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发布日期：2012-06-09 |作者：王宝坤
佛教传人汉地，翻译为首功，次之是对所译经论的讲解，史称之为“讲席”.佛典讲席又称讲肆、法席、法筵、法肆等，与佛典的翻译同步或略晚形成。佛典讲席肇始于东汉末年，发展、成熟于两晋南北朝，大盛于隋唐，流传至于近现代。佛典讲席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宗教文化活动，佛教传播、僧才培养、教化大众和佛教完成中国化的主要形式。
从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至鸠摩罗什译经时期，是佛典讲席的初步形成时期。最早的讲经记载见于中国第一个僧人朱士行传中，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讲席”之名见于晋时僧人竺潜传中，竺潜（289-374）于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曾受晋哀帝征请，“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称善焉”.竺潜在讲佛经的同时，还讲解《老子》、《庄子》，既与当时玄学的社会时尚有关，也与听众理解佛经义理的需求有关，佛理深邃，常需借用《老》、《庄》中的义理来疏通。如竺法雅、康法朗和道安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晋庐山慧远，早年追随道安，讲实相义，“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
佛典讲席的兴起借重于佛经的翻译，故佛经翻译的情况对讲席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大影响。佛经早期的翻译被称为“旧译”,朱士行传载，“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遂誓志西行求取经本。僧人道安因“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或者格义，或者唯叙大意，是早期佛典讲席的特点。
僧传有关早期讲席的史料有十数例，如支遁讲《维摩经》、《道行般若》和《小品》等，竺法济、支昙讲《阴持入经》，竺僧敷善《放光》及《道行经》，道安讲《放光波若》，僧朗和竺法太讲《放光经》，昙影讲《正法华经》及《光赞波若》，僧略讲经律等。
至道安时，佛经讲解已有百余年的历史，道安所制僧尼轨范三例，其一即为“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佛典讲席制度初步形成，“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讲席设讲经法主和都讲二职。讲经法主即主讲人，“都讲”是代大众提问或向法主设难，与法主一问一答的人。支遁曾为讲经法主，江南名土许询为都讲。有时还设“复讲”或“覆讲”之席，这是为了培养新的僧才法主。如佛图澄曾讲经，道安为覆讲，道安讲时，“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足见当时讲席热烈论辩之风。在讲席上，听众也可以直接提问。
讲经法主地位极高，其讲座被尊称为“高座”或“师子座”,是古代僧人们终极性追求之一。《高僧传》载，竺道生到江南后，潜思经理，“乃说阿阐提人皆得成佛”,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被“摈而遣之”.道生在大众前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后《涅盘》大本至于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都讲”之职，亦为僧人所向往。京兆僧导十岁出家，至年十八，博读转多，神机秀发，后在寿春讲说，受业千有余人。又受南朝宋武帝征请，于瓦官寺登高座开讲《维摩》，坐者咸悦。
佛典讲席是僧人研修佛典、阐发义理、推进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罗什译场不仅开辟了译经的新时代，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讲经法主，他们后来盛开讲席，促成了南北朝讲席的兴盛和义学的发达。僧睿为罗什译场参正，《成实论》始译出，什令睿讲，且谓睿曰：“此诤论中，有七变处文破《毗昙》，而在言小隐，若能不问而解，可谓英才。”至睿启发幽微，果不咨什，而契然悬会。什叹曰：“吾传译经论，得与子相值，真无所恨矣。”
佛典讲席有诸多功能和影响，有些主讲者不仅讲佛典，也讲《老子》、《庄子》、《春秋》、《论语》、《周易》和《孝经》等。佛典讲席主要设于各地寺院，但因有些讲经法主社会影响较大，其讲席亦于寺外随缘开设，或应帝王之召设于皇宫，或受达官贵人之邀设于府邸，或因大众乞请而盛开于街市，可见，佛典讲席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化大讲堂。古代讲席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因而，主讲者只能重复讲解，道安因反复讲解，而得以遍校群经，出《众经目录》等，还随讲出疏，也开启了佛教经录、注疏、序跋等佛教学术的先河，为后来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来源：2012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