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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系列讲座】潘杰:食品安全问题与日本提携(TEIKEI)互惠合作运动

李银河:在中国,我们还能吃什么?

(新浪博客 2013-03-22 07:01:55)

  世间多急功近利之徒。所谓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就是急功近利之徒所为,大量的掺毒食品也尽皆源于急功近利。我们听说过吊白块,为的是使馒头看去白些好卖;听说过用颜料染黄的小黄鱼;听说过苏丹红鸭蛋;听说过三聚氰胺牛奶。人们为了蝇头小利挖空心思,无所不为,急得食品安全部门抓耳挠腮,忙昏了头,结果还是防不胜防,按下葫芦浮起瓢。所有的人都已经痛心疾首,忍无可忍,甚至气急败坏,痛不欲生,结果人家那儿还是该干嘛干嘛。全国一半的人都变成食品检查员,也挡不住另一半人天天日日时时在那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发明创造,各种奇思异想层出不穷。你刚查出一件,人家已经发明出了十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真令人绝望透顶。

  多少年前,一句话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人心中愤懑的共同心声,套句老话,是“时代的最强音”,那就是:在中国,我们还能吃什么?在中国,目前能吃到新鲜健康蔬菜的只有农民和少数享受特供食品的官员。我家附近有个真正的村子,我们跟老农民交了朋友,他们会拔些院子里的蔬菜给我们吃。现在,连农民都只吃自己院子里种的蔬菜,不吃大田的菜。前者既没下化肥也没下农药;后者土豆苗是剧毒农药泡过的,韭菜是上过化肥的,西红柿是抹过速红剂的。城里人怎么办呢?有条件的人已经回归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在农村弄片地,自耕自食;没条件的开始结成蔬菜合作社,各种直销蔬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这只是杯水车薪,是少数白领才能享受的,广大劳苦大众怎么办?

  其实,可以相信,绝大多数掺毒制毒者并不是出于恶意犯罪心理,故意要让买他食品的人得癌去死;也不是出于恶作剧心理,比如给黄瓜抹避孕药的人,也不是为了让吃黄瓜的人怀不上孩子,只不过是为了让黄瓜顶上的小黄花多开几天,多卖几条黄瓜而已。那么对这种人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既然急功近利者仅仅是为了蝇头小利,整治他们最有针对性的办法就是让他利益受损。其实只要制定一个法律,所有被抓到的人罚款数是他所赢之利的十倍(也许两倍就能有效,最有效、让被罚者最心疼肉酸又能交得起的罚款标准应由有关专家论证制定),就应当起到作用。在让被抓到的人利益受损的同时,让那些尚未被抓到的人望而生畏,尽量少动点这方面的心思。当然还要靠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高效工作,至少查处的速度要超过对方发明创造的速度。相比之下,提倡高尚道德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所有制毒者其实早已在道德和利益二者中选择了后者,提高道德的说教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对牛弹琴。只有罚款才是以毒攻毒的不二之选。

  除了让这些人利益受损一途,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基本上对这种人束手无策。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宗教对于作恶的良心约束在我们这里基本上不存在。既然如此,罚款就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如果能够让人们皈依某种宗教或者至少倡导一种世俗的高尚道德,例如仁义礼智信,也有望减少一些作恶的动机,但是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人,宗教信仰和世俗道德都没什么用,因为他们早就练就了一副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铁石心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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