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专家斥民俗怪现状:商业化、教条化、概念化
人民网 2013年02月21日13:26 来源:北京晨报
朝阳区孙河乡的苇沟是片不起眼的小地方,出了村,对面是在建的一大片别墅,“何时拆迁”已成村民们的问候语。在苇沟庙会的背后,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为此,《北京晨报》专访了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民俗学专家高巍。
朝阳区孙河乡的苇沟是片不起眼的小地方,出了村,对面是在建的一大片别墅,“何时拆迁”已成村民们的问候语。
历史上苇沟水网密集,是进京重要通道,富甲一方,五虎棍、响鞭在京城花会中威名赫赫,然而,随着各家都是独生子女,年轻人大量进城,传统已渐行渐远。想当年,五虎棍全打下来需几个小时,要打折一大抱白蜡杆,如今,75套已残缺不全,剩下的只能靠老人们的记忆来拼凑了。
像许多传统与未来激烈碰撞中的村落一样,苇沟人也有些困惑,他们既向往明天,又惋惜过去。
这里依然顽强地保留着村里人自己组织的花会,虽然只是大年初七上午几个小时的表演,可许多节目在城里已看不到了。比如中幡的“过梁”,把几十斤重的中幡用脚踢起来,靠鼻梁接住,稍差半分,便会幡倒人伤。
这么高难的节目,就在广场上观众的包围中表演,只有站在叫好的人群中,你才能体会到那份实实在在的紧张、惊喜与参与。而这,就是传说中的年味吧?当城里人只能在报纸、电视里过年,例行公事地想起“二十三,糖瓜粘……”时,这里保留下鲜活的民俗。
民俗,一定要走进博物馆吗?一定要变成呆板的仪式吗?一定要在规矩的“围城”中传承吗?在苇沟庙会的背后,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为此,《北京晨报》专访了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民俗学专家高巍。
民俗不应成为教条
北京晨报:春节已过,可以想见,明年春节时又会有一大批民俗专家出现在媒体上,重复一遍今年讲过的东西,这种嘴上的民俗意义何在?
高巍:这确实是个问题,现代人是在电视、报纸上过春节,民俗本是从人们生活积淀产生出来的,而非几个教条,更没有什么“正规”、“规范”之说。这是很尴尬的局面:一边是媒体连篇累牍,教人们怎么过节,另一边却是最新统计结果,50%的人明年不打算去庙会,75%的人认为庙会就是商业推销。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高巍:说明在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对接上出现了问题,并非有机联系。所以年轻人只好玩邪的,追捧《忐忑》这样的“神曲”,而老年人则沉醉于翻旧账,大家各过各的,自然也就没年味了。
我认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失误。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缺乏基本认识,不知道它真正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另一方面,对时尚的东西又不肯正视,只看到它离心的一面,迟迟不肯接纳。两边都不接地气,让民俗变成了空洞的说教。我觉得,这样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很危险,不应继续下去了。
吸引力究竟是什么
北京晨报:民俗本应是鲜活的,为什么会失去了吸引力?
高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民俗对现代人是否有吸引力,与中国对世界是否有吸引力,与北京对外地人是否有吸引力,在内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那就是你究竟创造了什么。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的地位,并非其经济地位,关键要看其文化、精神和理念。传统中国文化为什么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她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比如道家的“和文化”,比如敬畏天地、感恩精神等。
北京晨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爱国主义是否也构成了这样的吸引力?
高巍:确实如此,但对爱国主义不能狭义地去理解,不能将其浅薄化。爱国主义还应包括更普遍性的一些东西,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们延续了数千年的民族精神,即坚忍不拔、胸怀宽广,这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许多东西不要概念化,要避免虚无缥缈的误区,孙中山先生当年谈爱国主义,就是把民生、民权等放在一起来论述的。
高巍:文化要繁荣,关键在开明
概念化源于生搬硬套
北京晨报: 民俗成了教条,原因何在?
高巍:源于生搬硬套,把它当成招牌用,将其硬性地套入斗争哲学中,背离了我们传统的“和文化”的语境,这怎么可能有明天呢?斗争哲学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我们的文化环境不一样。
北京晨报: 怎样才能走出这样的困境?
高巍:主要靠两种办法,要么放手让民间去办,回归民俗原本的自由、自发状态,比如传统花会,曾经形成了一套自主发展的模式;要么将其视为民生保障,政府来埋单,今天生活水平提高了,民生保障不能还停留在温饱层面,应更多关注人民基本文化生活权利。如果两方面都缺乏作为,就会像一些庙会那样完全商业化,变成假冒伪劣的销售平台。
北京晨报: 今天许多庙会确实只剩下小摊了。
高巍:其实也有一些花会表演,可大家很难看到。加上摊位费太高,大家只好都卖烤羊肉串,因为利润高,有特色的东西反而挤不进庙会,商业排挤文化,说明一些该花的钱我们没有花。
有了既得利益就难改
北京晨报: 作为民俗专家,您为什么不早点提意见呢?
高巍:我们缺乏表达意见的机会。一些庙会当年还是有活力的,现在赚钱了,其改变的内部动力也就失去了。年年假冒伪劣,还是那么多游人去,人家为什么要改?
北京晨报: 是不是工商部门加强监管,会好一点?
高巍:这也不是根本办法,还是要靠政府投入,既然文化生活已成今天民生的重点,那么,理应用纳税人的钱来扶持,把它当成公益项目做,为大家营造出年味来。打个简单比方,春节是否放鞭炮,一些人认为这会加大污染,一些人觉得这能烘托气氛,大家争不出个结果来,如果公共部门组织大家集体燃放,或举办烟花表演,既控制了污染,又能让大家满足,岂不两全其美?这说明,在丰富公众文化生活方面,公共机构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民俗不应论新老
北京晨报: 庙会衰落,让人担忧传统民俗的未来。
高巍:没必要担忧,要相信民间的创造力,只要发挥出来,完全可以形成新的民俗,它更符合当下人们的需要。一味讲老传统,表面看原汁原味,却忽略了年轻人的需求,这是无法持续的。失掉传统不等于没有好的未来,不论怎样追溯,过去的东西也不可能再回来了,不如脚踏实地建设好新民俗。
北京晨报:大家怀念老的,也许是因为新的总也建设不起来,或者建设出来不够好。
高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新的建设不起来?因为只要有点空间,必然就有人把着,民间的创造力发挥不出来,只能走老套子,只能重复僵化的东西。今天我们鼓励社会建设,可在一些基层,却被理解成应急方案,不是鼓励人们积极参与,而是防备你捅娄子,这个心态不改变,新民俗很难扎根。
参与是民俗的生命线
北京晨报: 我今年看了一些村民庙会,虽然很简单,可许多老北京传统节目在城里的庙会里却没有,这是为什么?
高巍:因为有的庙会组织者更喜欢外地花会。外地一档会来了,演完就走,给五千人家肯返两千回扣,而且没人知道,本地人就不行,容易走漏风声。如今一些庙会只请外地的会,且越远的地方越好,都是只请一年,不找熟脸,北京本地花会反而进不去北京的庙会,好节目只有到村民庙会来演。
北京晨报: 苇沟庙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节目过去也看过,可都是在舞台上表演,觉得与己无关,所以也不担心演员的安危,演得再好,也觉得是应该的,没有在广场上参与感强。
高巍:其实这就是民俗的魅力所在,如果你再能下场跑两圈旱船,感受就更不一样了,明年你更盼着参加庙会,传统花会的参与者本来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大家都当成是自己的事,这个吸引力无法用语言描绘。就像听演唱会,明星唱得再好,重复几遍你就烦了,可你自己卡拉OK,多少遍你都不烦,让大家充分参与进来,民俗才有活力。
艺术家与领导在拔高民俗
北京晨报: 也许,领导们也站在观众里喊喊好,就知道如何办好庙会,如何扶持民俗了?
高巍:是这样,我们的艺术家与领导有一种误会,总想拔高、升华民俗,觉得这玩意儿太土,想赋予它更高雅的内涵,以教化群众。很多民歌被收集起来,改了词,果然又纯洁又崇高,可老百姓就是不爱唱。总坐在桌子边看民俗,和站在人堆中看民俗,感觉完全不同。长此以往,他们就越来越理解不了老百姓们的想法。
古代要求县官“观民风”,其实很聪明。当时行政能力差,县官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先了解地方风俗,因势利导,不像现在钱多了,什么都想用钱砸,可靠几个保安就能管理好社会吗?我认为,让大家都去发展自己的喜好,才能安定祥和。
北京晨报: 韩国鸟叔其实也是民间粗鄙的东西,可人家就敢往外拿。
高巍:就是。我们出个赵本山,却动辄得咎,赵本山说他只敢讽刺乡长,到县长就不敢了,这样创造力怎么发挥出来?文化要繁荣,关键在开明,不要担心民间文化的粗鄙,生活本来就不那么纯,太纯了,也就活不下去了。
现代人要向民俗学智慧
北京晨报: 20年前,今天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如今却这么纠结?
高巍:因为经济多元化了,要求管理也多元化,这就像车的两个轮子,一个跑太快,另一个必须要跟上,如果总滞后,就很危险。最危险的局面是,大家都不想努力了,觉得谁也没招,走到哪儿算哪儿。我觉得,还是理论层面不突破,实践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推不动的情况。
北京晨报: 面对这样的困境,该怎么解决呢?
高巍:我搞了这么多年民俗,越来越觉得现代人应从中学习前人的智慧。古人最善于把价值的东西融入到生活的实际需要中,比如春节的年夜饭,它建立在人们的美食需求之上,却嫁接上亲情沟通、慎终追远的价值,这就比人为制造出一个对立面要好得多。今天我们与其从外部找智慧,不如更多从传统中寻找灵感。
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一切从实践出发,不要再争论应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了,坐在那里抱怨年味淡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争了那么多年如何保护四合院,瑞典人却用四合院“中轴贯穿、两边对称”的理念建了一个小区,从而将四合院的灵魂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了下来,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高巍: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民俗学专家。(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