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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华]尧舜与炎黄——《史记·五帝本记》与民族认同

[易华]尧舜与炎黄——《史记·五帝本记》与民族认同

尧舜与炎黄
——《史记·五帝本记》与民族认同

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论坛 2009-01-29  来源:作者惠寄




【提要】尧舜是夷人的传说,象征着新石器时代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礼乐文明的兴起;炎黄是夏人的故事,反映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与尚武好战风气的东进。尧舜见于“六经”,为孔子所乐道;炎黄传说始见于战国文献,相互抵触,到了汉代才有较系统记述。司马迁将尧舜和炎黄传说混为一谈,创作了《五帝本纪》,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观。本文根据先秦文献结合考古学解读尧舜传说和炎黄故事,试图阐明中国乃至东亚文化的两重性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认同。



尧舜与炎黄,既是传说也是神话[1]。他们处于半神半人状态,反映了史前社会的某些特点,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司马迁将尧舜传说与炎黄神话整合为《五帝本纪》,谱写了中国历史第一章。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学派对禹、尧、舜、炎、黄进行了反复研究,动摇了其神圣地位。本文将历史记述与考古学相结合,探讨尧舜与炎黄之关系,旨在从一个侧面阐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认同。


一、尧舜传说:夷人的故事

1.尧舜传说

尧、舜见于四书五经,为孔、孟所乐道。《尚书》以《尧典》开卷,《论语》以《尧曰》压轴,可谓意味深长[2]。《尚书•尧典》曰:“(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 ,作尧典)若稽古帝尧,曰放勳;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论语·泰伯》中孔子一唱三叹。《泰伯·十九》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十八》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二十一》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孔子崇尚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他明确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下》:“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以孔子传人自居。《孟子·公孙丑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子张》:“君子学以致其道”。《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荀子·礼论》亦云:“圣人者,道之极也”。

道统是儒家的重要概念,四书贯穿尧舜之道。韩愈明确提出了从尧到孟子的传承谱系。《原道》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自认为是道统的承接者。他将《礼记》中的一篇《大学》引进《原道》加以论证:“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大学》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支柱。

道统不是王统。孔子推崇的是尧、舜、禹、周公,不是启、汤、文、武;孟子推崇的是尧、舜、禹、孔子,不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韩愈推崇的是尧、舜、孔、孟,不是秦皇汉武。尊道不是忠君。《孟子·尽心下》:“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开始儒家混淆了道统和王统,境界每况愈下,演绎出了不见于孔子言行的忠君思想。

儒墨两家针锋相对,关于尧舜却所见略同。《墨子·尚贤上》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下》子墨子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

儒家经典之外的《竹书纪年》、《国语》、《天问》、《山海经》、《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书中提到尧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都称颂尧舜,肯定禅让制度的存在。

2.时代: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

尧舜故事反映了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尚书·虞书》说:“帝(舜)初于厉山往于田”。《管子·版法解》云:“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墨子·尚贤上》:“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竹书纪年》也说舜“耕于厉山”。《尸子辑本》云:“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史记•五帝本纪》总结道:“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舜耕历山是尧舜故事的核心内容之一,传说广泛。舜耕少争议,处处是历山。济南千佛山,古称历山,又名舜耕山。北魏魏收曾任齐州太守,做《登齐州舜山》。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历城)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唐代《封氏闻见记》卷八云:“齐州城东有孤石,平地耸出,俗谓之历山;以北有泉,号舜井;东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绝,云是舜东家之井”。相传虞舜曾在山下开荒种田,山峁上有断碑,至今留传象耕鸟耘的故事。历山舜庙,亦称重华宫:舜手持镇圭,左娥皇、右女英。墙上绘有壁画,由“尧祭河洛”、“尧舜禅让”、“烧仓填井”、“象耕鸟耘”、“舜渔雷泽”、 “舜陶河滨”、“作器寿丘”、“柴祭泰山”、“帝舜南巡”、“逝葬苍梧”等组成。移花接木,在所难免。  

山西洪洞英神山亦被认为是历山,古有虞舜庙,俗称神立庙。现今的历山神立庙是民间捐建的仿古建筑群:中间是以玉帝庙为主体的诸庙,包括玉帝庙、关帝庙、王母娘娘庙等;东边是以舜庙为首的诸庙,包括虞舜庙、尧庙、娥皇庙、女英庙、子孙庙等;西边是冥界诸神庙,包括东岳大帝庙、地藏菩萨庙等。周边有古窑、舜井、回心石、思过崖、羊圈墓、饮马池、龙须瀑、乌龙潭、女英神泉等传说古迹和层层梯田。湖北随州厉山也有舜庙,山腰有舜田,山脚有舜井。清同治《随州志》记载随州城南有东汉灵帝光和三年舜子巷义井碑。《方舆胜览》称:“舜井碑在随州,碑字漫灭,惟碑阴有‘五大夫’三字,相传秦时碑”。此外,山西永济县的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也称历山;安徽淮南舜耕山,亦称历山;河北怀来县、山东菏泽县、浙江余姚县等地皆有历山。

全国21个历山多少与舜耕传说有关,或为其后裔追思舜而命名。比较而言,济南历山为舜耕之地更合适一些。东夷人活动于山东、河南一带,是舜传说发源地。济南古称历山,舜耕历山,历代盛传。

《韩非子·难一》:“东夷之陶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舜在黄河岸边制陶器,陶器不粗陋残破。舜制陶之地被认为在濮阳、荷泽一带。《史记正义》说舜“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曹州或济阴与历山、雷泽、负夏、姚圩不远,可能在山东荷泽附近。《考工记》云“有虞氏尚陶”,尧又号陶唐氏。尧可能出身于陶器世家,舜是制陶好手。陶器是东亚新石器时代的标志,陶器制作是重要的手工业。

舜在雷泽捕鱼,渔民互相礼让居室。舜不仅种地、制陶、打渔,还盖房、作家具、修仓、陶井。这些都是广义的农活,是定居生活方式的体现。立为天子后特别关注水土与农业。《孟子·尽心上》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夫舜与尧一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一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

有关尧与禹的传说亦证明尧舜处于定居农业文化时代。尧“寻蚁造井”,被认为是水井的发明者。从择水而栖到围井而居,加速了村落、乡镇到城市的发展。城乡又称市井,远离家乡叫“背井离乡”。“尧井”被称为“天下第一井”[3]。水井是东亚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明,最早的水井见于五千年前,河姆渡、马家浜、良渚、凌家滩、龙山文化遗址中均有水井发现。《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命羿杀死野兽,并射落九日。《尧典》云尧命羲和制定历法,颁布天下,促进农业发展。《韩非子》说尧为部落联盟首领,却住茅草屋,喝野菜汤,吃糙米饭,穿粗布衣,用土钵子。这些都是典型的定居农业生活方式的反映。《国语·鲁语》提到尧舜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尧舜时代人类生活的主要威胁来自自然。 孔子曰:“舜有臣五人(即禹、稷、契、皋陶、伯益),而天下治”。禹手有茧而腿无毛,一跛一颠指挥治水。后稷作农师,“播时百谷”,“民皆法则之,天下得其利”,被尊为农神。

尧舜时代显然是以农为本的时代。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定居农耕生活,制陶是主要手工业,兼营渔猎与采集。孔子删定《尚书》,以《虞书》开篇,将舜的虞国置于夏、商、周之前。《礼记·礼运》所描写的大同世界在禹、汤、文、武、周公之前,尧天舜日是新石器定居农业文化时代。

3.方位与民族:东亚夷人

尧舜活跃于中原,与东方和南方关系密切,是东亚夷人的代表。他们生活的时代尚未有夏或黄帝的踪迹。

传说中的尧都平阳在山西临汾西南一带是可能的[4]。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其年代也与陶唐氏兴盛基本一致。《诗经》中的唐国乃临汾周围汾浍平原“唐尧”属地;其帝都之墟可能就是陶寺遗址。临汾尚存始建于晋代的尧庙,以及唐代修筑的尧陵。尧庙经唐、元、明、清历代扩建,前面有东西朝房、光天阁、尧井亭,后面有尧宫、舜宫、禹宫、万寿宫,最后是寝宫,东西两边还有许多房舍,规模最大时占地七百八十余亩。河北唐县,亦传为唐尧封地而得名。《元和郡县图志》卷18称唐县“即古唐侯国,尧初封于此,今定州北有故唐城”。 尧所属的氏族部落陶唐氏居于河北中南部,尧时迁至山西南部汾水流域。尧姓祁,亦曰伊祁,名放勋,初居于陶,后被封于唐,故称陶唐氏,亦称唐尧。唐尧、虞舜活动中心在冀州。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

舜葬九嶷:舜死在苍梧,葬于九嶷,无疑是古老的传说。《礼记·檀弓上》说舜葬于苍梧之野,《山海经·海内南经》说葬于苍梧山之阳。《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汉书·武帝》:“望祀虞舜于九疑”。一般认为苍梧山即九嶷山,又作九疑山。《水经注·湘水》:“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移焉,故曰九疑山”。古今学者大都认为舜所葬之九嶷山位于湖南永州。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地形图》九疑山旁标注“帝舜”二字。谭其骧根据《水经·湘水注》九疑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的记载,认为这是舜庙,九条柱状物为舜庙前的九块石碑[5]。相传自大禹南巡衡山望祭九嶷山,舜庙就成为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平民百姓朝圣之地。九嶷山祭祀遗址贯穿各个朝代,白鹤观遗址可能始建于夏代[6]。九嶷山附近道县有虞山、舜庙,蓝山县有舜水、舜岩和舜庙,临武县有舜峰山、舜帝庙,东安县有舜皇山、舜庙,湘潭(县)有韶山;广东曲江有韶台、韶石、虞帝祠;广西桂林有虞山韶音洞,临桂县有舜潭,灵川县有尧山、舜祠,梧州市有虞帝庙。永州人喜欢吃的一种食品被称为舜豆腐。把螺蛳肉、糯米、猪肉和多种蔬菜切碎包裹在豆腐中油炸,有和睦相处的意味,是逢年过节孝敬老人的食品。瑶族有怀念舜帝的歌谣。

东方为夷在《尧典》中己有反映:“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厥民夷”。舜为 “东夷之人”几成定论。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风土记》亦说:“舜,东夷之人,生姚丘”。 司马迁说“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位于山西、河北、河南、辽宁之间,是夷人居住之地。罗泌《路史·后纪十一》云五帝之中舜“独不出于黄帝”。虞舜未被尧请出时,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生活是完全可能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有一个昌盛的夷文化圈,孕育孳生了齐鲁文化。齐鲁是儒家发祥地,儒家思想来源于尧舜。舜既是殷人的始祖,有典有册;孔子为殷人之后,知书识礼。故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

顾颉刚认为尧与舜的传说极近,起自济水流域,均出于鸟夷;尧、舜为两部落酋长或鸟夷崇奉之祖先[7]。夷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上古居民的称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黄、淮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属于东夷。朝鲜半岛的土著居民也可称为东夷、九夷或良夷。尧舜时代“蛮夷率服”,舜为蛮夷之首,也可证舜为夷蛮。舜后裔衍为百余姓氏,其中陈、胡、袁、田、姚、吴、虞、孙、王、陆等为大姓,名人济济,影响颇大[8]。

4.精神:礼乐之源,善孝之始

尧舜时期被称为“圣贤”时代。“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社会井井有条,农业、手工、法律、音乐、教育都有专人管理。舜任命伯夷为秩宗,主持天、地、人三种祭祀;任命夔为典乐,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皋陶担任大理,掌管刑法,断案平正;垂担任工师,主管百工,百业兴旺;益担任虞,主管山泽,山青水秀;弃担任稷,主管农业,五谷丰登;契担任司徒,主管教化,百官亲善;龙主管宾客,诸侯都来朝贡。其中禹的功劳最大…纵横五千里的领域,都受到安抚,四海太平。

尧俭朴爱民,最为称道的是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是公认的仁君和明君。禅让即礼让。甲骨文中已有“尧”、“虞”二字,可能与尧舜传说有关[9]。四种新出土文献中《唐虞之道》、《子羔》和《容成氏》都推崇禅让,认为夏之前普遍实行过禅让制[10]。《容成氏》:“〔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11]。三代以上,授贤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前后适成对比[12]。《子羔》叙述舜有贤德而尧禅让:“舜其可谓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而三天子事之”[13]。《唐虞之道》讲尧舜禅让之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14]。《淮南子·修务训》云:“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新石器时代的“王位”并非肥缺,不是人人都可胜任,个个乐意争夺;推举和禅让完全可能。崔述《考信录·丰镐》:“古人让国常事耳,不足异也。宋襄公尝让子鱼矣,韩无忌尝让起矣,即吴诸樊亦尝让季札矣。春秋时犹有以兄弟为贤而让之者,况商周之际淳朴之世哉”。已经实行父传子家天下多年的周朝人伪造禅让不太可能,《尚书•尧典》等篇可能是掇拾传闻组成系统之记录。禅让实质上是一种选举制,不仅是孔、孟等托古改制之说,也符合墨家“贵义”、“尚贤”的主张。

韶乐,又称舜乐,歌颂尧德,并示忠心。《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元年已未即位,居冀,作大韶之乐”。夔有非凡的音乐才能,“《萧韶》九成,凤凰来仪”,通过音乐达到人神相和的境界。“尽美矣,又尽善也”,故孔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夏、商、周三代《韶》可能是大典用乐。尧曰《大章》、舜曰《萧韶》、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其中《韶乐》记载最多。彰显禅让,君臣和谐,天下太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云:“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汉书•礼乐志》“舜作招”。《世本•作篇》:“舜造箫,其形参差象凤翼,长二尺”。箫是《韶》主奏乐器。《礼记•乐记篇》:“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舜出身音乐世家,父瞽叟是乐师;舜本人也可能是音乐家或巫,能歌善舞,精通音律。舜作《韶乐》很有可能。韶山是与舜和韶乐传说有关的一座山。清同治《湘乡县志》载:“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凤为之下”。

舜的主要美德是孝和善。舜多次受继母、同父异母弟象和父亲的陷害而逢凶化吉。他原谅了歹人,成为二十四孝首位典范。中国传统伦理核心观念是孝。孝是善待、尊敬父母,不违背父母意愿;推而广之,就是晚辈服从长辈。有了这种伦理道德,父子、长幼有序,社会秩序就稳定了。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不安,诸子百家推崇舜及其孝道。雷池地区自古多出孝子,二十四孝中有三孝王祥、孟宗、徐仲源在雷池有孝义活动,三孝祠可能与舜曾居此有关。后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孝扩展为三纲五常。   

《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历试诸难,磨炼意志,与人为善。《孟子》有一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他向往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度,主张天子不应世袭。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舜德为先、重教化,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伦理上忍辱负重,仁爱敬孝;社会上乐于助人,与人为善;政治上施政以德,举贤任能;思想上以和为贵,人神共乐。正如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舜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以道德文化为内涵,通过儒传承,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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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

[2]《尚书》相传有上千篇,孔子删为百篇,亡于秦朝;伏生《今文尚书》亡于晋朝,孔安国《古文尚书》亡于唐朝;只有梅赜《孔传古文尚书》流传到现在。这部书真伪杂糅,尧舜传说亦难免。顾颉刚过于雄辩,认为“尧舜禅让”起于墨家,《尧典》、《舜典》乃后人伪造。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内藤湖南或富永仲基“加上原则”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基本一致。王国维说:“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处理也”。(《古史新证》,第2页)李学勤认为《尚书·尧典》可与甲骨刻辞四方风名印证,所述四中星与唐虞时期符合,推测距今3600-4100年(西水坡“龙虎墓”与四像的起源,《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邵望平将中国史前文化圈与《禹贡》九州对比,指出“九州”有三代史实依据(《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 《尧典》、《舜典》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重新编写,并非凭空杜撰。

[3]《世本·作篇》:“伯益作井”。

[4]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下),《文物世界》2001年第2期。

[5]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第1期。

[6]2002年湖南省考古所在九嶷山玉琯岩发掘出秦汉至宋元时期遗址,规模宏大;后又在隔江村发掘出夏代祭坑。湖南省政府于2006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二)在九嶷山举行祭舜大典。

[7]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古史考》第六卷,海南出版社,2003。

[8]其后裔陈、胡、虞、姚、袁、田、孙、王、陆、车等百余姓,人口2.6亿之多,遍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1985年在香港成立了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

[9]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十册虞字条,第十三册尧字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10]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11]《容成氏》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49—293页(释文考释)。

[1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子羔》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183—199页(释文考释)。

[14]《唐虞之道》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157—160页(释文注释)

责任编辑: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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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炎黄传说:夏人的故事

1.炎黄传说:

儒、墨为显学,崇拜尧舜。有关炎黄的传说散见于战国文献,相互抵触,到了司马迁《史记》才有较系统记述。《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曰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以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以水师而水名。太嗥氏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师而鸟名”。 黄帝与炎帝、共工、太嗥、少嗥等并立,各具特征。

《国语·晋语》晋大夫司空季子认为炎黄是兄弟:“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逸周书·尝麦解》亦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可能是“百工”),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到了《国语·鲁语》黄帝开始临驾于诸帝:“故有虞氏谛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谛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谛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谛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竹书纪年》、《世本》、《五德始终说》以黄帝故事开篇,形成了一个与《尚书》、《春秋》迥然不同的史学传统。

《史记·五帝本纪》整合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黄帝,传为少典之子,生在寿丘,长于姬水,居轩辕之丘,逐鹿中原,建都有熊,铸鼎升天,葬于桥山。传说不断丰富和巩固,黄帝被公认为五帝之首,开创了中华帝国;被尊为人文始祖,帝王典范,且具有超然神性[1]。在征服相代说中黄帝是主要的征服者,在五行说中居中制四方,在世代演化说中是由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亦是虞、夏、商、周的共祖[2]。     



2.时代:青铜时代游牧文化



尧舜的主要事迹与定居农业有关,而炎黄与青铜游牧文化关系密切。传说中黄帝有许多创造,如作车、作冕旒,还有采首山铜铸鼎等等。手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专业分工的形成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并刺激了掠夺战争。炎帝的失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结束;而黄帝的胜利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就是青铜时代的到来。

黄帝居轩辕之丘,又称轩辕黄帝。轩、辕两字都与车子有关。《路史·轩辕氏》谓:“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梠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黄帝令风后造指南车,车子的发明多归功于黄帝[3]。故历代皇帝出行又称“行辕”。在西亚、中亚车和马可分别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车与马的结合即马车或车马是青铜时代的产物。在东亚没有发现早于青铜时代车与马的遗迹。这说明黄帝是青铜时代的产物,且与中亚或西亚有关。

相传蚩尤铜头铁额,作金兵,显然是青铜时代的形象。黄帝与蚩尤同时代,且战而胜之,不可能仍停留在新石器时代。《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云笈七签》卷一百:“兄弟八十一人,铜头铁额”。铜头铁额可以理解为铜盔铁甲。《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管子》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黄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世本·作篇》“蚩尤以金作兵器”;《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金属刀剑与盔甲是青铜或铁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殷墟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兵器仅戈为中国本土之物[4]。戈可能是夏的族徽[5],亦不早于青铜时代。

另一个可以说明黄帝已进入青铜时代的传说是铸鼎。《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胡(湖),其弓曰乌号”。汉武帝羡慕不已,造离宫曰鼎湖宫。鼎是国家的象征,盛行于商周之际,亦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标志。

《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述了黄帝时代游牧生活方式:“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黄帝以师兵为营卫,迁徙往来无常处,游牧作风明显,类似于蒙古国的成吉思汗。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匈奴等游牧帝国又称百蛮大国,置左、右贤王,继承了黄帝的传统。《物原》:“轩辕始作带”。《大戴礼·五帝德》:“黄帝黼黻衣大带”。《风俗义•皇霸》:“黄帝始制冠冕”。《汉书•律历志》“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顾天下号轩辕氏”。金冠从古埃及、巴比伦到斯基泰、大夏、匈奴、新罗一脉相承;而带是游牧民族男子汉的必备。有人注意到“黄”是兽皮之意;“轩辕”在突厥语中为“皇帝”、蒙古语中为“可汗”、通古斯语中为“王”或“汗”,是阿尔泰语的共同称呼。[6]

黄帝作为青铜时代首领率领游牧民向定居农耕过渡,开创了游牧和农耕文化结合的历史,从而被崇奉为华夏始祖。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始于黄帝或黄帝时代,黄帝又被尊奉为华夏文明的创造者,成为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

3.方位与民族:西方夏、周、戎、狄之祖

黄帝入主中原,其来源与西北有关。传说中的黄帝源于西北,不少事迹也发生在西北。《庄子·天下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庄子·至乐篇》:“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竹书纪年》谓:“周穆王西征昆仑丘”。《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游:“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山海经•西次三经》谓:“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山海经•大荒西经》谓:“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 山海经•海内西经》谓:“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山有铜柱,其高如天,圆周如削,弱水环之。

中国古代神话多以昆仑为中心。昆仑是古人心目中的仙山,也是黄帝住的地方。王菉友《侍行记》:“考昆仑者当衡以理,勿求诸语。上古地名多用方言,昆仑乃胡人语,译声者无定字”。蒲立本研究发现 “昆仑”、“祁连”是印欧语,林梅村认为是寒意中最早的印欧语借词[7]。昆仑神话涉及遥远的西部;昆仑山是另一个世界中心,众多神所居处的神秘乐园。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商代早期,中国从西方传入的青铜器等重要事物,随之而来的还有黄帝与昆仑神话。

黄帝来自西方,与戎的关系自然密切。《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犬戎或西戎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兴于西戎的秦人也就成了黄帝后裔。《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其玄孙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田昌五认为:“太昊、少昊和蚩尤属古夷人集团,确切说是古夷人的宗神。其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自应是大汶口文化及其前身北辛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及其前身裴李岗磁山文化。炎帝是古氐羌之宗神,其在考古文化上的反映应是仰韶文化及其前身大地湾老官台文化。黄帝是北方古戎狄的宗神,其考古学文化虽不能确指,但由他联合炎帝打败蚩尤,南下中原,应该说在考古上已有线索。大司空村类型的分布区可达冀西北桑干河、大洋河流域,这是发人深思的”。[8]《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为北狄之祖十分可能,故司马迁有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之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追认黄帝为始祖。《魏书·序记》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子25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 25人分别为四母之子,不一定从父姓或从母姓。正如成吉思汗等游牧帝王有四斡耳朵,儿女后裔得姓亦随意。《晋语》既说黄帝以姬水成,姬姓;而姬姓周人是从渭水流域起家的。黄帝死后葬桥山,离渭水不远。黄帝姬姓,周朝王族也姓姬。我们可以推断黄帝故事,如果不是周人编造,也是周人乐闻的传说。黄帝是夏、周、戎、狄传说中的始祖。

4.精神:武装夺权,强权公理

“习用干戈”,炎黄之战及黄帝战蚩尤家喻户晓,黄帝无疑已进入战争时代。《淮南子·兵略》:“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蚩尤、黄帝均被传为战神。《鹄冠子》:“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关于战争的起源还不清楚。新石器时代是相对和平的时代。日本绳文时代、朝鲜半岛有纹陶器时代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没有发现大规模征战的证据。战争是青铜时代才开始流行的文化现象,尽管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青铜兵器显然是战争的催化剂,炎黄大战不太可能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商君书》云黄帝时代“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标志着尧舜时代的结束。

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打败了蚩尤,于是诸侯尊奉轩辕黄帝为天子,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先例。炎黄是传说中的弟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大急。进入战争或文明时代后,弟兄相残的故事不断重演。

天子或天之骄子亦是游牧民族喜欢的称呼。《汉书·匈奴传》载匈奴给汉的国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是巧合。从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都崇拜腾格里。腾格里崇拜和天子这一称号来自上古时期的西北游牧民族。“天下有不順者,黃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黃帝部落是一个頗有战斗力的游牧部落族群。

《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蚩尤在《管子》、《越绝书》中受到尊崇,言蚩尤在天文、制兵等方面很有建树,并被尊为战神。这从侧面说明蚩尤曾活动于东方,是夷人心中的英雄。

树立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榜样。武王灭商是黄帝东征的历史版。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肯定《世俘》即是《古文尚书》所亡逸之《武成》篇,指出武王克殷时屠杀人民、掠夺财富,祭祀祖先和上帝的极度铺张和浪费,推翻了武王在道统中的地位[9]。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欲出师占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史记·封禅书》云秦灵公“作吴阳上畴,祭黄帝”。秦始皇以黄帝为榜样,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囚母、杀弟、除后父、灭六国,用暴力统一中国,率先称皇帝。黄帝崇拜在秦汉达到了第一个高潮。黄帝、秦始皇与尧舜之道背道而驰,在孔孟看来是大逆不道,焚书坑儒也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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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Le Blan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 45-63, 1985-1986.

[2]王明珂:论攀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2002。

[3]《黄山图经》载“黄山旧名黟山,乃轩辕黄帝栖真之地”。唐玄宗李隆基下诏改为黄山,此地留传“轩辕车会”。

[4]李济: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1935。

[5]曹定云: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考古与文物》1989年1期。

[6]唐善纯等:释黄帝,《文史知识》,1988年9期。

[7]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英文版见梅维恒主编《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古民族》第1卷,华盛顿:人类学研究所,1998。

[8]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47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

[9] 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二),中华书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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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舜与炎黄之变奏

尧舜和炎黄是中国历史上两大迥然不同的传说,司马迁从天下一家、万世一统的理想出发系统整合为《五帝本纪》。《史记·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世本》、《大戴礼记》和《尚书》,以黄帝开篇、以舜结尾,其中三位并不重要。为了建构黄帝和舜的关系,他根据有关记载和道听途说进行了精心编撰[1]。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穷蝉至舜,皆微为庶人。先秦时期互不相干的两大传说被揉成一体,构成了一个相反相成的民族或国家起源神话。

司马迁将各族均安排出自黄帝,造成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其一是感生与父生的矛盾。《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为帝喾次妃。《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振。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诞弥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史记·周本纪》说姜原为帝喾元妃。殷契为殷民族之始祖,周弃为周民族之始祖,皆因感而生,帝喾只是名誉父亲。各民族不仅各有其始祖,且历史长短不一,将各族始祖皆归为黄帝子孙,在世次上无法自圆其说[2]。

其二是禅让与世袭的矛盾。《孟子•万章上》孟子回答万章以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作结,表达了孟子想缓和禅让与世袭矛盾的意图。尧舜禅让显然否定了始于黄帝的世袭传统。人类史上取得政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和平推举与武装夺取;传递的方式有四种:世袭、篡夺,禅让、选举。中国历代王朝遵循的是传说中黄帝开创的武装夺取政权然后实行世袭的传统,炎黄传说实质上是青铜时代夏、商、周历史的曲折反映。而尧舜是真正的史前传说,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社会的状况。

颠倒了时代顺序。从物质文化或科学技术而言,先有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后有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已成共识。如果尧舜与炎黄传说有先后之分,只能先有尧舜后有炎黄,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直系血缘关系。从精神文化或伦理道德而言亦颠倒了顺序[3]。中国古代区分历史时期观念由来已久。《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儒家提出“有虞氏贵德,夏后氏贵爵,殷人贵富,周人贵亲”。法家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身处“礼坏乐崩”的时代,他们不约而同发现了道德境界每况愈下的大势,从而巩固了远古自然和平境界的记忆。《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脩睦…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史记•伯夷列传》记述了从尧舜禅让到“以暴易暴”过程。舜是道德楷模,道德文化鼻祖。《尚书》:“德自舜明”; 《史记》亦云:“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那么黄帝位于舜前,显然是不明德之君。《韩非子·难一》质疑尧天舜日的说法,提出尧舜不可同颂,必有一人不贤。孤掌难鸣,尧舜应该同颂;势不两立,舜与黄帝难以共存。

炎黄子孙尽舜尧。秦汉之际是万国归一的时代,司马迁顺应秦汉大一统的局面,继承并发扬了民族一元论。祖先和神灵“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地图”写成了“年表”,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4]。《史记》民族一元论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凝聚起了作用,但混淆了古史系统的真相。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疆域的统一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歧视不能借助暴力。      

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异曲同功。董仲舒混淆王统与道统,司马迁组合尧舜与炎黄,孔孟精神从此变调。《孟子•告子下》云“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杨雄《法言》云:“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尽心上》云“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尧舜之道并不得行,或以尧舜之名行他道。

炎帝是东亚定居农耕民族的象征,黄帝是西北游牧民族的象征。炎黄传说是游牧与农耕民族征伐与融合的曲折反映。炎黄传说确立了“强权就是公理”的原则,父子兄弟朋友都可以用武力解决。冒顿、李世民、铁木真等继承了这一原则,禅让逐渐成为遥远的传说.炎黄之战不断重演,人民在相信“正义必胜”的同时不得不接受“胜者有理”的现实。

艾斯勒《圣杯与剑》[5]论述欧洲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残酷过程,揭示出欧洲史前湮没无闻的真相。好战尚武的库尔干人多次大规模的入侵,破坏了欧洲母系社会田园诗般的生活;带来了父系社会制度。男神代替了女神,剑代替了圣杯,男性等级统治代替了女性和男性的伙伴关系,整个社会文化转型。以男性武士手中剑为象征的统治关系社会文化模式取代以女神手中圣杯为象征的伙伴关系社会文化模式,从而导致了五千年来发生的种种暴虐、独裁、专制以至人类当前面临的各种全球问题。《圣杯与剑》和《菊花与剑》[6]有异曲同工之妙。剑和武士并非日本的特产,亦来自遥远的中亚库尔干。中国或东亚文化模式又何尝不是如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和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也涉及到了类似的文化模式或制度转换。“殷周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7]。江氏总结说弥生以及前期古坟咒术、祭祀、和平、东南亚式的农耕民族文化被后期古坟现实、战斗、贵族、北亚式的骑马民族文化取代[8]。梅原猛认为日本文化的根本是绳文时代狩猎采集文化[9],森林是日本人精神的故乡[10];本土文明多层次地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绳魂弥才”,“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的日本文化模式[11]。

传说不是历史,神话不是科学;但我们可以历史地看待传说,科学地分析神话。尧舜和炎黄就算是古人编撰的故事,也反映了一些历史事实,蕴含着科学道理。尧舜是夷人的传说,象征着新石器时代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礼乐文明的兴起;炎黄是夏人的故事,反映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与尚武好战风气的东进。正本清源,明确尧舜炎黄先后本末关系,才能破除迷信,重新走上和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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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五帝德》、《帝系姓》指《大戴礼记》的两篇,《孔子家语》也有这两篇。《孔子家语》、《大戴礼记》应是汉代文献,皆非正经,故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

[2]《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注意到《史记》等帝王世系的矛盾:舜娶尧二女乃是娶其曾祖姑,而禅让于禹是上传其曾祖父。

[3]科学技术不断发展,道德伦理未必与时俱进,且有日益败坏的可能。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获奖论文《科学和技艺的复兴有助于敦风化俗吗?》(1750年)雄辩地论证了这一点。

[4]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文》(19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艾斯勒著,程志民译:《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6]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946;黄道琳译:《菊花与剑:日本的民族文化模式》, 桂冠图书,1986。

[7]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1921。

[8]江上波夫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9]梅原猛、安田喜宪:绳文文明の発現,PHP研究所,1996。

[10]梅原猛: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元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

[11]梅原猛:《日本文化论》,讲谈社,1976。

责任编辑: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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