界文化遗产”的帽子同样名不副实。何况到目前，没有专家敢断言兴教寺塔“申遗”能成功。

    “世界文化遗产”是目前世上一种主流的文化价值衡量标杆，但绝非人类文明的终极裁判。扯了一堆逻辑，最后要问：一个建于公元7世纪的寺庙，其价值为何一定要让一个成立于20世纪的机构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