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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春秋》为史书之名一样。春秋本是一年四季中的两个季节名称，或谓商周时期一年只分春秋二季，后来才增加冬夏而有四季。当时人们就用“春秋”指一年，历史是一年一年地记载的，所以引申为历史。周人、鲁人用“春秋”作为史书之名，反映了周鲁之人的聪明才智。楚人用“梼杌”作史书之名，则由楚人的特殊情况而定。“梼杌”可以反映树木生长的历史。横断后的树桩子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轮，一轮或为一年，有多少轮则表明树木生长了多少年。引申为历史，真是太恰当了。 江淹在《游黄檗山》诗中写道：“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诗人正是从“残杌”上看到了千代之木。我们不得不十分佩服楚人的聪明。用“梼杌”为楚史之名，不仅在于它内涵的准确性，还在它充分地体现了楚的民族特征。“楚”字从木，是族名，也是国名。楚从林中建国，故楚人对林木的认识，较他人更深刻，感情较他人更浓烈。春秋时期，百国史书皆用“春秋”命名，而楚人却别有见地地以“梼杌”来为自己的史书命名，其个性特色当令人拍案叫绝！明白了“梼杌”引申为年轮之义，而楚史《梼杌》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也就不难理解了，它同鲁之《春秋》、晋之《乘》一样，只能是一部编年记事的通史。楚国有筚路蓝缕的岁月，也有问鼎周室的辉煌。楚史有书写不尽的自豪和骄傲，怎么会别出心裁地单记“嚣凶之恶”呢？一部国史专记丑恶之事，令人难以理喻。那些所谓凶人、凶兽诸论，当是受北方诸侯仇视楚人心理影响所致。

张正明教授在《楚史》中指出：“假如见到‘芈’字就说楚人以羊为图腾，见到‘熊’字就说楚人以熊为图腾，那就错了。在金文里，‘芈’作‘你’，‘熊’作‘酓’。楚君以酓为氏，应与缩酒有关，是以职为氏。”“文献以‘熊’代‘酓’，一则是由于这两个字读音相近，二则出于北方诸侯对楚人曾以禽兽视之的心理。战国时代秦楚交恶，秦人所作的《诅楚文》称楚君之氏不用‘酓’字而用‘熊’字，就是视同禽兽的证据。”⒁殃及楚史，也就不奇怪了。张先生的考证为我们解了“梼杌”凶神恶兽之谜，也为《梼杌》的正名提供了依据。所有骂楚的言论，可以说皆由“熊”字面来。由“熊”及鮌，鲧化黄熊，是谓兽；由鲧，及颛顼不屑子顽，是为凶人；由顽及断木不析，是为恶木。如此这般，楚史蒙尘，二千五百年以至今日。

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楚史《梼杌》之“梼杌”就是伐木留下的树桩。因其上有树木生长的年轮，树木一年一年地生长，正如历史一年一年地记载，故可引申为历史书的名称。


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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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2006-11-01 11:25:01 来源：汉江传媒网

　　《孟子-离娄》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⑴孟子在这段话中提及春秋时期三个国家史书的名称：鲁国的史书为《春秋》，楚国的史书为《梼杌》，晋国的史书为《乘》。对《春秋》和《乘》的命名，厉来无异义。“鲁以编年举四时为记事之名，故以因名春秋也。” “晋国所记，言之则谓之乘，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因名为乘也。”⑵《孟子注疏》中的这些解说，未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独对楚之“梼杌”，则异见纷呈。《注疏》说：“自楚国所记而言，则谓之梼杌，以其所载以记嚣凶之恶，故以因名为梼杌也。”⑶显然，这种解释与孟子所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相违背。奇怪的是，人们对此反而没有疑议，却对“嚣凶之恶”生发出五花八门的解说。

　　“梼杌”究竟为何物，论者众说纷纭，莫终一是。有说是凶兽的，如东方朔在《神异经-西荒经》中所描述：“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扰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狠，一名难训。”⑷有说是凶人的，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浑纯、穷奇、梼杌、饕餮四凶。梼杌乃颛顼的不才子，不可教训。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天下之民为之梼杌。⑸有说是凶木的，如王筠在《说文解字句读》中释曰：“梼杌，恶木也，主于记恶以为戒也。”⑹有说“梼杌”就是夏鲧的，如薛安勤在《国语译注》中注云：“梼杌即鮌，也写作‘鲧’，传说是远古时代部落首领，神化后变为黄熊。⑺”有说“梼杌”是形容无知之貌的，如杜预在《左传》注中即言：“嚣凶无畴匹之貌也。”⑻贾逵亦取此说。还有说“梼杌”就是鳄鱼的，如唐善纯在《释“梼杌”》一文中说：“‘梼杌’正是苗语鳄鱼的意思。”“梼杌”源于苗语，即是鳄鱼，是楚人的图腾。⑼”类似说法尚可举出数端，限于文幅，兹不赘录。一言以蔽之，用上述诸说诠释楚史何以名《梼杌》，都是牵强的、站不住脚的。

　　孟子在说那段话的时候，当读过晋、楚、鲁三国的史书。否则，是不可能做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结论的。孟子所说的“一也”，当是指这三国历史书的形式特点、内容结构是一致的。鲁国的《春秋》经孔子修订后流传至今，且有传者三家，谓之“春秋三传”。其基本状况，一目了然，无须多言。晋国的《乘》，早已亡佚。但其所记为田赋乘马之事，也不难理解。据《司马法》所言：“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⑽由此可见，田赋乘马之事，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事。与孟子“事则齐桓晋文”无悖。另据《左传》记载，晋在城濮战时，仅有战车三百乘。而到昭公十三年，经过约一百年的努力，竟拥有甲车四千乘。⑾这大概就是晋人以“乘”作为史书书名的原因吧？楚国的史书所记绝不可能是“嚣凶之恶”，前文列举的那些说法，与孟子所言不相合拍，于理不通。
　　

　　“梼杌”二字从木，它一定还有与木有关的本义在。《说文解字》：“梼，断木也，从木，寿声”。而“杌”字，《说文》未收。但收有“兀”字，解为“下基也”。《汉语大字典》“杌”下有一个义项非常明晰：“砍树剩余的桩子”。“梼”和“杌”放在一起，“梼杌”的词义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可是，某些文字学家却反而把它理解得复杂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梼”云：“谓断木之干，头可憎者。”“断木”是，而“　头可憎”则为“添足”。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说：“惟梼杌皆从木，纵破为析，横断为梼杌。断而未折其头则名顽。是梼杌则顽之名，因其顽，假断木之名，以名之为梼杌，亦戒恶之意也。”⑿“横断为梼杌”甚是，余则皆为不着边际之发挥。此正应了一句名言：超越真理一步便是荒谬。“梼杌”的本义非常简明，就是树木横断之后剩下的桩子。
　　楚人为什么要用“梼杌”命名史书呢？正如《春秋》为史书之名一样。春秋本是一年四季中的两个季节名称，或谓商周时期一年只分春秋二季，后来才增加冬夏而有四季。当时人们就用“春秋”指一年，历史是一年一年地记载的，所以引申为历史。周人、鲁人用“春秋”作为史书之名，反映了周鲁之人的聪明才智。楚人用“梼杌”作史书之名，则由楚人的特殊情况而定。“梼杌”可以反映树木生长的历史。横断后的树桩子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轮，一轮或为一年，有多少轮则表明树木生长了多少年。引申为历史，真是太恰当了。江淹在《游黄檗山》诗中写道：“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⒀诗人正是从“残杌”上看到了千代之木。我们不得不十分佩服楚人的聪明。用“梼杌”为楚史之名，不仅在于它内涵的准确性，还在它充分地体现了楚的民族特征。“楚”字从木，是族名，也是国名。楚从林中建国，故楚人对林木的认识，较他人更深刻，感情较他人更浓烈。春秋时期，百国史书皆用“春秋”命名，而楚人却别有见地地以“梼杌”来为自己的史书命名，其个性特色当令人拍案叫绝！

　　明白了“梼杌”引申为年轮之义，而楚史《梼杌》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也就不难理解了，它同鲁之《春秋》、晋之《乘》一样，只能是一部编年记事的通史。楚国有筚路蓝缕的岁月，也有问鼎周室的辉煌。楚史有书写不尽的自豪和骄傲，怎么会别出心裁地单记“嚣凶之恶”呢？一部国史专记丑恶之事，令人难以理喻。那些所谓凶人、凶兽诸论，当是受北方诸侯仇视楚人心理影响所致。张正明教授在《楚史》中指出：“假如见到‘芈’字就说楚人以羊为图腾，见到‘熊’字就说楚人以熊为图腾，那就错了。在金文里，‘芈 ’作‘妳’，‘熊’作‘酓’。楚君以酓为氏，应与缩酒有关，是以职为氏。”“文献以‘熊’代‘酓 ’，一则是由于这两个字读音相近，二则出于北方诸侯对楚人曾以禽兽视之的心理。战国时代秦楚交恶，秦人所作的《诅楚文》称楚君之氏不用‘酓’字而用‘熊’字，就是视同禽兽的证据。”⒁殃及楚史，也就不奇怪了。张先生的考证为我们解了“梼杌”凶神恶兽之谜，也为《梼杌》的正名提供了依据。所有骂楚的言论，可以说皆由“熊”字面来。由“熊”及鮌，鲧化黄熊，是谓兽；由鲧，及颛顼不屑子顽，是为凶人；由顽及断木不析，是为恶木。如此这般，楚史蒙尘，二千五百年以至今日。

　　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楚史《梼杌》之“梼杌”就是伐木留下的树桩。因其上有树木生长的年轮，树木一年一年地生长，正如历史一年一年地记载，故可引申为历史书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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梼杌，拼音táowù。
1，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
2，传说为远古“四凶”之一，是鲧死后的怨气所化。
3，泛指恶人。
4，楚史书名。
5，梼杌是北方天帝颛顼的儿子，它还有名字叫做傲狠，难训，由这几个名字里，也可大略推知它的作为了。和穷奇一样，梼杌后来也成了四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