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李玲璞老师
1993年10月，《古文字诂林》编纂工作论证会在北京举行。图为与会专家合影。前排左起：李学勤、汤一介、王元化、许嘉璐、周一良、任继愈、张政烺、顾廷龙、张岱年、管燮初；后排左起：董琨、傅璇琮、刘坚、安平秋、傅永和、钱伯城、李玲璞（李圃）、魏同贤、傅杰、钟沛璋、王世伟。
■王世伟
李玲璞（又名李圃，1934-2012）老师在十五年中倾全力主编完成了《古文字诂林》（以下简称《诂林》）这部巨型著作之后，本来还有许多学术的梦想要去实现，但命运之神却未能留给他更多的时间，11月17日晚，他离我们往生了，他的学术生命永存，回忆起以往的学术研究岁月，还历历在目。
顾廷龙先生举荐担任《诂林》主编
《诂林》的编纂起始于1991年春。当时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为王元化先生（1920-2008）。王先生提议集中资金做几件古籍整理的大项目，原计划的目标是民国年间丁福保（1874-1952）所编《说文解字诂林》 和清代阮元（1764-1849）主编的《经籍籑诂》这两部大的工具书的增补续编和整理。这一创意得到了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认为这项古籍整理工作极有意义，不仅有功当代，且可惠及后人。我本人1978年至1982年曾在华东师范大中文系就读本科。就读期间，对文字学有兴趣，记得当时成立了古文字兴趣小组，成员有1977级同学王元鹿、徐莉莉、姚平，1978级同学何崝、王延林等，李玲璞老师担任指导老师。在李老师指导下，我与同学何崝在中文系就读期间，编纂了《说文部首汇释》，1982年曾由华东师范大学内部印刷，作为教材。之后，我在1982年至1985年有幸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就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问学于顾廷龙先生（1904-1998）。顾先生根据我的兴趣和基础，曾拟定了“敦煌文献别体字研究”作为我的研究生论文题目，后来因资料收集有些困难，改为公开资料相对较多的“孙诒让校勘学研究”。这两个题目都与文字学有关。顾廷龙先生也是古文字学家，早年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即为《说文废字废义考》，后曾编《古陶文孴录》，成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在对我研究生学习指导的过程中，顾先生也对李玲璞老师有所了解，知道华东师范大学有一批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中青年团队。故当年王元化先生在征求老专家关于 《诂林》主编人选时，顾先生举荐了李老师。《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简报》第四号（1991年10月15日）曾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为落实编纂工作，王元化同志曾与有关方面商谈，并向几位专家（包括外地）请教，在编辑人选方面，顾廷龙同志举荐华东师范大学李玲璞（李圃）教授担任《说文解字诂林》的新编工作。李教授著有《甲骨文选注》等著作，对文字学很有造诣，又有编纂工作经验。经与李教授联系，他表示愿意承担这项工作，建议与学校组织联系。王元化同志亲自与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袁运开、副校长郭豫适研究，得到他们二位的大力支持，决定由该校中文系承担这个项目，并落实由李玲璞教授任主编，中文系副主任汪寿明教授任副主编，并组织一个专职的工作班子。”从《诂林》编纂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当初顾老的举荐是十分正确的，尽管在《诂林》编纂过程中曾有过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和波折，王元化先生对《诂林》也有很高的要求和督责，但正如有一首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曲名所描绘的，《诂林》在十五年后以皇皇十二巨册呈现在世人面前，令人感动和感慨。
主持开展《诂林》各项编纂工作
在确定了《诂林》主编后，李老师毅然承担起了这项艰巨而重要的学术使命。据李老师本人回忆：“在接受了《诂林》编纂工作之初，我作为主编人，足足用了三个月时间思考着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项目的容量。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项目的自身系统。第三个问题是书稿编成之后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排版。”（《迎难而上求实创新》，《解放日报》2005年11月9日第七版，下引李老师语出处同。）
1991年下半年，《诂林》曾先后召开了四次编纂工作会议。7月13日，《诂林》编纂规划制定首次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王元化先生主持会议，到会的有关领导和出版机构负责人有龚心瀚、赵斌、钱伯诚、魏同贤，到会的顾问专家有顾廷龙、马承源先生（1927-2004）、齐森华、李玲璞、汪寿明等。会上，李老师谈了《诂林》整理编纂规划的初步设想。与会领导和专家对编纂工作的书名、内容、特点、体例、资料收集、电脑排版、开本字数、人力时间、规模经费等逐一进行了讨论。8月22日和9月9日，先后在王元化先生家中小范围讨论了《诂林》编纂规划的提纲草案，对书名内容、编纂宗旨、编纂体例、资料收集（包括外文资料）、经费使用等问题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讨论研究，明确了以下几点：《诂林》项目由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委托承办，项目经费由规划小组提供；王元化先生和钱伯诚先生都提出不参加学术顾问名单，只担任具体规划工作； 建议成立编纂工作委员会； 商定10下旬举行第一次顾问论证会，由规划小组和华东师大一同筹办。10月26日至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诂林》的首次编纂规划论证会，《诂林》学术顾问胡厚宣（1911-1995）、张政烺（1912-2005）、裘锡圭、顾廷龙、戴家祥（1906-1998）参加了论证会，会上决定增加朱德熙（1920-1992）为《诂林》顾问。李老师在论证会上汇报了《诂林》编纂规划的草案，包括编纂宗旨、编纂体例、资料收集、工作步骤、工作班子、经费预算等。会议围绕《诂林》的书名和学术定位等进行了论证。这次专家论证会对明确《诂林》的编纂宗旨和编纂范围等最基本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说文解字诂林新编》到《古文字诂林》
《诂林》在创意之初曾定名为《说文解字诂林新编》，这在1991年10月下旬的首次专家论证会前一直还是这样的定名。1991年10月15日，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简报第四号的标题就是《关于落实〈说文解字诂林新编〉编纂工作的情报汇报》，1991年10月下旬，李老师在首次专家论证会上的汇报稿也是《〈说文解字诂林新编〉编纂规划（草案）》。在首次专家论证会上，各位学术顾问对书名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古文字诂林》的书名更科学，也更能体现并汇录历代学者关于古文字形音义的考释成果。此前定名《说文解字诂林新编》，曾要求不论新编或增补修订，不能离开《说文》，这样势必有所局限。实际上，《说文》也可列入古文字的研究范围。当年顾廷龙先生在其研究生论文 《说文废字废义考序》中就提出了《说文》与古文字研究的关系：“据《说文》以溯金文、甲骨文，是为阶梯。”“窃拟其途有三：一则以《说文》中连字，即互训者，统为考录，俾知全书之单字若干，单字偏旁与金文、甲骨文之缔造，其关系若何，或可比见。二则考《说文》中确为汉代之字，及一字而孳乳义近之数字者，分别著录，则余者或可谓较早之文字矣。三则《说文》 之字至今日有不用者甚多，就其不用者一一考辨，可见《说文》之中，或有真古文字在也。”
1991年11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六二期校报在头版刊登了“我校受托编纂 《古文字诂林》”的新闻，书名已改为《古文字诂林》。我本人还保存有李老师修改的《〈古文字诂林〉编纂规划》（修改稿），所署时间为1991年12月。可见《诂林》在1991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专家论证会后，项目名称已确定为《古文字诂林》。《古文字诂林》的定名，对于《诂林》的编纂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诂林》仍参照《说文》部首顺序排列字头（但首列单字古隶定楷书字头，字头旁加注篆书），但《诂林》已不是新编或补编，而是一部全新体例和学术定位的大型古文字工具书，成为一部汇录上自殷商下迄秦汉的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八种古文字形音义考释成果的大型工具书。
在破除各类难题中推进《诂林》编纂工作
《诂林》学术顾问李学勤先生认为《诂林》是“不寻常的学术成果”，“我要说的是，编印这样一部大型的专业工具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中国的古文字学源远流长，变化万端，学者加以隶写考定，又各家不同。这十二册书，有多少需要特殊处理的字形？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向编者和出版社表示敬意和感谢”，“大家赞美 《古文字诂林》‘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并非夸诞之辞”。（《不寻常的学术成果》，《解放日报》2005年11月9日第七版，下引李学勤先生语出处同。）李老师在主持《诂林》的编纂中，面临了难以想象的诸多困难，《诂林》的编纂就是在破除各类难题中不断推进的。下面略举我所知晓的数例难题，以见一斑。
首先是资料收集取舍的难题。1991年，《诂林》被确定为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八五”重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专门设立了《诂林》编纂室。为了将收集的资料进行有序排列与存放，李老师组织大家一起设计了《诂林》的资料袋，袋中的信息包括编号、说文部首、检字部首、电脑号码、四角号码、汉语拼音、资料名称、作者及序号等。总计一万多个资料袋分架装了二十多个书橱。同时分工开始了资料的收集。我保存的一张当年收集图书资料的分工单上记录了当时图书文献的收集分工：詹鄞鑫、徐莉莉、郑明、刘志基、吴平和我分别按年度分工负责二十世纪前九十年所出的各类著作资料的搜集。在收集资料阶段，我们参加《诂林》编纂人员还分工到各地实地调研有关资料，当时由我带队与李露蕾教授、史舒薇教授等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得到了裘锡圭先生等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裘先生在家中将其研究成果悉数给我们进行了著录。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李老师对我们十分关心，在我们赴外收集资料之前和回来之后，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充分的鼓励。1992年2月，李老师组织大家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收录资料的范围有过一个参考意见：其中明确了《诂林》所收资料为所有古文字资料的考释；为免遗漏，举了一些目录中的子目以供大家留意参考：语言文字类中的校勘与标点、汉语词汇、汉语文字中的汉字研究与古文字、文物考古类中的商周秦汉考古部分、历史类中的先秦两汉史部分尤其是商周史、地理类中的先秦两汉部分、民族史类中涉及上古民族的部分、专史类中涉及先秦特别是涉及商周部分以及涉及简帛资料者、神话传说类中凡涉及上古神话和五帝尧舜禹汤神话、民俗类中涉及先秦尤其是商周古俗的部分、文学类中涉及商周及出土文献文学部分、艺术类的各门类凡涉及商周古器物出土古文献者；在标题不能分辨内容时，可参考作者、刊物性质。提出图书资料原则上宁滥勿缺，论文资料适当从严。这些资料收集的参考意见对于《诂林》资料的高质量和高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已经收集的资料如何进行取舍，李老师组织大家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经过反复斟酌，确定了以下取舍原则：凡是古文字字形的汇编著作，一经采录，不加取舍，以存原貌；考释部分所录以各家关于古文字本体形音义考释内容为主，兼及用法的阐释；有些考释资料其结论虽承继前人，但在论据论证方面有所发明的，则酌加收录；凡超出本书范围，或仅重复前人结论的考释资料，则不予收录；所录考释资料，如涉及两个以上的字且无法分割者，则视具体情况，或只归于重点考释的字或归于出现在前的字。为了提高编纂的质量，及时发现问题，李老师组织大家在1993年中选定“辛”字等十个字头作为样稿并接受专家论证，李老师还亲笔撰写了样稿的《说明》，以获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其次是编纂队伍的组织和稳定的难题。《诂林》是集体项目，且计划历时十年左右。参加《诂林》的编纂人员前后不下三十多人，每位参加人员都凝聚着李老师关心和帮助的心血。许多青年科研人员都是兼职参与编纂工作，他们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图书馆系、历史系、古籍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在读的研究生等，不少人面临着许多其他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还有职称评定等问题，需要有已出版的科研成果进行申报。为了稳定编纂的骨干队伍，李老师与校院和系所领导多次汇报沟通，要求《诂林》的阶段性成果也能够成为评定职称的依据，同时尽可能减轻参加人员其他的教学科研工作，以便集中精力于《诂林》的编纂。不仅如此，李老师还广揽人才，先后聘请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董琨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何崝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徐时仪教授、复旦大学的傅杰教授以及人才引进的臧克和教授等参加编委工作，还有诸多国内访问学者也参加了有关编纂工作，此外，《诂林》编纂室还聘用了在职和退休老师张春华、张友荣、袁根娣、凌玉泰等，他们编辑编纂室藏书目录和文献检索系统，做了大量日常的管理工作，李老师对这几位老师也体贴有加，这些都体现了李老师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和学术凝聚力。为了推进《诂林》的编纂工作，李老师作为甲方与参加的中青年科研人员的乙方分别签订了资料搜集的合同书。我至今还保留了一份1992年1月李老师与我所签的亲笔合同。合同书中规定：乙方愿意承担甲方交给的《诂林》资料搜集工作；甲方按月付给乙方资料搜集工作津贴壹百元；乙方必须与其他有关同志团结互助，同心协力，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应承担的工作；甲方有义务定期检查乙方完成工作的情况；乙方如在中途无能力完成任务，或无故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甲方则有权中止提供资料搜集工作津贴费；乙方如需发表所搜集的资料，事先应与甲方联系，并取得甲方同意。以上措施，为稳定队伍并最终完成《诂林》 的编纂任务起到了机制的保障作用。 三是电脑排版的难题。《诂林》在编纂之初，曾有过三个印刷的设想，一是全部手工抄写，但五千万字手工抄写迁延时日，影响出版；二是原始照相制版，但古文字的原始文献版式各异，字体不同，繁简不一，难以求得划一；三是电脑排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包括电脑排版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正在不断发展，因此，在《诂林》创意之初，李老师就已提出设想运用电脑技术采用激光照排进行全书的合成。但当时国内外对于出土古文字的电脑排版技术尚处于空白阶段，将古文字形体手写剪贴电脑制版，当时也有少慢差费的顾虑。李老师曾感叹：“如何与时俱进，体现信息时代的新风貌，这又成了一个难题。”在《诂林》启动后的四五年中，李老师等从未间断过运用计算机印刷古文字的调研工作，王元化先生和上海新闻出版局以及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等也共同商议破解这一难题。编委成员曾先后赴北京、保定、广州、深圳、常州以及所在地上海进行调研。在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帮助下，最后经考察选定了上海杰申电脑排版，并与之联合开发了《古文字字形库及排版系统》，并通过了上海市科委的成果鉴定。1996年3月20日，上海市有关领导和上海的人民出版社、辞书出版社、古籍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学林出版社、远东出版社、教育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八家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 《诂林》编纂工作的座谈会，对杰申电脑排版的“形神兼似”的样稿进行了论证，得到了与会领导专家的一致好评。可以说，《诂林》不仅在内容上是功德无量的大型文化工程，在古文字电脑印刷技术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和突破。“该书首次将现代信息技术同古老传统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开世界上使用电脑技术排印古文字书籍之先河。”（上海教育出版社《古文字诂林》出版宣传语）
除了以上几个主要的难题之外，《诂林》还遇到了诸如遵守知识产权、经费持续投入等的难题。《诂林》是一个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的大型工具书，将面临如何解决知识产权的难题。在李老师的指导下，郑明教授和我等编委成员认真研究了我国的有关著作权法，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支持和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帮助下，使知识产权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在《诂林》进行的中期，项目经费曾遇到了较大的缺口，在王元化先生和王为松社长的联系帮助下，项目得到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对此李老师十分高兴，他回忆道：“编委会与上海教育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这不仅解决了后续经费的投入，也同时解决了书稿的出版问题，保证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文字学研究中心的奠基人和学术团队导师
《诂林》编纂工作之初，李老师就意识到能否带出一支队伍，将直接关系到能否优质高效地完成这个重大项目。本着“完成一个项目，培养一支队伍；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宗旨，在王元化先生的倡导下，李老师在华东师范大学组建了“文字学研究中心”，王元化先生亲自为中心题写了匾牌。1999年，当《诂林》第一册问世之际，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文字学研究中心”的中青年学术团队集体亮相，得到了全国同行专家的交口称赞，认为上海已成为文字学学术研究的重镇。一些中青年学者在李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诂林》。正因为有了《诂林》的学术基础和学术影响力，教育部决定在华东师范大学组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并带动了原有的汉语语言文字学博士授予点成为了上海市重点学科。李老师对于这支学术团队的形成和发展，内心十分欣慰，他曾撰文写道：“这支编纂队伍敬业刻苦，团结奋进，在近十年的磨炼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引起学术界的瞩目。”
李学勤先生曾感叹道：“《古文字诂林》编纂出版的十五年，对于学术史来说，为期不算太长，而对于学人来讲，却是不短的期间。这部书的学术顾问八位，朱德熙、胡厚宣、马承源、、张政烺、戴家祥、顾廷龙（以姓氏笔画为序）六位都已经过世。抚今追昔，今天在这里纪念他们，我觉得完全应该的。”如今，《诂林》 主编李老师也已往生，学生谨以此文的追忆表达对李老师的怀念之情，李老师与《诂林》将与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