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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探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专稿

《诗经》探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专稿

2012年06月18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8日第318期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从汉朝起被儒家奉为经典,其诵读者和传承者多为古代圣贤和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然而,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的大山深处,目不识丁的村民却世代传唱着内含大量《诗经》语句的民歌。这些民歌与《诗经》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先有民歌,还是先有《诗经》?3月底,本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进鄂西北古城房县,试图揭开“诗经之乡”的神秘面纱。

活在房县民歌里的《诗经》

  《关关雎鸠》虽然有多种唱词,但是总会有几组词固定出现。而这些固定的词,就是出现在《诗经》中的篇章。也就是说《诗经》的词句往往镶嵌在房县的各种民歌中。……查看更多内容

周朝太师尹吉甫或将房县民歌收入《诗经》

  在相当长时期内,谁也不知道《诗经》民歌究竟从何时开始传唱。何以认定《诗经》篇目源自房县呢?房县人认为,这与《诗经》编纂者之一的周朝太师尹吉甫有密切关系。……查看更多内容

研究需严谨传承不必拘泥

  新的创作是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还是会使传承走上歪路?恐怕各有利弊:以获利为目的的新编或不可取,而以传承弘扬《诗经》文化为目的、以现代人能接受的形式进行普及性传播的做法,未尝不可。……查看更多内容

房县“流放文化”或造就《诗经》民歌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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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房县民歌里的《诗经》

2012年06月18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8日第318期作者:本报记者 唐红丽




【核心提示】《关关雎鸠》虽然有多种唱词,但是总会有几组词固定出现。而这些固定的词,就是出现在《诗经》中的篇章。也就是说《诗经》的词句往往镶嵌在房县的各种民歌中。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从汉朝起被儒家奉为经典,其诵读者和传承者多为古代圣贤和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然而,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的大山深处,目不识丁的村民却世代传唱着内含大量《诗经》语句的民歌。

  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一经发现,立即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房县因此被人们称为“诗经之乡”。甚至有专家称,房县就是古代《诗经》的原产地。好奇者众,否定的声音也未曾间断。

  这些民歌与《诗经》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先有民歌,还是先有《诗经》?3月底,本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进鄂西北古城房县,试图揭开“诗经之乡”的神秘面纱。

  1《关雎》民歌世代传

  3月27日,记者来到大山深处的房县。闻悉记者来访,房县文化体育局局长黄宝富找来当地有名的民歌手陈远翠。

  陈远翠亮丽出众、快人快语,经黄宝富一鼓动,脱口演唱起来:“关哪关地雎呀鸠往啊前走依吆,在河之洲吆依吆求配偶咿呀吆。窈窕地呀淑女洗呀衣服依吆,君子好逑啊往拢绣呀依吆。羞得女儿低下头……”

  “这不正是《诗经·关雎》么!”记者一边听,一边惊叹。

  陈远翠唱得字正腔圆,并不时地打着手势,引得在场人鼓掌叫好。“这是《关关雎鸠往前走》,我再唱首《桃夭》。” 陈远翠清了清嗓子,又唱起来:“桃之夭夭满枝杈,灼灼其华一枝花。之子于归来出嫁,宜其家室迎嫁娶。欢欢喜喜成了家……”

  陈远翠今年37岁,家住房县九道梁乡卸甲坪村。当记者问“这些民歌从哪里学来”时,她说,从8岁开始,她就在这个被九道大山重重包裹的九道梁乡跟着爷爷学唱民歌。冬天下雪时,爷爷用山上挖出的树根疙瘩拢起一盆旺旺的火,火中埋几个土豆,一家人围着火盆一边吃烤土豆,一边跟爷爷学唱民歌。爷爷告诉她,这些歌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歌词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太懂。

  陈远翠家中姊妹四人,只有她喜欢这些深奥的民歌。不识字的爷爷见她喜欢唱,十分欣慰,特地找到会写字的邻居将歌词一字字记录下来,方便她学唱。

  因家中贫穷,陈远翠读到小学二年级便辍学了。不识多少字的她往往用拼音字母来标注民歌里的生字。每逢村里有红白喜事,陈远翠便跟着爷爷去赶场子。不同的场合,祖孙俩会选择不同的歌曲。因嗓音清脆、待人热情,久而久之,她成了村里甚至乡里小有名气的民歌手。

  陈远翠说:“在房县,比我年长的、会唱的人,多了去了。”听她这么一说,记者决定到偏远的山区一探究竟。

  2 孪生兄弟唱响大江南北

  第二天一早,房县文化体育局副局长杜建林等几位同志陪同记者来到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一棵千年古树下,一对孪生兄弟正在演唱。

  “喜鹊筑巢呀,斑鸠占有它,这个姑娘要出嫁,车儿去送她;喜鹊筑巢呀,斑鸠占住它,这个姑娘要出嫁,车儿欢送她;喜鹊筑巢呀,斑鸠拥有它,这个姑娘要出嫁,车儿成全她……”

  这对孪生兄弟分别叫吴高星、吴高月,今年51岁。吴高星说,他们刚刚唱的民歌叫《鹊巢》,属于“姐儿调”。

  兄弟俩说,他们13岁起就跟着父亲唱民歌,如今已经唱了几十年。父亲的民歌是跟爷爷学来的,母亲和家里其余六个兄弟姐妹也会唱。而且都是口头传授,没有唱本。身为农民的他们,平常都是在家种地。在田间地头唱民歌、对山歌,成了他们的一大乐趣。

  吴高星会吹唢呐,能唱民歌,从十几岁起就帮人接新娘子。吴高月告诉记者,他们会唱的民歌能唱三天三夜不重样。

  在他们生活的村子里,与兄弟俩年龄相仿的人基本上都会唱这样的民歌,所用的调子大多为高腔、平腔、拉花腔、八岔腔,所涉主题很多,包括风土人情、恋爱婚姻、生产生活等。

  杜建林告诉记者,吴高星、吴高月兄弟曾于2011年湖北卫视春晚唱房县《诗经》民歌而一举成名。此后,他们多次被邀请到湖南、湖北等地的电视台演出。2012年1月,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摄制的节目《诗经溯源》中。

  采访完吴高星兄弟,记者正欲离开村子,见一位老奶奶行色匆匆。记者问她会不会唱《诗经》。老人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吃惊地说:“你咋知道我会唱《诗经》啊。”接着,张口就来了一首《关雎》。

  老人名叫刘邦英,当天恰好到项家河村女儿家做客。老人说,她五六岁时开始学唱民歌,如今家里4岁的小孙女也在跟着自己学民歌。而她的老伴邓发鼎则是房县鼎鼎有名的民歌手。

  杜建林告诉记者,门古寺镇总共有3万人,民间歌手就有5000人,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能唱千首民歌的多达120人。而据房县官方对该县境内20个乡镇303个村的全面普查,目前全县会唱民歌的人数达5万之多,其中能唱上千首民歌的歌手有250人,能唱300首以上的有7000多人。

  3 102首民歌与《诗经》有关

  “门古寺镇民歌协会主席张兴成是房县搜集整理民歌最多的人之一,他从1985年开始搜集整理房县民歌,已经搜集了1万多首。”杜建林说。

  记者找到张兴成时,他正在收集民歌。张兴成告诉记者,20多年来,每当听到农民演唱,他都会认真地记录下来。起初,他并不知道房县民歌与《诗经》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一位来门古寺镇小学调研的专家说,老百姓演唱的民歌很像是《诗经》,这引起他的注意。他把已经收集到的房县民歌与《诗经》进行对比,发现的确有很多内容十分接近。

  张兴成告诉记者,《关关雎鸠》虽然有多种唱词,但是总会有几组词固定出现。而这些固定的词,就是出现在《诗经》中的篇章。也就是说《诗经》的词句往往镶嵌在房县的各种民歌中。

  张兴成还发现,《诗经》中记载的一些动植物的古老称呼仍能在房县寻到踪迹。比如《参差荇菜》篇中的“荇菜”,可能就是房县乡野间随处可见的水芹菜;《关雎》篇中的“雎鸠”,似乎就是房县至今仍能见到的一种能发出“关关”叫声的鹊鸟;《伐檀》中的檀树,更是遍布房县茂盛的山林中。

  记者问:“迄今为止,有多少房县民歌与《诗经》有关系?”张兴成说,有102首。

  据张兴成介绍,他搜集的民歌有两皮箱,共1万多首,其中不重复的有5000多首。而《关雎》在房县民歌中被应用得最广泛,版本也有很多种。此外,《伐檀》、《鹊巢》等被应用的次数也很多。有的民歌中镶嵌有一两句《诗经》词句,有的民歌则整首都是《诗经》原文。

  与张兴成一起搜集民歌的还有房县门古寺镇胡家街村75岁的老人胡元炳。号称“民歌大王”的他会唱1000多首民歌,其中,30多首与《诗经》有关。除了《诗经》民歌之外,胡元炳搜集的民歌还有当地的情歌、劳动歌、传说歌、叙事歌等10多个类别,搜集范围遍及房县20个乡镇、300多个村,涉及歌手32000多名。2011年2月,他搜集整理的57万字的房县民歌集《望佛山民歌集》正式出版。

  4《诗经》民歌偶然中浮出水面

  第一个发现房县民歌与《诗经》联系的人,是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傅广典。

  正如张兴成所言,房县的很多民歌手过去并不知道自己唱的是《诗经》,甚至不知《诗经》为何物。整个房县如此丰厚的《诗经》民歌文化资源,彼时还如闺中秀女,不为外人所知。

  2004年深秋,在房县门古寺镇小学的一场演出中,一位名叫王正明的演员唱了一首《关关雎鸠》,恰好被来房县考察房陵文化的傅广典听到。接下来,几位农民又演唱了几首与《诗经》有关的民歌。看完演出,傅广典不禁赞叹:“房县民歌中竟然含有不少《诗经》语句!”

  让傅广典感兴趣的是,这些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何以将艰涩难懂的《诗经》像唱流行歌曲一样,演绎得如此动听?

  此后,傅广典展开了针对房县民歌与《诗经》关系的研究。随着调研工作的展开和深入,越来越多与傅广典接触过的民歌手开始了解,自己唱的歌是《诗经》,而《诗经》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们奔走相告,自豪之情难以言表。

  5 给民间艺人评职称 多举措拯救《诗经》民歌

  随着房县《诗经》民歌影响力的扩大,房县逐渐被冠以“诗经之乡”的美誉。房县的民歌传唱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他们上电视、上报纸,参加一场场的演出。仿佛一夜之间,摇身变为明星。当记者采访时,他们都说自己非常幸运,遇到了《诗经》文化大发展的好机遇。但除此之外,艺人们也述说了自己的忧虑。

  “如今像我们这样发自内心喜欢唱民歌的人在房县越来越少。歌手们都在担心《诗经》民歌的传承问题。”陈远翠、吴高星向记者道出了心里话。他们说:“我们想一直唱下去,想获得更多的鼓励、支持和关注,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房县的《诗经》文化。但如今的小孩都宁愿到外面打工,也不愿留在山里唱民歌。很多能唱原汁原味民歌的老歌手年龄逐渐大了,有些已经过世。就像割韭菜一样,没有根,新的韭菜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37岁的陈远翠有一儿一女。孩子们喜欢大明星唱的歌,不愿跟她学唱民歌。陈远翠说,好不容易有一个同小区的小姑娘愿意跟她学唱民歌,嗓音条件也非常好,但是每次陈远翠教她唱歌,小女孩的爸爸就会一脸不高兴地说,“唱这个做什么!”

  吴高星则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都在外打工,对唱民歌根本没有兴趣。“我很担心传承会断层,喜欢唱并且唱得好的人越来越少。为了把《诗经》民歌传承下去,只要有人愿意学,不管是不是我们家的小孩,我都愿意教。”吴高星还告诉记者他的一个愿望:“我想参加专业培训。我们兄弟俩都会唱民歌、吹唢呐,但这都是业余水平,没受过专业训练。我想使自己的技能更专业更规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房县《诗经》民歌传承的另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新编《诗经》民歌。根据老的《诗经》民歌歌词模式和曲调,加入《诗经》内容重新创造加工所谓的《诗经》民歌。对此,《诗经》传唱者颇有微词。

  “我非常排斥这样的新《诗经》民歌。”陈远翠说。吴高星也说:“我们唱的词和调,都是从老辈那里学来的原汁原味的。别人再加工出来的作品,根本唱不出这种味道。”

  杜建林说:“如何传承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肯定不能以新创作、新编写《诗经》民歌这种方式,否则会使传承走上歪路。”

  据记者了解,目前,房县民歌已经列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房县也已启动一系列保护《诗经》民歌的行动。《诗经》文化进校园活动已经开始。在房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套《房县民歌歌曲集》也已出版。书中既有房县民歌的歌词,也有相关曲谱,并配有录音磁带和图片照片。

  2005年秋,为了彻底摸清房县民歌家底,房县县委、县政府抽调全县105名文化系统干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民间文化大普查。为了鼓励民歌手传承和发扬民歌文化,2007年初,房县出台《房县民间艺人资格评审暂行办法》,为民间艺人评职称。根据其艺术特长、成果及传承情况等可授予“民歌师”、“民乐师”等称号,且为他们发放津贴补助。陈远翠现为“房县一级民歌师”,并在房县野人洞风景区专门为游客演唱《诗经》民歌。

  2010年8月,房县举行《诗经》文化研讨会暨首届房县《诗经》文化节,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夏传才等国内学者及来自美国、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诗经》研究者参会。为了对房县《诗经》文化展开深入研究,中国《诗经》学会组织了150余名专家学者前来考察和座谈研讨,并建立了中国《诗经》学会房县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在房县门古寺镇设立了民间文学实习基地。

  张兴成告诉记者:“对于《诗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现在急需做的事情是培训。会唱的‘歌王’年龄大了。我认为定期开展文化活动、搞好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挖掘整理等,也是接下来我们需要抓紧做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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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太师尹吉甫或将房县民歌收入《诗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8日第318期  作者:本报记者 唐红丽
   

  【核心提示】在相当长时期内,谁也不知道《诗经》民歌究竟从何时开始传唱。何以认定《诗经》篇目源自房县呢?房县人认为,这与《诗经》编纂者之一的周朝太师尹吉甫有密切关系。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成书过程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中叶,期间绵延约600年。书中所收诗歌最初需配乐、配舞,诗、乐、舞结合。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和舞蹈失传,仅存歌词部分。

  西汉时,《诗》被尊为儒家经典,位居“四书五经”之首,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也有学者认为正式使用《诗经》应起于南宋初年)。

  孔子对《诗经》有高度评价。据《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认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读《诗经》可以激发情志、观察社会、交往朋友、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孔子还以“不学诗(《诗经》),无以言”来教导自己的儿子鲤要学习《诗经》。

  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夏传才曾指出,《诗经》是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也是东亚汉字圈内各国共同的经典。《诗经》广泛传播于全世界,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并称世界古代三大文学杰作。

  那么,伟大的《诗经》与远在鄂西北山区的房县究竟有着何种渊源?《诗经》中的原诗词真的是从这里起源,进而成为经典并源远流长的吗?

  天子“采诗” 以闻天下

  关于《诗经》的编纂和成书目前有多种说法:一为孔子删诗而成《诗三百》,二为民间采诗,三为诸侯百官献诗。

  “孔子删诗”说源自《史记·孔子世家》,其上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目前此说已被学界推翻。依据有三:一是《史记》所载“孔子删诗”是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那时孔子已年近七十,而孔子早在青年时期已有《诗三百》的论述;二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那时宫廷礼乐已能演奏完整的《诗经》,而其时孔子只有八岁;三是周代各诸侯国之间的邦交往来,往往赋《诗》言志。

  关于“采诗说”与“献诗说”,文献亦有相关记载。

  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聚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战国公羊高编撰《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下。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百姓提供的各地诗歌称为“采诗”。在周朝,各诸侯国也有义务为天子“献诗”。

  春秋鲁国人左丘明编撰的国别史著作《国语·周语》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宋代学者朱熹研究《诗经》的著作《诗集传》中载:“是以诸侯采之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宫,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房县有个周太师尹吉甫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谁也不知道这些《诗经》民歌究竟从何时开始传唱。那么,何以认定《诗经》篇目源自房县呢?房县人认为,这与《诗经》编纂者之一的周朝太师尹吉甫有密切关系。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指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讲的是宋国大夫正考父向周朝太师献“商之名颂”即《商颂》。有学者分析,如今我们看到的《诗经》中的五篇《商颂》,很可能是周太师在宋国献上的十二篇目基础上删减而成。

  这个周太师就是周代三朝元老——太师尹吉甫。

  《辞海》记载:尹吉甫,周房陵(今房县)人,(周)宣王臣。《房县志》载:周宣王封尹吉甫为太师,食邑(封地)于房(房县)。尹吉甫舍,(房县)县南去庐陵王城一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旧志》、《广舆记》、《万历郧阳府志》中都称尹吉甫为房县人。

  文献记载,周宣王五年(前823),北方少数民族猃狁侵犯今陕西径阳西北地区。周宣王命尹吉甫为大将,前去讨伐,大获全胜。周宣王感叹:“纬武经文,内安外攘。舍吉甫更莫与竞。”更称赞:“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宣王时,尹吉甫为太师(即宫廷乐官),幽王时升任大师,位居周代“三公”之首,并兼任太子师傅。后来,幽王受奸臣挑唆,处死尹吉甫。

  据《万里郧阳府志》记载:“周之尹吉甫,房陵人,卒葬于房之青峰山。今碑文在焉。”

  房县文化体育局工作人员张华田告诉记者,房县确实有尹吉甫墓,而且不止一处。相传,尹吉甫死后,周幽王幡然醒悟,知道吉甫实为冤死,便用黄金铸造金头予以陪葬。为防止墓葬被盗,尹氏家族以12副棺椁同时出殡,分别葬于房县青峰山、万峰山等12处。因此,房县尹吉甫之墓一直有12疑冢的说法。现在,考古工作者已在房县青峰镇的青峰山,万峪乡的老人坪、白鱼河,沙河乡的峪坪河,房县城南凤凰山等地发现了尹吉甫的疑冢。

  除了墓葬,房县至今还有尹吉甫家庙及后人为纪念尹吉甫所修的宝堂寺。宝堂寺又名石佛寺,位于房县城东70公里处的榔口乡(现已改为尹吉甫镇)白鱼河村万峰山上。据《房县志》记载,该寺建于明朝正德十一年,是当时房陵知县胡壁与尹氏后裔为纪念尹吉甫所建。

  记者在张华田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映入视线的是一处以数根木柱支撑的茅草亭子,上书“尹吉甫碑亭”五个金色大字。亭子下,巨大岩石铺就的地基隐隐可见。张华田说,这便是宝堂寺原来的基座。亭下有一左一右两块风化较为严重的石碑。一块为《万峰山宝堂寺立碑记》,碑上文字:“夫青峰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佳城馀地之胜概也……自山西而至此,久隐山房,旁观四野……”碑文显示,尹吉甫受到排斥,从山西回到房县后隐居此地。另一块为《万峰山宝堂寺建造记》,有碑文“寺自汉明帝”,表明宝堂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

  茅亭的后面是一处宫殿式石质仿木结构建筑,依山势凿空山体建成,分上下两殿。张华田介绍说,该庙建造于何时,无文献明确记载。从房县走出的周朝太师,在百姓眼里就是天大的官。因此,百姓也称该庙为“天官庙”。

  记者进入该庙下殿,只见石殿大门多以方石嵌制,两侧各置一石窗。殿内有神台,台中央为石制雕像,像身右侧底部有文字“大明正德五年”。与一般的寺庙不同,这个雕塑并非佛像,带有明显的官员气质。张华田说,该石像可能是尹吉甫像。

  尹吉甫或将房县民歌收入《诗经》

  《诗经》虽然作者不详,但保留着尹吉甫的珍贵“痕迹”。

  《诗经·大雅·烝民》记载:“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是尹吉甫为送别仲山甫所作。此外,还有《诗经·大雅·崧高》记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为尹吉甫送别申伯而写。

  文韬武略的尹吉甫作为周朝掌管宫乐的太师,不仅自己作《诗经》,还有权编纂各地所采集诗词及所献诗词。

  《诗经》收录有15国风,开头两部分为“周南”和“召南”,也称“二南”。“周南”即周公姬旦所居东都洛阳之南;“召南”即召公姬大所居“陕之东”西都镐京(今西安市西南)之南。房县研究者认为,从地理位置上分析,房县处于“二南”地域范围内。

  房县民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关雎鸠》属《诗经·周南》,也是《诗经》的开篇之作。房县民歌手张口就来的《桃夭》、《鹊巢》等多是《诗经·周南》和《诗经·召南》的篇目。

  《关关雎鸠》为何能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召南”和“周南”是模糊的地域概念,何以能鹤立其他13国风之上,位居整部《诗经》之首?有学者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尹吉甫有极大关系。

  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一书中指出:“二南”便是东迁后的楚诗,可以谓之“楚风”。可见“二南”与楚地有极深的关系。

  但上述推断只是基于现有资料的推测,尚未得到文献记载佐证。如果推测最终成立,房县的《诗经》文化将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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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需严谨 传承不必拘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8日第318期作者:本报记者 唐红丽

  【核心提示】新的创作是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还是会使传承走上歪路?恐怕各有利弊:以获利为目的的新编或不可取,而以传承弘扬《诗经》文化为目的、以现代人能接受的形式进行普及性传播的做法,未尝不可。

  对于房县是否为《诗经》发源地这一问题,肯定派与否定派各有依据。

  肯定派的主要依据有三:《诗经》的编纂者之一尹吉甫是房县人;房县处于《诗经》15国风中“周南”和“召南”之间;房县民间至今仍在传唱古老的《诗经》民歌。

  否定派则认为上述“证据链”存在破绽:尹吉甫虽是房县人,但并无史料记载尹吉甫从房县采集民歌编入《诗经》;房县并非“周南”与“召南”确切所在地;房县《诗经》民歌的出现不一定早于《诗经》,可能是《诗经》推广普及到房县后才形成的。

  目前,当地正大力扶持、推广《诗经》民歌的传唱,此举鼓舞了民歌手的传唱热情。但隐忧也同时存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房县有相关人士根据老的《诗经》民歌内容、歌词模式和曲调,重新创造加工了所谓的新民歌。对此,传唱者们颇有微词,认为这种新创造是受利益驱使。

  新的创作是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还是会使传承走上歪路?恐怕各有利弊:以获利为目的的新编或不可取,而以传承弘扬《诗经》文化为目的、以现代人能接受的形式进行普及性传播的做法,未尝不可。

  《诗经》词句优美,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基因。无论房县是否为《诗经》来源地,房县《诗经》民歌传唱不息的文化现象都值得肯定。

  房县《诗经》文化研究有助于探索《诗经》文化几千年来的发展演变,相关文化探源有待进一步的史料发掘,在研究和定位时需格外严谨,不可急功近利。在传承上,旧有《诗经》民歌需以适当的方式传唱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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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县“流放文化”或造就《诗经》民歌传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8日第318期作者:本报记者 唐红丽



  【核心提示】房县现今传唱的《诗经》民歌极有可能是流放文化的产物,即宫廷被流放之人到房县后,将作为宫廷乐的《诗经》作为苦闷之余的娱乐方式带到房县,并普及开来。

  房县《诗经》民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口口相传,并无唱本,谁也不知道这些民歌究竟从何时开始传唱。

  记者采访时,有人结合当地悠久的“流放文化”提出疑问:可能先有《诗经》,而后才有人根据《诗经》创作出房县民歌并传唱至今。

  房县旧称房陵,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历史上,先后有五位帝王、十七位王侯、一位皇后、十一位公主被流放此地。秦朝时,长信侯嫪毐的眷属、党羽和门下食客、家童等4000多户上万人,以及吕不韦的眷属和家童等1万多户均被流放到此。西汉时期,刘邦的女婿张敖、济川王刘明与济东王刘彭离两兄弟、清河王刘年和河间王刘元等被流放到房陵。公元684年,唐中宗李显被母亲武则天以授其岳父官职为由废除帝位,封为庐陵王,流放房陵达14年。房县化龙镇至今仍保存有李显当年的居住地遗址。

  房县史志办原主任陈程认为,古代皇室以房陵为流放地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房县幅员辽阔,纵横千里,交通不便,可“画地为牢”——流放者在房县逃不出去。其次,房陵离古都长安、洛阳、汴梁等都城都不太远,有利于朝廷掌控。

  房县原县长、现任十堰市副市长张歌莺认为,历史上房县无兵患,流放此地的人安全有保障。此外,房县虽四周多崇山峻岭,但中部平坦,物产丰富,气候湿润,流放者无衣食之忧。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傅广典认为,对于房县本土文化来说,流放文化是异质文化。流放者带来的宫廷文化,必然与本土文化发生融汇,整合后形成的新文化习俗带有宫廷色彩并延续至今。

  房县人待客敬酒时,敬酒者必须自己先喝一杯,然后再用这个杯子斟满酒敬客人。研究者认为,这个“酒规”可能源于宫廷的“试酒”,即先试酒中是否有毒。也有研究者认为,因房县素为流放地,被流放之人恐被朝廷前来探访之人毒害,故在饮酒时形成此规,延绵至今,成了房县人的共有习俗。

  封闭大山里的民间歌师为何对宫廷乐《诗经》这么清楚?房县文化体育局副局长杜建林认为:房县现今传唱的《诗经》民歌极有可能是流放文化的产物,即宫廷被流放之人到房县后,将作为宫廷乐的《诗经》作为苦闷之余的娱乐方式带到房县,并普及开来。

  但这只是假设,究竟是《诗经》源自房县民间歌谣,还是房县民间歌谣本就袭自成熟的《诗经》乐?仍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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