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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有光地生活:学界送别青年学子张晖

有声有光地生活:学界送别青年学子张晖

原题:有声有光地生活
作者:施爱东
来源:经济日报 2013年3月23日


  日出日落,一张一弛,生活本来就该是有声有光的

  学术研究最需要清静,有时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快递突然将你拽离了思路的轨道,等你想要回去的时候,飘浮的思绪就像鬼打墙一样,半天都降不回原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无不偏爱熬夜,只有在那样一片无风无浪的寂静中,你的时间才是属于思想的时间,纯粹的时间。

  我的母亲来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她不能理解我对于纯粹时间的要求,总是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干扰我熬夜。她会在我好不容易渐入佳境的时候突然闯入我的书房,“你刚才洗澡换衫了么?”我很无奈地告诉她,我需要安静,夜里是我的工作时间,没事不要进我房间。后来她就改了,我熬了半宿睡得正香,一大早她就嘭嘭嘭来敲我门,“你昨晚洗澡换衫了么?”

  我很生气,她也很生气。她生气的理由很简单:“你日夜颠倒黑白不分,我养你这么大,不是养你来熬夜的。”我们母子俩为此吵了不知多少次,直到她认为我的熬夜恶习已有改观,这才放心离京。

  近读张晖《无声无光集》,于其自序中的一段话心有戚戚焉:“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慈寿寺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想必这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学术境界。但得学心纯净,无论嘈杂的市声还是闪烁的霓虹,无论黑的夜还是白的昼,都可以化作无声无光的世界,任你思绪驰骋。理想与生活就在这种古与今、声或光、有和无之间奇妙地交织着。难怪吴小如先生称赞张晖是当今少有的“能耐得住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青年学者”。

  张晖是中国社科院著名的“拼命三郎”,勤奋好学,著述宏富,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同事许继起说,张晖几次早上6点来钟就给他打电话,许抱怨太早,张却笑说,“早吗?我都工作了1个多小时了。”

  张晖年轻,长得牛高马大,虽然貌似谦恭,实则志存高远,常常勉励自己“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正是这种留声留光的坚强信念,支撑着他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过去的张晖,常常被人视作学习的榜样,那是因为他的勤勉和成就。如今的张晖,也许更应该被学术领域的“拼命三郎”们引以为戒。过度的透支,没日没夜的思与想,无休无止地读与写,终于耗尽了他年轻的生命。父母年迈,妻弱子幼,尚有百万房贷,痛何如哉!

  又是一个寂静的深夜,想念张晖,油然而生悲酸之情,禁不住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拨打父母电话,刚一接通,又后悔放下。不一会,母亲就将电话拔回来,“刚才是你电话吗?”“是。”“什么事?”“没事。”“怎么还不睡?”“马上就睡。”

  第二天一早,母亲又来电话了,“你昨日夜里几点睡的?”“打完电话就睡了。”我不敢告诉母亲,其实我躺在床上一夜没能睡着。虽然没能睡着,但我真的努力在按时作息。日出日落,一张一弛,生活本来就该是有声有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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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送别早逝张晖

2013年03月20日 星期三 新京报

      
追悼会现场悲伤的亲友。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张晖生前系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同事感慨青年学者物质与晋升压力大


  昨日上午10时,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36岁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张晖生前师朋好友们与他作别。张晖的年老双亲,晚年失独(张晖是独生子),在一群表情沉痛的送别人群中,哭声尤其撕心裂肺。他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时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特意从香港赶来告别,一直安静地,目送人群的来来往往。仪式结束后,他又站立在焚烧炉边,看各种物品、花圈被一一焚烧。

  一颗学术界新星的早逝,引发师友们无限感伤和追忆,也引发对青年学者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的吐槽和感慨。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无声无光,一语成谶

  3月12日,周二,张晖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上班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牙龈出血,低烧,于是请了假早早回去休息。周四,因为眼睛疼痛,他去医院看眼科,大夫说他眼底已经充血,而抽血化验时,他的血也开始往外直涌,于是让他赶紧转院。而当转到北大人民医院时,他已经昏迷。

  3月15日下午4点,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他作别人世,年仅36岁。他的新作《无声无光集》刚刚出版,一语成谶。

  师友追忆:不是一个书斋式学者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严志雄是张晖攻读博士后期间的指导老师,在他的印象里,张晖总是“一直微笑,是个非常温柔敦厚的读书人”,而且学术背景汲取了华人地区的精粹。张晖先是在国内师从南京大学张宏生老师攻读本硕,后师从香港科技大学陈国球老师,之后又前往台湾“中研院”攻读博士后。严志雄说,张晖所凝聚的不同体系已经具备了做大学问的基础。

  据张晖的生前好友,南京大学副教授卞东波介绍,张晖是当年南京大学文史哲强化班第一批学生,大三时,就写出了《龙榆生先生年谱》一文。当张晖把论文寄给历史学家吴小如后,吴先生表示:“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

  张晖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说,张晖初到香港时,曾因为两地学风差异,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和调整。他爱逛书店,泡图书馆,而且对学问有着整体性的掌控。他觉得张晖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个熟悉课题的专家型学者,而是一个大学问家。张晖曾多次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学问能否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陈国球认为,在古代文学专业做学问是很容易成为书斋式学者的,但张晖显然不是。他很像一些西方的学者,把生命和生活经验相联系,和他完全投入的学术相连接。这次来参加告别式,他也收到哈佛大学王德威和台大等很多知名教授的邮件,希望表达慰问之意。王德威在信件中说,他和张晖有过一面之交,张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他经常会引用到张晖所著写的《诗史》,所以张晖的早逝让他非常难过。

  ■ 同事吐槽

  张晖去世后,同事在医院哭成一片,很多人对他的早逝进行了追问和思考,并觉得他的死亡是一个缩影,他生前的压力同样是一个群体的压力的体现。

  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高建平谈及张晖,几近哽咽,他说尽管一个人的病情不能和他的压力完全挂钩,但是张晖的遭遇还是引起很多人的反省。他说,当下青年学者的物质压力非常大,在社科院,工资非常低薄,像张晖,2006年刚到单位时,才拿一千多块钱。加之出身农村,全凭一己之力在北京买房,两年前,他又成为父亲,房奴和孩奴的压力曾让张晖颇为焦灼。张晖的同事杨早,在微博上为张晖的家庭发起了募捐。

  而张晖的一个女同事则表示,张晖应该不仅仅有物质层面的压力,还有精神层面的肯定、荣誉,以及在学术体系晋升的困难让他焦灼。据高建平介绍,拘于指标的限制,尽管张晖学术成果卓异,但他的副研究员职称去年才得以解决。他的博士后指导老师严志雄称,张晖为了获得物质保障,曾劳心劳力去做额外的劳动,这让他很痛心,当下的体制应该为青年学人提供更好的安心做学问的环境。

  最后,一个同事更是复杂地说:“张晖一向遵守学术规范,只是这次,在活着这件事儿上,他违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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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有光的流星——悼张晖
◎蒋寅
2013/03/22 00: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编者按

  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晖因急性白血病辞世,年仅36岁。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写出令学术大家吴小如惊喜的著作,此后之路,一直不失“大家气象”。出身农家的他是独子,如今撇下了自己年仅两岁的独子,还有相知十余年的妻子和年迈的双亲,以及海内外学界的一连串的痛惜和惋叹。

  编者特集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蒋寅、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宗美、张晖老友维舟的文字刊出。为悼念,也不仅仅为悼念。



  张晖新著《无声无光集》自序说:“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今日想他,我一字一字地键入:“有声有光的流星”。

  以我个人的价值观,流星的光焰虽然短暂,也强似黯淡得几乎失去存在感的恒星。

  放眼今日学界,张晖可说是罕见的少年有成的学人。在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读本科时,即撰著《龙榆生年谱》行世,见称于前辈。后在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又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十年间出版独著四种,合著一种,编纂、整理文献六种,身后尚留有两部书稿《易代之悲:钱澄之的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短短十多年的学术青春,竟结出如此丰硕的果实,治学领域涉及清代词学、批评史、近代学术史和南明诗歌。我每读他的论著,都不能不深感后生可畏。

  是啊,以张晖的笃学、勤奋兼颖悟,大器岂待晚成?鹏翼初展,虽毛羽未丰,但抟扶摇而薄九万,已是指顾间的事,所内所外的前辈、同侪,也无不期以远大。然而万恶的病魔却猝然吞噬了他的生命。面对无声无息地冷却下去的身躯,我悲恸欲绝,难道夺去张晖生命的,仅仅是病魔么?

  在张晖弥留之际,我赶到监护室,夫人张霖呜咽着说:“蒋老师,张晖是你带他到文学所的,可他没实现你的期望。”我黯然无语,泪水夺眶而出。是的,是我将他引进文学所!

  想当初他来所里咨询我工作的事,人大文学院的聘用正等待着他。我极力劝说他来文学所工作,认为这里更有利于他的学术发展。他信任了我,面试以出色的表现赢得学术委员会的肯定,进入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但结果,随之而来的境遇,是文学所每个年轻学者都经历过的,薪水低,评职称难,各方面待遇差……张晖同样经受着多重压力,而最不思议的是,凭他这么卓异的学行,这么丰富的成果,居然博士毕业六年才晋升副研究员,而他从前的同学已将升任教授!

  几年来,张晖一直承受着经济和职称的双重压力,即便没有张霖的泣诉和同学的回忆,我也早由自己的经历感同身受。无奈之余,只能时常宽慰他,一如我宽慰其他年轻的同事。但我不能不自问,我将他引进这个自诩为“国家队”的科研机构,我能给他什么待遇?让他有什么良好的发展?要说国家队,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都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水平,不是足球队的水平。但我们有国乒的待遇吗?这个社会,可以养上成千上万的贪官、蠢材,却不能养几个有才华的学者!我无奈,我有语,也在每一个机会说了,但有谁听,有谁问?

  面对永远沉默的张晖,群起的恸哭,是物伤其类的痛惜,也是反躬自悼的悲哀。我,一个一日长乎尔的老同事,一个无能为力的室主任,拿什么回答你们?邻床的亲属低声议论:“真可怜,才三十几岁,写过几本书哩!”如果他们知道,这年轻人是承受着多大的压力,积劳成疾,用青春的血汗著成那几本文字,就更不知道会怎么想了。普通人也会有朴素的感觉,并不需要有文化才能理解。

  几天来,我眼前一直晃动着张晖的面容。因为张晖的硕士导师张宏生先生是我同级师兄,张晖尊我为师,但我却从来视他为畏友。他的研究计划和设想都同我谈过,新著出版也都送给我看。我常会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但他却已不能从我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了。悲夫!

  不久前,偶然闲谈,他说,写完《帝国的流亡》后,接着就写《帝国的风景》,下面再做什么还没想好,我顺口说:“可做《帝国的记忆》呀。那‘二之’先生,钱澄之王夫之,不是现成的材料么?”他喜形于色,连说好,好,写成个《帝国三书》,或叫《帝国三部曲》!那眉飞色舞的神情还历历在目,但“帝国”的风景与记忆已永远成为绝响。

  让我们在感叹生命之脆弱的同时,更仔细地审视自身及所属群体的命运。

  201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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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风义兼师友

◎维舟

  ◆(节选一)那时年少

  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

  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3来函)

  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样,龙氏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

  ◆(节选二)涉世之初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12来函)

  ◆(节选三)幽暗的光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

  他说,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注:节选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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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超卓的好编辑

◎何宗美

  张晖先生去世时间是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惊悉噩耗则是3月16日下午3时。古代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如此年轻有为、成就特殊的好同仁!《文学遗产》失去了一位如此德才超卓的好编辑!而笔者也失去了一位虽未曾晤面但神交已深的好朋友!呜呼!痛哉!

  与张晖先生最近的一次交往是2月14日,笔者因一篇拙文的投稿,很快收到他的回复和宝贵建议。再前是1月26日,他来信说春节后将惠赠近作《中国“诗史”传统》,并另有一事相托。有谁能想到,仅仅一两个月后,这位对学术如此虔敬、对朋友如此厚意的年轻才俊却已与我们阴阳两隔,西去不归?

  笔者与张晖先生的交往最初起于2011年夏。因明代文学一篇文章的审稿收到他的邮件,来信很客气,体现了《文学遗产》编辑极好的职业素养,其间也谈到拙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并过问到笔者近来的研究课题。为此,我们有了第一次合作,笔者寄去《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一书,以答其近来做何课题之问。书到后,他回复说:“正欲购买,忽从天降,喜不自禁。我正研究启崇至顺康间诗,大著当有特别的帮助也。”到11月份又因明代文学另一文审稿,我们有了进一步交往和交流。到了2012年,再因拙文《茶陵派非“派”试论》发表,数次往返联系,文中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在我的心目中,他留给我几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嗜书,好学,敬业;学养好,人品好,职业素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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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光片羽忆张晖


  逝者张晖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3月15日下午4时26分,杰出青年学者张晖因患急性白血病,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辞世,年仅36岁。 他遽然离世的消息,让众多同辈学人唏嘘垂泪。

  张晖爱读书,好古典文学,高一下半学期始沉迷《红楼梦》,开始研读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书评人维舟和张晖相识已有21年,1992年他们考入同一所高中,且前后桌,两人常一起贪婪地阅读课外书籍。那时的语文老师觉得张晖“有点奇怪”,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交来的周记有时像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到了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同学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高三时,维舟偶尔得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即便在高考前夕,他们都没有停止填词。而这,也是张晖对龙榆生感兴趣的最初起源。

  进入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后,张晖读书愈发不可收拾。暑假回家两周,老同学约他出去玩牌消遣,张晖也只说自己忙。大二那年,他花四百大元买下龙榆生主编的一套《词学季刊》,然后在给维舟的信中,越来越多地让他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在厦大期间的文章资料,或又询问他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等等。1997年9月,张晖来函告知维舟:“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除了搜罗资料,张晖也去拜访龙榆生之子龙厦材和龙氏门生,后更是得到了龙氏后人全副相托。

  大三快结束时,张晖编撰的《龙榆生年谱》终于大致完工,寄给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与他多次通信的吴先生这才知道,原来这只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吴小如对这部年谱的评价,让许多人知道了张晖的名字。2001年5月,《龙榆生先生年谱》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全书23万字,这是张晖学术研究的开端。

  张晖在南京大学继续攻读完硕士后,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念博士,200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08年成为台湾“中央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

  近两年,张晖学术之路走得愈发稳健,学术成果尤其多。用同事张剑的话说:“张晖正处于学术的爆发期和成熟期,且格局、视野与时人迥然不同,上天哪怕再给他十年时间,相信他都会为学术界奉献出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除了诸多已问世的著作,同事和朋友在整理张晖的遗著时,发现他还有两部未刊稿《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和《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两部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忍寒庐学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以及两部尚未完成的遗稿。

  勤奋刻苦,纵心典籍,这是张晖给同事留下的最深印象。

  由于都对近代文学感兴趣,同事杨早和张晖会不时聊聊学术,只有在这个时候,张晖才会神采飞扬。杨早眼中的张晖性格内向,不喜打搅他人,更不爱八卦,平日里除了做学问,似乎就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去年底,中国社科院开年会,晚上大家出去泡温泉、唱歌、玩“杀人”游戏,而张晖却在屋里和另一位同事谈了4个小时的学术问题。

  大概前半年,张晖有过频繁的感冒、发烧,大家都以为只是小病;之前他也因眼底出血看过医生,但也以为只是用眼过度,多休息就好。细细回想起来,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后悔没有多长个心眼,没发现这半年来,张晖的话特别少,基本不怎么说自己的事,大家聚餐时也吃得不多。

  张晖一门心思做学问,可也逃不过生活的重压。按照副研究员的职称,社科院每月发的工资不过3千多元,张晖是家中独子,年迈的父母亦均无工作,北京房价高企,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前阵子,张晖父母从上海来北京,小房子住不下一家几口,张晖忙着换房搬家,中途还经历些许波折,甚是繁扰。家中孩子才两岁,常常得哄完孩子睡觉,他才能坐在书桌前开始自己的研究。或许,正是这种劳累、焦虑和压力压倒了他。主治医生说,急性白血病和过度劳累有着密切关联。

  “张晖之痛,是所有年轻学者的痛”,同事施爱东说。年轻学者,上有老,下有少,待遇低,压力大。按张晖的学术成果,若在普通高校,完全可评教授,然社科院每年的职称名额极为有限,从进社科院到成为副研究员,张晖花了6年时间。而职称不仅决定着工资,也对申报国家课题有影响,甚至高校请其上课都有困难……他的另一位同事则表示,张晖感受到的应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压力,这些影响还在其次,应是来自精神层面的肯定、荣誉获得之难,以及在整个学术体系晋升的困难让张晖焦灼不已。

  亲朋戚友至今仍然希望噩梦般的3月15日能被一只手抹去,希望抹去这一天,张晖就不会被病魔给带走。14日下午,张晖因皮下出血到北京市海淀医院就诊,验血报告出来后,医院建议他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时他还能自如活动,可到了傍晚,正在医院等待检验结果的张晖开始吐血、昏迷。第二天上午,杨早等同事赶到医院时,医生在会诊后已经放弃了治疗。

  英年早逝,遽归道山。中山大学教授吴承学刚看到张晖发来的拟参加今年10月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研讨会回执,论文题目是:《死亡的诗学:南明绝笔诗初探》。“这是他最后想写的文字!令人扼腕,令人感慨!这难道就是诗谶吗?痛哉!”

  3月的北京下起了雪,19日上午10时,张晖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为了这场告别的相聚,朋友们从各地赶来。

  他们怀念曾经的“老灰”,怀念他那“孩童般纯净的眼神,有声有色、有光有影的赤子之心”。在《中国“诗史”传统》一书的责编曾诚眼里,老灰读书写作像个老先生,饮食口味却“幼齿”得很,酷嗜甜品。在香港清水湾的陋室,老灰和同学、朋友一人一口冰皮月饼,老灰说:“好吃得快要哭了!”翻来覆去追思着老灰的老友,想到这里却是真的哭了,“布衣青衫、温良诙谐的形象宛在眼前”。他们念叨着老灰爱吃的这些往事,“常常是眼角噙泪嘴边却又笑了起来”。

  张晖走了,留下两岁的孩子、失独双亲、受到巨大打击的妻子,以及买房欠下的房贷和借款。眼下,大家想为他的家人做点事,为其幼子设立教育捐款,在张晖曾经求学的南京、香港、台湾三地以及北京,他的朋友和同事都忙碌了起来。(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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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

我所杰出青年学者张晖先生不幸辞世
(讣告)


        张晖,中国党员,杰出青年学者。19771114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于2013315日下午426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幸辞世,年仅36岁。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作品《施淑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忍寒庐学记》(三联书店,2013年)、《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未刊稿有《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文若春华,思如涌泉,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学人励学敦行的优秀品质;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本所全体同仁深感痛惜。

      张晖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319日上午10 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举行,敬请张晖生前友好届时前往送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3年3月16日





附·通知

①如有张晖生前友好,欲撰写纪念文字或发吊唁,请发至jianzhang@cass.org.cnzengch_ii@163.com

②张晖生前友好自发组织向张晖遗孤捐赠善款活动,海内外友好人士如有捐赠意向者,请下载附件。谢谢!

相关链接:

中国文学网·学者风采·张晖     http://www.literature.org.cn/Scholar.aspx?id=309

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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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一)

维舟
豆瓣 2013-03-18 11:34:44

  3月15日清早07:49,张晖夫人张霖从北京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她再难克制,哽咽着告诉我:张晖快不行了。她说,你也不用来了,北京这里好多朋友帮忙,Suda怀胎六月,一个人带小毛,你还是照顾好他们吧,我就是告诉你一声,你也别和她说,免动胎气。

  挂上电话我仍然脑中一片空白。我甚至连“节哀”都忘了说。到后阳台定了定神后,我和家里简短交代了下,往包里塞了两件衬衣先出门,在路上收到Suda发来的短信:能最快到北京的只有11:30的飞机。我从来没有感到高空航行如此煎熬,因为我害怕他就在自己没有信号的那两个半小时里,无声无息地走了。

  在一万米的高空,我遮住脸,任眼泪簌簌落下来。

  我认识张晖已有二十一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村孩子,在十五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

  他自幼早慧,按年岁他原应低我一届(11月生日),但那时羡慕大孩子能背书包上学,哭闹着也要去;因为姑夫是小学校长,才容他提前入学。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对他一直青眼有加,俞老师很有才情,不幸当年填错志愿,抱恨不已;语文老师金长庚擅长隶书,但他对书法也并无兴趣。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

  他对初中母校感情不深,原因是觉得自己受了不少冤屈——这一点和他爷爷、父亲相似,他们也性格刚直(日记1993.9.2,下引日记均为我本人日记)。他曾无故被从一等奖学金拉到二等。学校管理又极严,他有次参加直升生会议,仅迟到了一小会儿,便被校长骂得狗血淋头。入团也很迟,他们学校入团还要考试,他考得很好,却还是入不了,似乎是有人为了挫他的“傲气”,最后是在俞老师的极力争取下才取得的。

  如果有人在那时预言他将成为古典文学方面的优秀学者,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大会相信。事实上,在整个高中时期,他成绩最突出的倒是数学——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他以94分的成绩在数学这一科上列全班第一,高考时他数学127分,也高出另三科一截;张晖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峻、逻辑思考清晰的理科生,除了历史科优异外其它各科发展较均衡;不像我是个偏科的文科生。但入学半年后,在高一的寒假,他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寒假来后,我感觉他已变了——他变得无限热衷于文学。……他一天到晚地捧文学书、语文书,他总是询问关于古典诗词的东西。他和我变得沉默了,他把时间全用上去了。”(日记1993.5.6)

  他最初的兴趣点是古典诗词。那时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约三千首唐宋诗词的本子借给他,他过了两三个月后才还给我。这一兴趣经久不衰,之所以是诗词,乃因它极凝练,每个字都可以反复读,而那时要得到一本书并不易,虽然那时也勉力找到了《词学》、《唐宋词十七讲》、《灵溪词说》、《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来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当时我觉得,想理解诗词难易,最好自己也写写试试。然而我们这两个乡下少年既无人指点,又找不到相关书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实行:两人开始一字字复原平仄,试图照猫画虎,但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字数填够而已;因而他最初总是偷偷写,不给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尔弄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事实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关头,我们都没有停止填词——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词是7月1日,六天后就开始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对如何组织字词逐渐有了感受,慢慢写得像样了一点(因而更加“悔其少作”),这也是后来他对龙榆生兴趣的最初起源。

  与此同时,从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此时。要得到这些书不容易,因而两人经常去学校图书馆,不方便借的时候就抄书;同时从杂志上了解动态及应该阅读什么书目(主要是《文学遗产》和《古典文学知识》)。想看又看不到的书,就照着书后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地址写信过去,询问有无相应书籍——通常得到答复后即便没有库存,也会随寄一份邮购书目过来。这种办法最初可能源自我们的另一个共同兴趣:集火花,因为那时乡下尚未普及液化灶,还都使用火柴。我们都曾给大理、长沙的火柴厂写信,有时十块钱就能买到好几百张火花。到高二高三时,三不五时就会有他的邮包到(因为寄到乡下家里太不便,有时会在村里耽搁很久)。有一次他买了一本北京三联出的线装本《槐聚诗存》,薄薄一百来页定价32元,那时一本三百页的书通常也不超过10块钱,看到他咬牙买这样“骇人”高价的书,令全班都印象深刻;那时我就觉得他如果不为经济问题困扰,“日后当有所成”(日记1994.11.4)。

  因为得来不易,他非常爱书,起初把每本书都包上书皮——直至他的书多到再也包不过来为止。高二有次我去他家时借了本《沧桑艳》(丁传靖 注,陈生玺 笺释),那时我们对明清之际的乱世都很感兴趣,而此书中相关资料极多,我来不及抄,就用铅笔划在要点下,待回家后抄写。结果还书时他发现后一声不吭地拿橡皮使劲擦,某些地方我擅自更正书中印刷的错别字,他也埋怨我不该自以为是。到高三时,随着校图书室开架及周末去县图书馆越来越多,我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南明史的书,从司徒琳、顾诚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亚子编次的《南明史纲》,到《永历实录》、《先王实录校注》。其中最打动我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那段时间我们都贪婪地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的兴趣更为分散,尤其高二时看了一些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张承志和顾城)和外国文学;他则对此毫无兴趣,除填诗作词外,对文学创作也无兴致(高中时他并不以作文好著称,他并非文人才子形象,而一直是精确、思辨的学者气质),甚至对宋代以前的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的兴趣也不高,刚进大二时他来函说自己一直在考虑将来专业方向“现已决定学习唐以下文学:宋-->近代”,其根由在高中即已埋下。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曾对我说,她觉得张晖“有点奇怪”,他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他交上来的周记有时像是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事实上,班上不少同学或许也是这么看他的,到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尽人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前两者后来在他治学中隐而不显,但他从中却学到了很多方法论。

  到高二,我们俩的成绩都出现了一定波动,但并未就此“收心”。虽然都清楚这些对考试几乎毫无助益,但这种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难以压抑,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一个减压阀——在应对考试之外阅读这些课外书,并不是“增加”的负担,倒更像是换脑休息。从高二起,我们在假期里开始以文言文通信——他先起头,但最初也不无游戏意味。我们那时的语文老师水平不高(有次她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的是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这也使得我们只能依赖自学;由于完全没有参照,我们都以为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似乎本该如此,而内心深处又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水平。这使他高考前填报南京大学中文系时一直惴惴不安,他说自己如果侥幸入选后,大概属于中等偏下。

  尽管对自我评价严苛,但他评价他人倒是常常冷峻、公正而坦率。高二时一次辩论,我方输了,他则认为对方四辩“气质、风度、口才之类”都比我好(1993.11.23日记);另一次一个同学问他,我是否可能成为“大文豪”,他断然回答:“不大可能!”(1994.7.5日记)。在我沉迷于现代诗的时候,他告诫我“作文水平在上升,语文能力在下降”。我语文成绩虽不弱,但至迟到高三头上,他已取代我成为全班公认的古典文学方面最权威、准确的解释者。不必讳言,在那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我们之间既有相互督促、也有相互竞争,不过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未因学术之外的问题争吵过。

  因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讷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极易相处,而内心极为丰富,是所谓“热水瓶性格”。有次他穿了件灰色的风衣,同学看上去像“大灰狼”,他也哈哈笑,从此这(以及衍生而来的“老灰”)就变成了他的外号;另一次同学看香港电影时发现某个角色像他,回来戏称他“大圈仔”,他也笑纳——多年后在香港,电话里他还笑着说:“如今真成了大圈仔。”他喜欢真诚朴实的人,待人也如是。不时还有些冷幽默。高二时第一次去他家,从镇上下车后往东走了好一程还没到,我有点沉不住气,问:“你家房子什么样子的?”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右前方不远处一栋说:“就跟这栋差不多。”——事后很快发现那就是他家(1993.11.13日记)。又一次夜自修时,他问:“溜到外面去,老师要是查起来,有什么说法应付?”我随口说了几个,他笑说:“那好,我们出去吧。”两人便在小花园里土山的竹亭里聊到深夜(1993.9.2日记)。虽然身材高大,但其实常有孩子气的举动,坐在我后面时,课上还会用笔戳我后背或踢踢我椅子。又喜欢吃零食,生病了托我们带饭,单子上写的却常是杏仁、话梅、可乐之类。上大学后,他也常笑着说起南大的老师“可爱”、“不失赤子之心”,他之所以格外看重这些,大概由于他本人也正如此。

  和有些学校不同,崇明中学我们那届直到高三毕业都未分班,直到高考前四个月半才正式要求每个人确定选加科目(3+1),但即便确定之后,三门主课仍按原班级上课,只有加的这一门才另外上课。因而虽然平时竞争极其激烈,学业重负,但至少一些同学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那个黄梅雨季,高考的压力、前途未卜的迷茫、青春谢幕的感伤……这一切同时达到高潮,久久不散。

  那时我和他都是全年段九个班级400多人中选加历史的仅有四人之一。因此最后半年上历史课时,老师第一堂课先问:“我倒是要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历史?为了你们四人,害得我还要备课。”其中一个女生说,因为她觉得历史可能容易考一点,她另外三门更差——这可能也是实话,不过好像让张晖听了似乎有点生气,摇了摇头。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时他的理想是去出版社(尤其他心目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班主任觉得他考复旦历史系分到出版社应该没问题,但告诫他出版业不景气;他父母虽然向来开明,得知他想继续深造文史,其父也说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不过父亲考虑了一两天后仍尊重了他的愿望,认为“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家里的谅解让他歉疚,他是独子,清楚家境一般,自己这般“任性”的后果如何。辗转反侧之下,一度他竟曾想放弃去考政法科,不过他又说到南京后“不买书叫我怎么活”;甚至说如果有了后人,也一定还是让他学文史(1995.3.8日记)。不过奇怪的是,他从未动摇去南京的念头,即便他那时认为自己将在异乡相当独孤——结果,这个预言最终没落在他身上,倒是落在我头上。

  最终,他还是选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选了复旦中文系,原因之一是那一年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只招两人,我们都觉得恐怕不会这么巧刚好选中我俩。想好之后,他不再犹豫,他对父母心怀歉疚,但几乎把这看作了自己人生的宿命。2003年底,我到香港,他那时正在香港科大读博士,两人没有时间会面,就在电话里聊了三个小时。他说,到香港后令他感动的一点是:正因为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所以很多来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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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二)

维舟

豆瓣 2013-03-18 22:31:18

  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钟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最后那个夏天的狂欢之后,剩下的是无尽荒凉。临别时,我对他说:“真个‘如今俱是异乡人’了。”他也有些感伤,回了我句:“醒来知是梦,不胜悲。”这两句都出自那时读过的韦庄词,那个“梦”,既是谢幕的一段青春期,后来看,也是一个理想。

  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一旦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高中与大学教育脱节严重,而他则一直是在以读大学的方式读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觉地做好了准备——他甚至一直以为那是最基本的素养,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岛相见,他说,你信不信,南大读中文历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学前看过的课外书不超过十本;不知道“谭其骧”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别说“季龙师”这样的称呼了。他说,许多人对海内外学者十分生疏,“有一阵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谈文史及名家,他们几乎听傻了。”

  南大的同学都很好,大二寒假回来,他住我家,一整个晚上都在谈自己在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把他们挨个介绍,形容得个个可爱,一直讲到凌晨四五点,俨然把我看作是他们班的编外成员。他说很想带我认识他们每个人——我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些同学,竟是多年后在他的遗体之前。不过在古典文学的学术上,他当时颇有“独学无友”之感,在来信中说“有同学而无同志”(1997.9来函)。而我,那时经历重创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和自我怀疑之中,原先自己为之骄傲的东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为怪诞。他说,那时真该劝你也考南大——后来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实际录取了三个人,而另两个女生“高考分数都比你低”。他起初还只是试探性地问我“你以后还准备考研么?”既而说深知我家里不大会同意我放弃热门专业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劝我不如也像个新闻系的样子“活活泼泼”,但他随后几年仍是越来越不含蓄地鼓动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时对自己丧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贫,父母很难供养,最终还是决定先去工作养活自己。这一直是个使他失望的决定。

  大学回岛的假期里,我把自己家里的《清诗话》、《请诗选》、《灵溪词说》等都送给他,他说:“你留着吧,你也要看。”我说:“这些以后对你比对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觉到我有放弃的念头,但还是不断地给我寄书,有一次竟让张宏生先生题签了《江湖诗派研究》寄过来。

  进大学后他读书越发不可收拾。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有时吃饭都要叫他几遍才下来,甚至抬到他楼上书房去吃。老同学杨敏有时约他出来玩牌,他说正忙,杨敏啐道:“呸!看书还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弟本愚钝之人,欲成一二,须下苦功。唯身边无知己,极苦闷也”(1997.10来函),“本学期来,弟在孝萱先生指点下开始读史……弟独学无友,虽间有所得而欲告无人,每长叹息,哀你我之分处两地也。”(1997.3来函)

  从当时的迹象看,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3来函),而吴小如先生在答复他俞平伯的问题后,又介绍施蛰存先生给他认识。1997年夏他南来厦门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园路谒见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读唐五代北宋词做根基、又嘱他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因为1941-43年曾在长汀厦大执教数年,还嘱他到厦门后多拍些厦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吴小如教授函,复印黄君坦资料来寄,又有照片附来,老辈提携后进,真不遗余力”(1997.12来函)。

  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尤其是因他大二头上时,“多日前弟得龙榆生氏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四百圆方始买下”(1996.10来函)。给我的信中也越来越多提到各种要求:起初他对日本学者的方法感兴趣,要我帮忙统计白石词中色彩及音乐用语(因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词,日后用作笔名的“维舟试望故国”就出自白石词),之后渐渐要我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先生在厦门执教期间的文章资料、问我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1961-62年间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饾饤之业,聊遣时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详观细论。”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气颇坏,或雪或雨,被困高楼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3来函)这段时间,他假期回沪也会去拜访龙厦材及龙氏门人钱鸿瑛、徐培均等。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那时真是进入到龙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龙氏后人全副相托;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样,龙氏也自学成才、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当时有人著文说起龙氏只是“文化汉奸”,和我谈起时他说此论很“迂”,对当事人的处境实在体察太少。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尽管张宏生先生等都在为他征集材料,但“大批书无法借阅(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类),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1998.3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家父已辞职)……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贵”(1998.5来函)——他提到这一句,是因为高中时,我最喜欢的红楼梦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欢的却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为了买书他已很长时间节衣缩食,极感拮据。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汉学书店看到《藏园群书题跋》,标价28元,他取舍不决,便对我说:“来,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就买。”结果他输了,便沮丧地把书放回书架。那时原本早已约好1997年夏他们几个老同学来厦门游玩,在出发前三个月,他来信说海燕和杨敏早已打工筹措盘缠,他不能不来,“否则,将藉口钞票短缺,不拟南行。”那时海燕信上也说:“(晖)也在努力省钱,据他自称现在连书都舍不得买了(这一点我是比较怀疑的),估计到最后能省下两三百块钱,听他的口气似乎是绰绰有余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大概也就只能坐坐521次[慢车]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屿了。”最后能成行,也确实幸亏了杨敏早有准备、又慷慨解囊。

  那年夏天临南下前夕,不凑巧遇山洪爆发,福建出省惟一的鹰厦铁路严重塌方;他和两个女生一路换乘三种交通工具(先坐火车到上海,换轮船35小时到福州,宿一夜再坐7个半小时大巴到厦门),舟车劳顿,在三天后终于抵达厦门。在此之前,我大学同学听说他们百折不挠坐船也要南来,都说他们“简直是疯了”。见面后他说,他们南下,主要是想看看我在厦门过得怎么样,说得我一阵酸楚。那几天,四个人在厦门过得极愉快。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四处走走,在鼓浪屿上懒洋洋地,一个个竟在郑成功像(那时我们发现这尊雕像很像高中的班主任)下睡着了。黄厝海滨那时还根本没有游客,仿佛海天之间只有我们这几人在。他脱了鞋,起初穿着袜子在沙子上走,被杨敏嘲笑后脱了袜子,小心走到齐膝深的海水中,忽而兴奋得大叫一声,我们不明所以,都大笑起来。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厦门的草坪上第一次听到了张霖这个名字。他说她的诗写得真是好。这次南来,张霖叮嘱他带几朵厦门的凤凰花回去。临走那天,我们站在凳子上,把楼下最后两三朵残余的凤凰花剪下夹在本子里。不久,他在来函中越来越密集地提到张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给我看了张霖画的一幅“新儿女英雄传”,画着他们俩;画上的他捂着胸口,因为那时他有胃病。张霖对他无微不至,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是“年度最佳饲养员”,他慢慢胖起来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8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那时学校也有意留他修《全清词》。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12来函)

  那时我已毕业工作,在一家外资公司不辨晨昏地劳作,内心烦躁得几乎看不下任何书。我们平常的交谈渐渐地更多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关注,而非学术议题的讨论。到他研一快结束时,他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我过去太过拘束,信心也不够,现在我想凭自己的实力,无疑是同辈里的优秀人材,故要多争取机会,开拓自己”(2000.4来函),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关注近代的女诗人、女词人。他那时曾屡次在沪拜访张珍怀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蛰存先生早先嘱他关注乡邦文献,要他有机会校点《施淑仪集》;凑巧的是,龙榆生长子龙厦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诗人陈乃文(也是施淑仪女弟子)之女。他曾说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账房里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几代人,自然对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时代我们就曾注意到崇明岛在明清时代系属长三角一带相当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大三时他和我信上说起“吾乡文风不振,甚可悲也”。这份持久关注一直未变,直到去年夏天他还特地回岛,与县志办约定陆续推出“崇明文献丛刊”,初定第一批书目是王清穆、陈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这样的活吃力不讨好,通常没人做,交别人又不放心,你到时也认领几本吧。”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一次,在南京书市,听到旁边一人询问《钟嵘诗品研究》,很内行,让我心头一震,那本书只印了不到一千册,远不如《禅与诗学》畅销,可是张伯伟先生亲口说,在自己作品里他更重视前者。这样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够了。”

  他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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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张晖

朱衣点头的日记
2013-03-18 22:43:25

  
  2005年张晖在香港时旧影

  前些时日把不少自以为没有时间再读的书装入纸箱保存,《龙榆生年谱》即在其中,昨天有朋友告诉我张晖去世的消息,一时间只是恍惚而并不觉惊骇,然后打开纸箱取出这本《龙榆生年谱》,拿着书在屋子茫然站了许久,人琴俱亡之感才没顶袭来。

  我和张晖算不上有什么特别的交谊,差不多十年前,我们在一个网站上偶然相识,往来交流过各自对于买书读书的经历与感受,之后有一回竟然在香港巧遇,彼此面对面站着聊了很久,却也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多年苦学,他成为有名的学者,我只是他的一个读者,此外平时没有联系,然而死讯传来,我却时时感到一种犹如失去了老朋友般的痛心,拿起笔想写几句悼念的话,还未成行,就已落泪了。

  本来生死无常,死者又非亲非故,即使再有学问的年轻学者去世,大可如那些往日里默然无情,一旦人死就结队出现特表哀悼的签到者一样,说几句“一路走好”之类的话,但无论如何这种玲珑我学不会,另有些以为如张晖这样的学者本可多写几部著作惠及学林、叹息其前途无量然天不假年这样的言辞,在我看来也过于自私,一树之荫亦是缘分,交情无论深浅,也不必在意他们有没有著作流芳百世,凡是朋友的死都是至可哀痛的事。

  知堂《唁辞》有云:“我们哀悼死者,并不一定是在体察他灭亡之苦痛与悲哀,实在多是引动追怀,痛切地发生今昔存殁之感。”每个读书人的都有几个呕心沥血苦读写作的朋友,虽说来日方长,付出就会有收获,可世间事不全都是种豆一定得豆,他们大多未必能成为显赫的名流,即使成为大家,他们所创造的成就也终将会被超越,以学术为业本来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且让人伤感的,学人也往往是孤独和寂寞的,或亲或疏,在世的时候有多一点关怀关照,或茶酒畅谈、或结伴乐游、或相隔万里但时常写几句“不见如见”的话,我们现在或者能少一点悲痛,逝者或也能含笑九泉,这些明明都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我们怎么都错过了?!郁达夫悼念许地山的纪念文章最后有一句话:“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乌来得实际。”每念及此句,都有车过腹痛之感,现在张晖已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与张晖唯一的一次会面时恰巧水木乔纳森兄也在,我们一同照了一张合影,那几年大家常常在一个与书有关的网站版面上相聚交流,而这个版面后来由我主持,我拿出一本本子请他们写一本各自喜欢的书以作墨宝纪念,张晖留题的是《全唐诗》,署名为当时的网名。

      
    张晖(网名:长短句)2005年留字

  照片中的我们似乎都还是学生模样,尤以张晖最显年轻,转眼却已和他生死相隔,面对旧影和手迹,我终究不忍说出前人看似平定淡薄可事实如此的话——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

  张晖走好!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

  附“张晖讣告”及“张晖幼子教育捐款”方式

  张晖,中国党员,杰出青年学者。1977年11月14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于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幸辞世,年仅36岁。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作品《施淑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忍寒庐学记》(三联书店,2013年)、《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未刊稿有《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文若春华,思如涌泉,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学人励学敦行的优秀品质;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本所全体同仁深感痛惜。

  张晖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3月19日上午10 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举行,敬请张晖生前友好届时前往送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3年3月16日

  1. 捐款联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宁(13521815695)

  2.现金捐赠捐款方式

  接收时间:2013年3月19日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八宝山梅厅告别室

  接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丽

  接收方式:捐赠人与接收负责人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3.汇款捐款方式(注:“张晖之子教育捐款”联络组现已撤消,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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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青年学者张晖的“声与光”

和讯网 2013年03月24日05:58 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张楠

  3月15日,青年学者张晖因急性白血病英年早逝,在微博上不断引发同道追念。对于年轻人而言,张晖留给我们的,绝不仅是关注青年学子的养生话题,还有有关青年一代的精神困境。在安心于孩子房子票子的平凡生活里,甘坐“冷板凳”的张晖,点亮了我们那些曾经闪闪发亮的青春理想。

  对于校友张晖,留给我的印象只是那本他大三就完成的《龙榆生年谱》,那成了老师们用来勉励一代代中文学子的标杆性作品。近来在微博上浏览各类悼念文章,希望走近这位青年学人,从他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如今很多学生还身在象牙塔,操心的问题就已经是将来的就业,找男女朋友结婚的问题,这固然是人之常情。只是,令大家饱受困扰的精神难题之中,已经没有了追寻学问和真知的一席之地,研究治学的热忱和赤子之心不知所踪。所以,当默默坚持的张晖如闪亮的流星划过天空,以如此令人伤痛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实在是引人感伤。

  好友的怀念文字,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执着于一念的张晖。其实,“老灰”并非不解风情的理科生。TVB明星陈豪风靡的时候,大家觉得他跟张晖很像,“老灰”于是特意下了《 溏心风暴》去研究陈豪。恋爱后与张霖伉俪情深出没于校园,还被笑称为“皮皮鲁和鲁西西”。除了醉心学术,淘书读书,苦口婆心提醒中文的学妹们“要有点精神追求”。老灰还爱美食,口头禅是“好吃得快要哭了”。有人感叹说,求学多年,我一本书也没有写出来,他竟然出了好几本专著。想象张晖是不是把别人用来生活的时间都付诸学术,才会透支健康,如此看来,我们大概是误会他了。

  被熟人们称为“老灰”的张晖,并不是衣着光鲜、姿态风流的文学男青年,他以理科生的严谨风骨探索文字世界的玄妙。据其中学同学说,高考前四个月确定选加科目,全年级学生中只有四个人选修了历史。于是老师第一堂课发问,“为了你们四个人,害得我还要备课,我倒是要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历史?”一个女生回答,因为历史可能容易考一些。这个答案让张晖有些生气,摇了摇头。

  在这个越来越务实的现实社会中,人们追求和关注的知识越来越集中于“这对于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准有没有帮助”?学这个专业能不能找到好工作?选修这门课对将来就业有没有帮助?如今大学生们热衷于大一就开始实习,为的就是尽早融入社会,所谓学以致用,这个“用”也落实得日益具体。“无用之用”早就被不少人弃之不用。“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做学问呢?”这个问题也曾困扰张晖,后来在《无声无光集》中,他给出了答案,“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所谓“无声无光”,就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伪”国学大师常遭质疑,真正的饱学之士却渐渐成为稀缺动物?“百家讲坛”式热门节目逐渐烟消云散,国学对于普通百姓的精神提升却令人嗤之以鼻?带孩子还房贷赚钱都忙不过来,还有空弄那些?中科院为张晖这样的青年学者提供的物质条件也有限,孩子才两岁,妻子要还房贷,张晖身后的窘境,令同事好友心怀不忍,于是为他发起教育捐款。总而言之,潜心向学是要有甘心受穷、置名利为身外物的勇气的。张晖对此也曾有认识,“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之处,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张晖的辞世令人扼腕,更让人反省内心的荒芜,就像有张晖的好友所说,“现在,唯一可能成为大师的师兄走了,文科强化班也已解散,而我也在传媒江湖里,忘了出发的起点。”尽管身处不同的环境,天才式人物张晖的执着令人敬畏,毕竟精神上的执着与追求,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此我们才能获得无止境的物质 追求无法替代的尊严和满足。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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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老灰

冬冬

深圳晚报 2013年03月24日



最早在网上看到的消息,3月15日傍晚。心急慌忙打电话给张晖的朋友维舟,他已经在北京。翻出另一个手机,发现没了信号,重启一下,收到了维舟之前发来的消息:“张晖半小时前辞世了。急性白血病。”

和张晖认识十年,网上结识,并没有见过几次面。去年夏天因为出版一本书,为终于能和他合作而欣喜,谁料竟是这样的结局。

追悼会上,绕着遗体走一圈,他的容貌和平日无异,高大结实,静静躺在那里。与家属握手时,他太太说:“那本书基本已经弄完了。”一瞬间我的眼泪止不住,心中满是愧疚,想的是:如果没有这个项目,他是不是能轻松些,多一点休息?

这本书与他的工作无关,是他的故乡崇明的一本乡贤诗文集。虽然只负责点校,却一直关心着出版,时常会打电话来问问进展。他说,施蛰存先生曾嘱咐过,要多注意乡邦文献的整理。

最后一封邮件,是3月12日,问他合同收到没有。他回答说,“今天大雨,周五快递给你吧”。然而再也收不到了。

老灰,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称呼他,虽然一直不知道何以有这样一个外号。我比他小五岁,究竟怎么认识,已想不起来,当年仗着年纪小,跟着大家“老灰”、“老灰”的喊,他也不介意。去年有工作联系,学了些习气,喊他“张晖老师”,他说,“作为老朋友,你喊我,我浑身不自在”。

他是有赤子之心的人,即使对待普通朋友,也那样宽厚、认真、尽责,这一切,全无矫饰,纯出本心。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倒不是学问,而是2004年在香港见面时,他笑着说自己很爱看TVB电视剧,“什么都看”。说科大就在TVB影视基地旁,常能看到演员来吃饭。我们一起在香港弯弯曲曲的小路散步逛书店,看到一个人,好像是个TVB龙套,还讨论了一阵,“是不是呢?是不是呢?”

去年8月,一起坐车从崇明回来,他兴奋地谈起自己要写的书,“三部曲”、“帝国的流亡”,宏大的构建。上海夏末的蓝天下,他的两眼闪闪发亮,虽然对他的研究半点不懂,我却也为这美丽图景感染了,兴奋地期待着鸿篇巨制。不久,冬天,收到了他的《中国“诗史”传统》,是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勒口上认真地划去了生平介绍中的“1976”,用墨水笔改成“1977”。

也是去年8月,他感叹终于可以缓一缓做学问了。老灰一直是那么忙。他曾说,最忙的一次,一个月都没在家住过,下了火车回家拿件衣服又匆匆出门。似乎是调研,全国各地跑,但何以研究古典文学的也需要调研呢?他不喝酒,我问他,去内地调研时与政府人员吃饭,怎么躲过去?“我说我是上海人,他们就懂了。”理直气壮的幽默。

2006年我们都刚毕业工作,我去北京出差,和他喝了个茶。他笑着说自己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转正能加500,可是财务迟迟没给他加上,于是一次次跑行政。我们是在性质相近的单位工作,都有差不多的苦水,但他说起来总是轻描淡写,或者笑笑,并没有一种常见的牢骚满腹怪腔怪调样。去年见面时,似乎单位进行了改革,一切都在好起来,工资、资历、房子、孩子……

坐公交车过崇启大桥,他突然轻声说:“崇明是个岛,小时候看出去,四周都是江水,觉得很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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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走了,留下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深圳晚报 2013年03月24日

张晖,青年学者。1977年11月14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

3月15日下午,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青年学者张晖作别人世,年仅36岁。他的新作《无声无光集》刚刚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他甚至未来得及将样书送给师友,便“带走了有声有光的人与文,只留下无声无光的夜与昼”(绿茶语)。

张晖的师友们在微博上悼念张晖,痛惜他的离去,而更多人是通过这些悼念的文字,认识了一位卓越的青年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特别成立了“张贞观教育捐款”联络组(张贞观今年2岁,张晖之子),知名学者杨早、布衣书局的老板胡同等人,也先后在微博发起为张晖的幼子募捐、义卖的活动。认识张晖的、不认识张晖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他表达敬意。

一位青年学者的离去,为何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怀念?为何学术研究的“朝圣者”,却常常面临坐冷板凳、寂寞无人问的境况?青年学者的生存困境让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他的工作计划,排到了2015年

《无声无光集》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所推出“六合丛书”中的一本,该书的责任编辑周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去年6月,一位媒体朋友将张晖的文章推荐过来,周运与“六合丛书”的两位主编吕大年、高峰枫一看文章,就觉得“没话说”,张晖深厚的学术素养、生动的文笔,有一种打通了的感觉,于是立刻将其列入“六合丛书”。

周运与张晖到正式见面时已是7月初,在国家图书馆对面的一个餐馆,张晖虽身体单薄,但并不会让人觉得身体欠佳,他说话不急不缓,十分儒雅,充满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张晖对周运说,社科院文学所有40万种线装书,这下他可找到宝藏了。张晖的学术方向是南明史,走的是陈寅恪“以诗正史”的路子,这和他从高中阶段便酷爱陈寅恪有关。南明史这个学术领域难度很大,对一手文献的阅读要求很高,一般的学者是无法进行研究的。

做古典文学研究很容易成为书斋式的学者,让周运印象最深的是,张晖的视野非常广阔,古今、中外无不涉猎,学术方向感也特别好,英语也非常棒。张晖说,他2013年的最大心愿,就是编完300万字的《龙榆生全集》(张晖大三时就曾写出《龙榆生先生年谱》)。当时,他正不停地跑全国各大图书馆,核对龙榆生的手稿。张晖说,等编完这套全集,自己还要为中华书局编一个杂志,为江苏古籍出版社编一套三部曲,等把这些做完了,他还想翻译《西方诗学》。把工作计划排到2015年的张晖,绝对是一个吓人的工作状态。

不求叮铃作响,只求无声无光

3月19日的追悼会上,有300多师朋好友前来与张晖作别,这其中有很多与张晖只有一面之缘。最让人心痛的是,张晖年仅2岁的幼子,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本能地哭闹。

周运对记者说,像张晖这样的青年学者实在太少了,三十几岁就取得了这么高的造诣,若待时日,必有大成。但这样一个充满学术理想的青年学者,却得常常面对生存的困境。周运说,据他了解,张晖和妻子是同班同学,结婚其实挺早的。但在社科院,工资非常低薄,加之家境也不好。早些年,他凭一己之力买了房子后,甚至连装修的钱都没有。张晖为了赚点装修费,还到新加坡教了一年左右的书。

张晖所做的学术都是冷板凳。如果考虑赚钱的话,以他的才气有很多种生存方式。但他选择了带着 “朝圣的心态”做学问,一路清苦坎坷,我们这个社会显然亏待了像张晖这样的青年学者。

张晖曾经告诉周运,他每天外出工作时,总能看到家附近的那座玲珑塔。玲珑塔古时在屋檐上挂有铃铛,微风拂过,叮铃清脆之声撒落四周人家。如今风铃早已不存,宝塔无声地沉默。 新书本叫《卤煮集》,后受此启发,才改为《无声无光集》,正如他短暂一生的治学态度——不求叮铃作响,只求无声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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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是夜仿佛有光

(张晖序《无声无光集》)


《无声无光集》 张晖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有一卷诗叫《长干塔光集》,其中收入一首长诗专讲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冬天南京长干塔于夜间大放光芒之事。长干塔是明永乐十年(1412年)敕建大报恩寺时所造的九级琉璃塔,高百余丈,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以琉璃、黄金铸成塔顶,鼎盛时夜间更有一百二十八盏燃灯,其光远播几十里外。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当时钱谦益正住在长干寺秘密从事复明运动。那么,他在诗中刻意表彰长干塔大放光明,其寓意可知。有趣的是,当晚陪同钱谦益一起礼塔的还有钱澄之,但他却在自己的诗中说长干塔“是夜仿佛有光”。这不是陶渊明“仿佛若有光”的希望,而是陷入黑暗的绝望。长干塔是否放光,必然有一个客观的事实,然而却因诗人的心境有所不同,光芒便在有无之间。

在我现在的住所,也可见一座高约五十米的慈寿寺塔。此塔为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生母李太后所建,因檐角挂有风铃三千多枚,俗称玲珑塔。微风拂过,清脆之声曾遍及禅院,撒落四周人家。如今慈寿寺已毁,风铃早已不存,有声的宝塔,遂成无声的沉默。

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注:本文为张晖为新书所做的自序,标题为编者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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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

平生风义兼师友—— 怀念张晖

日期:[2013年3月24日]  版次:[GB19]  版名:[纪念张晖特刊]  稿源:[南方都市报]


1998年张晖在南京大学文科强化部读书时期。

2013年2月张晖和儿子在一起。

    (一)

    3月15日清早07:49,张晖夫人张霖从北京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她再难克制,哽咽着告诉我:张晖快不行了。她说,你也不用来了,北京这里好多朋友帮忙……

    挂上电话我仍然脑中一片空白。我甚至连“节哀”都忘了说。到后阳台定了定神后,我和家里简短交代了下,往包里塞了两件衬衣先出门,在路上收到妻发来的短信:能最快到北京的只有11:30的飞机,高铁预计会晚到1个小时。我从来没有感到高空航行如此煎熬,因为我害怕他就在自己没有信号的那两个半小时里,无声无息地走了。

    在一万米的高空,我遮住脸,任眼泪簌簌落下来。

    (二)

    我认识张晖已有二十一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村孩子,在十五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

    他自幼早慧,按年岁他原应低我一届(11月生日),但那时羡慕大孩子能背书包上学,哭闹着也要去;因为姑夫是小学校长,才容他提前入学。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对他一直青睐有加,俞老师很有才情,不幸当年填错志愿,抱恨不已;语文老师金长庚擅长隶书,但他对书法也并无兴趣。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

    他对初中母校感情不深,原因是觉得自己受了不少冤屈——— 这一点和他爷爷、父 亲 相 似 ,他 们 也 性 格 刚 直(日 记1993.9.2,下引日记均为我本人日记)。他曾无故被从一等奖学金拉到二等。学校管理又极严,他有次参加直升生会议,仅迟到了一小会儿,便被校长骂得狗血淋头。入团也很迟,他们学校入团还要考试,他考得很好,却还是入不了,似乎是有人为了挫他的“傲气”,最后是在俞老师的极力争取下才取得的。

    如果有人在那时预言他将成为古典文学方面的优秀学者,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大会相信。事实上,在整个高中时期,他成绩最突出的倒是数学———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他以94分的成绩在数学这一科上列全班第一,高考时他数学127分,也高出另三科一截;张晖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峻、逻辑思考清晰的理科生,除了历史科优异外其它各科发展较均衡;不像我是个偏科的文科生。但入学半年后,在高一的寒假,他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寒假来后,我感觉他已变了———他变得无限热衷于文学……他一天到晚地捧文学书、语文书,他总是询问关于古典诗词的东西。他和我变得沉默了,他把时间全用上去了。”(日记1993.5.6)

    他最初的兴趣点是古典诗词。那时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约三千首唐宋诗词的本子借给他,他过了两三个月后才还给我。这一兴趣经久不衰,之所以是诗词,乃因它极凝练,每个字都可以反复读,而那时要得到一本书并不易,虽然那时也勉力找到了《词学》、《唐宋词十七讲》、《灵溪词说》、《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来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当时我觉得,想理解诗词难易,最好自己也写写试试。然而我们这两个乡下少年既无人指点,又找不到相关书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实行:两人开始一字字复原平仄,试图照猫画虎,但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字数填够而已;因而他最初总是偷偷写,不给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尔弄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事实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关头,我们都没有停止填词——— 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词是7月1日,六天后就开始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对如何组织字词逐渐有了感受,慢慢写得像样了一点(因而更加“悔其少作”),这也是后来他对龙榆生兴趣的最初起源。

    与此同时,从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此时。要得到这些书不容易,因而两人经常去学校图书馆,不方便借的时候就抄书;同时从杂志上了解动态及应该阅读什么书目(主要是《文学遗产》和《古典文学知识》)。想看又看不到的书,就照着书后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地址写信过去,询问有无相应书籍——— 通常得到答复后即便没有库存,也会随寄一份邮购书目过来。这种办法最初可能源自我们的另一个共同兴趣:集火花,因为那时乡下尚未普及液化灶,还都使用火柴。我们都曾给大理、长沙的火柴厂写信,有时十块钱就能买到好几百张火花。到高二高三时,三不五时就会有他的邮包到(因为寄到乡下家里太不便,有时会在村里耽搁很久)。有一次他买了一本北京三联出的线装本《槐聚诗存》,薄薄一百来页定价32元,那时一本三百页的书通常也不超过10块钱,看到他咬牙买这样“骇人”高价的书,令全班都印象深刻;那时我就觉得他如果不为经济问 题 困 扰 ,“ 日 后 当 有 所 成”(日 记1994.11.4)。

    因为得来不易,他非常爱书,起初把每本书都包上书皮———直至他的书多到再也包不过来为止。高二有次我去他家时借了本《沧桑艳》(丁传靖注,陈生玺笺释),那时我们对明清之际的乱世都很感兴趣,而此书中相关资料极多,我来不及抄,就用铅笔画在要点下,待回家后抄写。结果还书时他发现后一声不吭地拿橡皮使劲擦,某些地方我擅自更正书中印刷的错别字,他也埋怨我不该自以为是。到高三时,随着校图书室开架及周末去县图书馆越来越多,我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南明史的书,从司徒琳、顾诚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亚子编次的《南明史纲》,到《永历实录》、《先王实录校注》。其中最打动我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那段时间我们都贪婪地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的兴趣更为分散,尤其高二时看了一些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张承志和顾城)和外国文学;他则对此毫无兴趣,除填诗作词外,对文学创作也无兴致(高中时他并不以作文好著称,他并非文人才子形象,而一直是精确、思辨的学者气质),甚至对宋代以前的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的兴趣也不高,刚进大二时他来函说自己一直在考虑将来专业方向,“现已决定学习唐以下文学:宋——— 近代”,其根由在高中即已埋下。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曾对我说,她觉得张晖“有点奇怪”,他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他交上来的周记有时像是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事实上,班上不少同学或许也是这么看他的,到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尽人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前两者后来在他治学中隐而不显,但他从中却学到了很多方法论。

    到高二,我们俩的成绩都出现了一定波动,但并未就此“收心”。虽然都清楚这些对考试几乎毫无助益,但这种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难以压抑,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一个减压阀———在应对考试之外阅读这些课外书,并不是“增加”的负担,倒更像是换脑休息。从高二起,我们在假期里开始以文言文通信———他先起头,但最初也不无游戏意味。我们那时的语文老师水平不高(有次她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的是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这也使得我们只能依赖自学;由于完全没有参照,我们都以为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似乎本该如此,而内心深处又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水平。这使他高考前填报南京大学中文系时一直惴惴不安,他说自己如果侥幸入选后,大概属于中等偏下。

    尽管对自我评价严苛,但他评价他人倒是常常冷峻、公正而坦率。高二时一次辩论,我方输了,他则认为对方四辩“气 质 、风 度 、口 才 之 类”都 比 我 好(1993.11.23日记);另一次一个同学问他,我是否可能成为“大文豪”,他断然回答:“不大可能!”(1994.7.5日记)。在我沉迷于现代诗的时候,他告诫我“作文水平在上升,语文能力在下降”。我语文成绩虽不弱,但至迟到高三头上,他已取代我成为全班公认的古典文学方面最权威、准确的解释者。不必讳言,在那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我们之间既有相互督促、也有相互竞争,不过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未因学术之外的问题争吵过。

    因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讷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极易相处,而内心极为丰富,是所谓“热水瓶性格”。有次他穿了件灰色的风衣,同学看上去像“大灰狼”,他也哈哈笑,从此这(以及衍生而来的“老灰”)就变成了他的外号;另一次同学看香港电影时发现某个角色像他,回来戏称他“大圈仔”,他也笑纳———多年后在香港,电话里他还笑着说:“如今真成了大圈仔。”他喜欢真诚朴实的人,待人也如是。不时还有些冷幽默。高二时第一次去他家,从镇上下车后往东走了好一程还没到,我有点沉不住气,问:“你家房子什么样子的?”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右前方不远处一栋说:“就跟这栋差不多。”———事后很快发现那就是他家(1993.11.13日记)。又一次夜自修时,他问:“溜到外面去,老师要是查起来,有什么说法应付?”我随口说了几个,他笑说:“那好,我们出去吧。”两人便在小花园里土山的竹亭里聊到深夜(1993.9.2日记)。虽然身材高大,但其实常有孩子气的举动,坐在我后面时,课上还会用笔戳我后背或踢踢我椅子。又喜欢吃零食,生病了托我们带饭,单子上写的却常是杏仁、话梅、可乐之类。上大学后,他也常笑着说起南大的老师“可爱”、“不失赤子之心”,他之所以格外看重这些,大概由于他本人也正如此。

    和有些学校不同,崇明中学我们那届直到高三毕业都未分班,直到高考前四个半月才正式要求每个人确定选加科目(3+1),但即便确定之后,三门主课仍按原班级上课,只有加的这一门才另外上课。

    那时我和他都是全年级九个班级400多人中选加历史的仅有四人之一。因此最后半年上历史课时,老师第一堂课先问:“我倒是要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历史?为了你们四人,害得我还要备课。”其中一个女生说,因为她觉得历史可能容易考一点,她另外三门更差———这可能也是实话,不过好像让张晖听了似乎有点生气,摇了摇头。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时他的理想是去出版社(尤其是他心目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班主任觉得他考复旦历史系分到出版社应该没问题,但告诫他出版业不景气;他父母虽然向来开明,得知他想继续深造文史,其父也说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不过父亲考虑了一两天后仍尊重了他的愿望,认为“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家里的谅解让他歉疚,他是独子,清楚家境一般,自己这般“任性”的后果如何。辗转反侧之下,一度他竟曾想放弃去考政法科,不过他又说到南京后“不买书叫我怎么活”;甚至说如果有了后人,也一定还是让他学文史(1995.3.8日记)。不过奇怪的是,他从未动摇去南京的念头,即便他那时认为自己将在异乡相当独孤——— 结果,这个预言最终没落在他身上,倒是落在我头上。

    最终,他还是选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选了复旦中文系,原因之一是那一年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只招两人,我们都觉得恐怕不会这么巧刚好选中我俩。想好之后,他不再犹豫,他对父母心怀歉疚,但几乎把这看做了自己人生的宿命。2003年底,我到香港,他那时正在香港科大读博士,两人没有时间会面,就在电话里聊了三个小时。他说,到香港后令他感动的一点是:正因为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所以很多来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说自己。

    (三)

    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 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钟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最后那个夏天的狂欢之后,剩下的是无尽荒凉。临别时,我对他说:“真个‘如今俱是异乡人’了。”他也有些感伤,回了我句:“醒来知是梦,不胜悲。”这两句都出自那时读过的韦庄词,那个“梦”,既是谢幕的一段青春期,后来看,也是一个理想。

    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竟然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高中与大学教育脱节严重,而他则一直是在以读大学的方式读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觉地做好了准备———他甚至一直以为那是最基本的素养,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岛相见,他说,你信不信,南大读中文历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学前看过的课外书不超过十本;不知道“谭其骧”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别说“季龙师”这样的称呼了。他说,许多人对海内外学者十分生疏,“有一阵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谈文史及名家,他们几乎听傻了。”

    南大的同学都很好,大二寒假回来,他住我家,一整个晚上都在谈自己在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把他们挨个介绍,形容得个个可爱,一直讲到凌晨四五点,俨然把我看做是他们班的编外成员。他说很想带我认识他们每个人——— 我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些同学,竟是多年后在他的遗体之前。不过在古典文学的学术上,他当时颇有“独学无友”之感,在来信中说“有同学而无同志”。而我,那时经历重创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和自我怀疑之中,原先自己为之骄傲的东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为怪诞。他说,那时真该劝你也考南大——— 后来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实际录取了三个人,而另两个女生“高考分数都比你低”。他起初还只是试探性地问我“你以后还准备考研么?”继而说深知我家里不大会同意我放弃热门专业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劝我不如也像个新闻系的样子“活活泼泼”,但他随后几年仍是越来越不含蓄地鼓动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时对自己丧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贫,父母很难供养,最终还是决定先去工作养活自己。这一直是个使他失望的决定。

    大学回岛的假期里,我把自己家里的《清诗话》、《请诗选》、《灵溪词说》等都送给他,他说:“你留着吧,你也要看。”我说:“这些以后对你比对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觉到我有放弃的念头,但还是不断地给我寄书,有一次竟让张宏生先生题签了《江湖诗派研究》寄过来。

    进大学后他读书越发不可收拾。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有时吃饭都要叫他几遍才下来,甚至抬到他楼上书房去吃。老同学杨敏有时约他出来玩牌,他说正忙,杨敏啐道:“呸!看书还忙!”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弟本愚钝之人,欲成一二,须下苦功。唯身边无知己,极苦闷也”(1997.10来函),“本学期来,弟在孝萱先生指点下开始读史……弟独学无友,虽间有所得而欲告无人,每长叹息,哀你我之分处两地也。”(1997.3来函)

    从当时的迹象看,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3来函),而吴小如先生在答复他俞平伯的问题后,又介绍施蛰存先生给他认识。1997年夏他南来厦门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园路谒见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读唐五代北宋词做根基、又嘱他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因为1941-1943年曾在长汀厦大执教数年,还嘱他到厦门后多拍些厦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吴小如教授函,复印黄君坦资料来寄,又有照片附来,老辈提携后进,真不遗余力”(1997.12来函)。

    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尤其是因他大二头上时,“多日前弟得龙榆生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四百元方始买下”(1996.10来函)。给我的信中也越来越多提到各种要求:起初他对日本学者的方法感兴趣,要我帮忙统计白石词中色彩及音乐用语(因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词,日后用作笔名的“维舟试望故国”就出自白石词),之后渐渐要我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先生在厦大期间的文章资料、问我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1961-1962年间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之撰一年谱,饾饤之业,聊遣时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详观细论。”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气颇坏,或雪或雨,被困高楼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3来函)这段时间,他假期回沪也会去拜访龙厦材及龙氏门人钱鸿瑛、徐培均等。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那时真是进入到龙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龙氏后人全副相托;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 和他一样,龙氏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当时有人著文说起龙氏只是“文化汉奸”,和我谈起时他说此论很“迂”,对当事人的处境实在体察太少。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尽管张宏生先生等都在为他征集材料,但“大批书无法借阅(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类),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1998.3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家父已辞职)……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贵”(1998.5来函)——— 他提到这一句,是因为高中时,我最喜欢的红楼梦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欢的却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为了买书他已很长时间节衣缩食,极感拮据。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汉学书店看到《藏园群书题跋》,标价28元,他取舍不决,便对我说:“来,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就买。”结果他输了,便沮丧地把书放回书架。那时原本早已约好1997年夏他们几个老同学来厦门游玩,在出发前三个月,他来信说海燕和杨敏早已打工筹措盘缠,他不能不来,“否则,将藉口钞票短缺,不拟南行。”那时海燕信上也说:“(晖)也在努力省钱,据他自称现在连书都舍不得买了(这一点我是比较怀疑的),估计到最后能省下两三百块钱,听他的口气似乎是绰绰有余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大概也就只能坐坐521次“慢车”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屿了。”最后能成行,也确实幸亏了杨敏早有准备、又慷慨解囊。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厦门的草坪上第一次听到了张霖这个名字。他说她的诗写得真是好。这次南来,张霖叮嘱他带几朵厦门的凤凰花回去。临走那天,我们站在凳子上,把楼下最后两三朵残余的凤凰花剪下夹在本子里。不久,他在来函中越来越密集地提到张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给我看了张霖画的一幅“新儿女英雄传”,画着他们俩;画上的他捂着胸口,因为那时他有胃病。张霖对他无微不至,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是“年度最佳饲养员”,他慢慢胖起来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8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

    那时我已毕业工作,在一家外资公司不辨晨昏地劳作,内心烦躁得几乎看不下任何书。我们平常的交谈渐渐地更多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关注,而非学术议题的讨论。到他研一快结束时,他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我过去太过拘束,信心也不够,现在我想凭自己的实力,无疑是同辈里的优秀人材,故要多争取机会,开拓自己”(2000.4来函),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关注近代的女诗人、女词人。他那时曾屡次在沪拜访张珍怀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蛰存先生早先嘱他关注乡邦文献,要他有机会校点《施淑仪集》;凑巧的是,龙榆生长子龙厦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诗人陈乃文(也是施淑仪女弟子)之女。他曾说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账房里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几代人,自然对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时代我们就曾注意到崇明岛在明清时代系属长三角一带相当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大三时他和我信上说起“吾乡文风不振,甚可悲也”。这份持久关注一直未变,直到去年夏天他还特地回岛,与县志办约定陆续推出“崇明乡土文献丛刊”,初定第一批书目是王清穆、陈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这样的活吃力不讨好,通常没人做,交别人又不放心,你到时也认领几本吧。”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去坐。有一次,在南京书市,听到旁边一人询问《钟嵘诗品研究》,很内行,让我心头一震,那本书只印了不到一千册,远不如《禅与诗学》畅销,可是张伯伟先生亲口说,在自己作品里他更重视前者。这样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够了。”

    他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四)

    那些年见到我,他还是照例会说:“你不读研,实在可惜!”后来改成说:“你养活自己后再读也好。不过最好快些,再过五年,很多领域的空白恐怕也填上了。”又后来则问:“你打算几岁重新读书?”我说,到三十岁再决定,有点积蓄我会更有安全感。他难掩失望,说:“多少钱都不能带来绝对的安全感。你生活越来越优渥,便越来越难放弃。”他说的是对的。四五年前在北京小聚,他又问:“你还要考研吗?”张霖在旁说:“考什么呀,人家这样不挺好?”他笑了笑说:“你晚几年也不要紧,到那时来做我的博士生好了!”张霖说:“越说越孩子气了。”但我觉得他是认真的。

    林中路。从高考结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种歧路之感,无时不笼罩在我心头。在大学毕业前夕,张霖写信给我说,人生本有不同可能,“我真不认为你的生活和他的选择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晖的运气并不比你好,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和选择,而晖继续下去,就是无路可退了。如果成功了,他与现在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不成功——— 你有无看过哈代的《无名的裘德》?那是太过凄凉了,虽然这样的人生很有些悲壮的味道。”话极实在,但或许我就是因为常有为自己留后路的想法才瞻前顾后,而做学问,有时是不能给自己留退路的。

    他自然也有郁苦的时候。1997年秋,就在他第一次来函告知我要撰写龙榆生年谱后,他忽又接了一段“年来札词,了无心得,可悲。施蛰存老嘱遍读唐五代北宋名家词,吾意纵通读一过,又如何?不如做些花巧活儿,沽名钓誉。此气话,但读书过累,又无人作伴,不免有些胡思乱想。”只是这些念头闪过之后,他依旧向前。有次和我叹息,校点一万字才十块钱稿费,话锋一转,他又说,这也是最练基本功的,“天下多少聪明人,千万不可存侥幸之心”。有时稍作松懈,又惕然警醒,因“伯伟师极刻苦,弟无偷懒之理”,一次“开学甫始,伯伟先生特地找谈话,反复叮咛英语要狠抓。弟赧颜无以为报,深愧有负师恩”(1998.3来函);而“宏生师亦耳提面命”,一次批评他浪费心力于旁务,要他致力研究“经学与文学”。

    在南京的七年,除了独学无友之感,他生活上总体过得很愉快,尤其是有张霖为伴的后四年。也正因南大是这样一个伊甸园,结果与外界落差很大,临毕业时不免有种“赶出园子去配人”的感觉。多年后张霖说:“我比他好,比他幻灭得早。”张晖那时则去香港科技大学师从陈国球先生,那里的学术环境也很单纯,在香港的三年半在精神生活上是他相当愉快的一段时光。并非不重要的是,物质上也空前缓解,因为那时他每月有一万五千港币的奖学金。

    香港时期也是他学术视野发生变化的一段时光。但正如他写龙榆生扎根于高中时的积累,香港时的变化也来自南京时期。他原先用力最勤的是词学诗学,但大二时随卞孝萱先生习诗文互证之法,施蛰存先生又叮嘱他“必先求博,后求深”;最重要的是,南大文强班开办的宗旨就是打通文史哲(因而张宏生先生嘱他注意经学与文学关系),加上香港时期导师陈国球研究的是文学史,遂使他逐渐思考“诗”、“史”、“文”这数者之间的关系,这或许也是他博士论文以“诗史”为题的来源。

    多年后有一次,他向我感慨,“真的‘词乃小道’啊”,还是要跳出去看更大的世界。另一次又若有所思地突然来了一句:“历史毕竟还是浅。”在他看来,人最深的感情还是得以文学来表达。何谓文学?一切文字皆可为文学,但具文学性才能深深地展现人性。文学不是一个狭窄的学科门类,乃是弥漫于文字世界的一种方法。他说,这其实不是新想法,中国古人就是这么想的,他们眼里的世界是一个文学化的世界,红楼梦中人就是通过诗文来欣赏自然,自然本身无所谓美不美,但再现它的文字就美了。你把《左传》、《史记》当散文来读,它们也就是散文;《诗经》是“诗”还是“经”?诗史是偏重“诗”还是“史”?文学史是偏重“文学”还是“史”?他虽然学习诗文互证、文学史,但他反对就文学史而说文学史,尤其反对把文学仅仅当做文献、文本来读(这一处大概受到他少年时致力红学时所见),历史大背景、思想史确实须知道,然后再以文学眼光解读文学,读出不同的内涵来。

    那时我们渐渐开始感觉看不见对方的生活。2002年左右,我开始在网上写一些谐谑短文;有次回来,他读后哈哈大笑,随即说:“少写点吧,写多了笔会滑掉。”在此之前他也批评过我的诗词“兄作轻灵有余,稳重不足,才子积习也”(1997.4来函),虽然不时也有肯定,不过他通常是个严厉而坦率的读者。大致也是那时,我说起想把金庸武侠小说画成历史地图,他大感兴趣,我说:“这也就博人一笑,似乎也没什么意义。”他笑说:“有没有意义不是作者说了算的。”我后来写的有关武侠的札记,最初就是来自这一想法的副产品。

    那几年,从经济和事业上说,我的生活逐渐安稳和好转;然而从读书的角度来说,则日渐进入到了谷底。到2004年夏,回头一望,身后是一段长达九年的荒芜。也是在那时,他告诉我开始写博客,记写短札。由于太忙,他在blog.cn上的博客没持续多久,却意外地给我的人生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博客仅仅是日记私事,至此我忽然意识到博客可以有别的写法,于是在他开博之后不到十天,我也开了一个。不过起初仍未认真对待,有次跟他说,写博只是抖个小机灵,谁会花超过两个小时去写一篇博客?他笑了笑说:“那你也可以抖大机灵、花两小时以上去写,又没人禁止你。”

    不久我写了一篇《文人旨趣和姜夔词的地位》,大意谓姜夔“清空”的风格及其地位之高,事实上与整个文化的内省化有关,因为这种“变实为虚”普遍见于各艺术领域,以往仅从文学而论是见树不见林。他留言道:“看到很多闪光的思想,不过写论文写惯了,不免觉得不严谨。可是严谨的文章没有这么多火花啊。哈哈。你的火花多多的,我以后有空把它们来详细证明证明。”这篇文章如今看来确实非常粗疏,即使如此,我之后几年也几乎再未写过与古典文学有关的文章,因为我兴趣太过驳杂,此时自居为野狐禅,更无顾忌,从史学逐渐顺藤摸瓜蔓延到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去,对古典文学极少再去触碰,我们感兴趣领域的交叉反而比以前更少了。有次我说,我术业无专攻,随便读。他说:“你当然不是专职学者,心态放平也好,可是你到五十岁也这样?术业无专攻不是借口。”

    2005年他终于博士毕业。去北京工作时却遇到些波折。原本一家知名大学的国学院已确定了要他,中间却生出枝节,他为此不得不从香港飞北京加一次面试,虽然最后还是确定要他,但他不免兴味索然。恰好那时蒋寅先生带他去看社科院,他一看里面的书库就被迷住了,最终还是去了社科院文学所。问他月薪多少,他笑着说:“你猜猜看?……两千。”他说文学所很穷,不像语言所——— 语言所编《现代汉语大词典》每年有巨额版税收入,按当年丁声树先生定下的规矩,归所里分配。有次语言学家张振兴先生就惊诧“你们文学所这么清苦?像你这样博士毕业,到我们所一般月薪八千起。”张晖笑笑说:“也有人写小说补贴收入。”老先生说:“那你也写嘛,写小说谁不会?”张晖笑起来:“我就是不会。”

    到北京后无处安身,夫妻俩一度只能住在张霖的教师宿舍里。之前三年多两人分隔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虽然不算远,但总不是一个城市。然而回京不久,张霖被学校调去韩国教对外汉语,一年后她刚回来,张晖又去新加坡做访问学者,而新加坡回来后不久又去了台湾“中研院”读博士后,直至2009年初才又回来。他也不喜欢聚少离多的日子,但他说,出去一是开拓眼界,二者对纾缓经济也不无小补。2009年5月他们本科同学十周年毕业聚会,他一度还不大想去,因为觉得这些年没混出什么样来。

    不过他的大量作品也正是在这时开始酝酿的,包括他未刊稿在内的十本著作、整理集子中,倒有三分之二是在2010年之后的三年多里密集地出版和写成的。如果不是此前的积累,很难设想这样的产出。蒋寅先生曾公开说:“张晖是世界上最好的助研。”另一次所里领导说“张晖过来,是文学所的福气”。一次与硕士导师张宏生先生重逢,张先生赞许自己的学生是当代优秀青年学者,他苦笑道:“人人都这么说。”

    在北京的这最后三年,他过得并不轻松。他虽然也做古籍校点和文献学意义上的整理,具一流的文献整理功力,可他却怀有一个日渐增长的“异类”抱负:不把古典文学视为已死的文本、文献,而是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能感受当时人呼喊与悲喜的文学。作为一个自幼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对自己遭受到的误解难以超然,相反,他内心久久难以平息。

    去年春,我到北京出差。他听说我从未去过颐和园,便陪我同去。那天春光明媚,天清气朗,昆明湖边游人如织。他指着一处地方说:“王国维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我说:“怎么也没立个碑?”他说:“立了又如何?记得的自然记得,不记得的立了也没意义,如果只供游人摆个pose留影,还不如没有的好。”一路望佛香阁走去,他问我孩子好不好,然后说:“你也不会再考研了吧?”见我语塞,他黯然说:“等下一代吧。”在多风的山顶上,说起少年往事,那时我们还在人生的分岔口,他说:“你知不知道萧伯纳有句话?‘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是你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第二是你得到了’。你大概就是第一个悲剧,而我则是第二个悲剧。”我隐隐有些不安,说:“你怎么了?”他说:“你不在其中,很难体会的。”我默然片刻,说:“求仁得仁又何怨?我跟你换吧。”他说:“是啊,无可抱怨,不过,要换也要等下辈子了。”

    他眼望着昆明湖上的远方,神情萧然。直到读到他的遗作,我才知道,我所看到的明媚春光,在他眼里却是“无声无光”。一年后,在他逐渐变冷的身体前,想到这份迟来的理解,我有泪如倾。

    (五)

    三个月前的隆冬,他到上海开会,说想来我家看看。他淡淡说刚评上了副研究员。那时《龙榆生全集》也基本编完了,还有另一本待出的《无声无光集》、南社的一堆事(他是南社秘书长)、《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陈乃文的集子等崇明那边确定后也要提上日程了。不过那次他并未提及自己已经在着手写的另一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品:“帝国三部曲”,第一部是《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自高中时代起,他一直对明末清初的那段乱世感兴趣,在“中研院”的博士后研究的又是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他近年在南社任秘书长,而南社本身正是起于清末时对南明史料的重新发掘———龙榆生一脉的词学其实也是清末才复兴的,皆与时代密不可分。事后我听他在北京的至交曾诚说,其实这才是他真正想写的东西:他要在那个宏大的背景,用文学的方式来解读文学,把握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诗词能更多层次地展现其情感的丰富性。草拟中的第二部则是《帝国的风景》,试图在原先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康熙、乾隆与臣下的酬唱诗歌中见到政治世界的心跳———这大概是被北京这个城市锻炼出来的敏感。

    在整个春节里,他都在赶这部《帝国的流亡》,他想趁假期的时间把它做完。白天有孩子无法安静,他因而一连数日都在通宵干,把整个夜晚变成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家里人谁都劝不听,他妈劝他休息,他便说:“你别烦,我知道的啦。赶完这一阵就好了。”后来张霖说,做南明文学不祥,满纸都是流亡、战乱、死亡,今年又是他的本命年。

    在最后这半年里,他可能久已感到疲累。积劳积郁。如他书房墙壁上的那幅字所言,“何以解忧,惟有读书。”他在这段时间里经常感冒发烧(事后才知是白血病侵蚀体质引起的),但他并未当回事,张霖劝他歇息,他说:“感冒咳嗽又不是大事,一阵好一阵不好,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他也曾发牢骚说“多做多错”,但事实却是给自己堆了越来越多的任务。

    这半年里家事也颇纷繁,包括换房导致的旷日持久的纠纷,虽然结果尚算合意,但过程着实漫长而痛苦(换房后只换了门,并未装修,因而病因不是甲醛)。而他,却并不是一个善于卸掉自己负担或发泄出来的人,而会选择藏在心里,为了纾缓房贷压力,还做了许多额外的工作。在出事前夕,他校阅完了《无声无光集》最后的稿子,和张霖略微牢骚了句,说自己近来出的两本集子封面都太素淡,为什么古典学术的书封面一定要这样?他喜欢“洋气”一点的。

    3月8日,星期五。这天早上起来,张霖发觉他脸色有些灰暗,嘴唇有些发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依然说没事,第二天还去所里开一个重要的研讨会。但那天他没和张霖同床,说怕感冒传染了她———实际上可能他那时已相当难受,但还是撑着;而张霖那几天因为也忙着家事和上课,谁会往那个方向去想?到3月13日一早,早晨起来张霖看到枕巾上有血,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牙龈出血,继而感到腿也有些僵直,起身后发现看东西也有点花——— 实际上是眼底出血。因为张霖那天要赶去上课,他自己去看了眼科,医生检查眼睛的结果认为无碍,静养即可,那时他还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子了。

    3月14日周四,一早起来后他感觉疼痛难忍,问他是哪里疼,答是“浑身疼”。到下午突然昏迷。送到人民医院,已是晚上六时许。他虽然有些不支,但还能自己走进去;但很快他就走不动了,找了辆轮椅来,结果在轮椅上都坐不直,整个人都瘫软下来。张霖呼唤他的名字,他虚弱地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他生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他甚至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推进重症监护病房,躺下后不到五分钟,他就开始浑身抽搐,颅内出现大面积弥漫性出血(D IC,这正是急性白血病的并发症)、皮下出血。虽然血量并不大,但因为是在最关键的脑部,血进入脑室后形成脑疝,压迫中枢神经,遂迅速引起呼吸衰竭,陷入深度昏迷。此时惟一的办法是开颅释放压力,但因为是急性白血病,他体内血小板很低,又是大面积弥散,冒险开颅的最大可能是成为植物人,而如果是内脏出血还能撑几天。由于在脑部,衰竭极快,仅两个小时,医生已诊断他脑死亡。那时他父母和孩子都还远在崇明岛,他原说3月底到杭州开完会再接他们一起回京。

    3月15日15:02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正遇到北京两个脑科的顶级专家在会诊,结论和前一天晚上所得出的一样:脑死亡,已无进行手术的意义。我看到他如此无助地躺在狭小嘈杂的走道病床上,他的手仍然温润,但指甲已失去血色。除了皮下隐隐的血斑、嘴角的血迹和插满的管子,他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在熟睡,可是无法再醒来。就像曾诚说的,“我感觉非常的不真实,那个插着管子的人不是我认识的张晖”。这像是一场不现实的噩梦。而它竟然是真的。

    他父亲来时,哭喊着他的名字,他似乎知道亲人赶到,坚持的最后一口气松弛,屏幕上的脉搏从150多次骤降到40多。他的生命体征愈加微弱,虽然胸腔似乎还在起伏,但那已经不是他的呼吸,而是呼吸机所呼入的空气。他母亲趴在他身上哀哀痛哭“心肝啊,我的心肝”———对旁边许多人而言这只是一种难懂的方言,对我则是一位母亲最痛楚的呼唤。下午16:26,他的心跳也永远地停止了跳动。他累了那么久,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跟着死去了。我面对着墙角,泪如雨下。

    才两岁的张贞观在病房门口大哭。他还不大懂,说要回家去。虽然没人跟他说,但到晚上时他忽然说:“爸爸没有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就说:“爸爸没病了。”张霖说,大概是他爸爸托梦给他的。

    从他进医院到最后穿完寿衣,整整24小时。很久前他曾对张霖说过,“如果我走在你前面,也不会连累你的”,回忆起这句不祥的谶语,张霖悲从中来,哭着说:“你怎么这个也要好强啊。”

    他最后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我想,他如果地下有知,此刻他不是痛苦或恐惧,而会是无尽的遗憾。对妻儿与父母的遗憾、对自己未完成的人生的遗憾。犹如曾诚说的,他是一个那么有抱负的人,他真正想写的都还没写;如果能再给他二十年,他将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在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幻灭和失望之后,他原本已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在学术、人生和经济上都有望进入一个平稳期———一如张宏生先生所言,只要再过半年,一切都会好转。而死亡却恰在这个时刻不期而至。就像一颗流星,在即将发出最耀眼光芒的那一瞬间,骤然消失在天际。

    曾诚选了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D 956)第二乐章作为他的哀乐。那写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哀伤的一生中的坎坷与幸福。天才的舒伯特在31岁时早逝,去世前一年里,他谱写了其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这首弦乐五重奏。临终前他说,“属于我的音乐,可惜没有时间写出来。”我想,张晖会喜欢这首曲子的。

    那天夜里我难以入睡。在漆黑的房间里,我想起1992年10月15日,那天晚上夜自修时突然停电,一片黑暗中他在我背后镇定地叫着我的名字,“走吧”,随即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我左手。迷蒙中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却只捞到一片虚空。我依稀看到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夜,几个少年躺在阳台上纳凉,前面幽暗宽阔的运河水映照着天上的星河,我们躺在那,忽然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张晖笑着对我说,我再不会死了,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醒过来。在阳台上看看楼外,沉沉而无星月的夜里,依然是无声无光的北京城。

    □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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