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写给童年的故事
《 光明日报 》（ 2012年05月28日 12 版）
一名儿童在伦敦公园里骑滑板车 戴军摄
每个人的成长，多少都伴随着痛楚。然而，当我们回望童年时，总会想起搂着大人的小腿转圈、在成熟世界的缝隙间发现的快乐。就这些形形色色的小快乐而言，我们很容易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产生共鸣。他说：“我们在童年时代过得最充实的日子，莫过于那些我们以为还没有过就已经溜走的时光，那就是我们同一本喜爱的书一起度过的日子。”是啊，捧着一本心爱的书，废寝忘食地读，谁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今天，童书出版业如此兴盛发达，谁都会认为，鼓励孩子们在精美的书页间驰骋想象、收获自由的快乐是理所应当的。只是，人们可能想不到，童年并非天生如此，快乐成为童年的主题，是人类文明在19世纪中后期才实现的成就。那些写给童年的故事，在历史上有它们自己的曲折故事。
在英国，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书，最早出现于17世纪。在此之前，印刷费用昂贵，加上社会识字率低，书是成年人尤其是上层绅士的专属品。17世纪，因宗教改革获得新生的新教国家，如德国、英国，鼓励信教者独立阅读理解圣经，将教义应用于生活，这才使识字人口大大增加。读书首先为了确立巩固宗教信仰，因此，早期的儿童读物与信仰教导密切相关。
当时，对儿童最现实最迫切的教导，现在的人可能难以想象，是清教徒的需求：指导孩子面对死亡。那个时代，儿童夭折率很高；在清教徒看来，如果不让孩子们及早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他们死后，灵魂会坠入地狱受苦。信仰从孩子抓起，其结果是孩子们的识字课本上全是干巴巴的主祷文和圣经教条。除此以外，专为孩子撰写的宗教小册子，也是用虔信的儿童苦难故事包装的说教。究其实，这一切缘于一个统治英国儿童文学数百年的宗教观念——人生而有罪，包括儿童在内。人性有痼疾，儿童自然也具有堕落和犯罪的天性，大人有责任教导孩子洗净罪孽、获得拯救，亚当的子孙必须在严格的养育中获得救赎。
阅读是对儿童进行宗教和道德教育的手段，宗教册子由此构成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童书的主流。儿童读者的快乐并非不在考虑之列，相反，在正统的儿童教育家看来，体会上帝的意志就是他们应得的最高快乐。然而，孩子寻求快乐的天性并不受成年人的摆布。他们或者津津有味地阅读大人的小说，如班扬的《天路历程》、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或者寄情于18世纪兴起的廉价故事书。18世纪初，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一种没有封皮、八开本、印制粗糙的廉价故事书流行开来，上面登载的内容五花八门，有童话、民间故事、恐怖侦探故事，甚至著名小说的删节本。因为价钱便宜，由街头小贩兜售，劳工阶层的孩子读得如饥似渴，特权阶层对其深感厌恶，他们的孩子却背着大人偷偷阅读。
18世纪在英国畅销的童话故事，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舶来品。它们受到了英国本土的儿童文学批评家和上层社会的双重抵制。前者抗议这些外国童话以文学的形式反道德。例如，法国作家夏尔·佩罗的《鹅妈妈故事集》甫一引进，《教育卫士》杂志便刊文谴责它描绘了人类最坏的激情和冲动，如羡慕、嫉妒、虚荣、喜欢漂亮衣服、对继母和同父异母姐妹的排斥等等，而这些完全是小孩子不应该知道的。上层社会反对，则是因为这些故事忽略了社会秩序。在英国，不同阶级之间直到18世纪末都是壁垒森严的；外国童话不管这一套，故事里，扫烟囱的小伙子、在厨房劳作的灰姑娘不仅可以打入中产阶级，甚至还能跻身贵族。相比起这些无法无天的幻想，英国上流阶层更赞许那些描写上层人士无私帮助穷人、穷人谦卑安分知恩图报的故事
快乐重要还是教化重要？廉价故事书和宗教道德小册子各执己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局中，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和威廉·华兹华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布莱克的诗集《天真之歌》描写儿童的快乐、纯洁、充满灵性，华兹华斯在《颂诗：忆幼年而悟永生》中赞美孩子的天真无邪和自由烂漫的想象力，他们笔下的儿童形象，与道德家笔下背负原罪、敬畏上帝的童年形象形成鲜明对照。浪漫主义诗人把纯真和快乐还给儿童，也就颠倒了宗教道德家以磨难行劝诫的儿童故事，童年的概念从此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安徒生、格林兄弟的童话在英译中被删改或加上道德宣教以适应英国读者口味；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识字课本添上了插图和更有趣的句子，宗教训导变得轻松快乐起来。一方面，玛丽亚·埃奇沃思的《道德故事》、玛丽·玛莎·舍伍德的《婴儿历程：从毁灭之谷到永生的荣耀》、《菲尔柴尔德一家》等严肃教育作品畅销一时，标志着有关无私、自我改进之类的美德教导仍大有市场；另一方面，爱德华·李尔写的以滑稽打油诗、押韵歌谣为主的《一本荒唐书》面世，说明儿童文学正向欢乐进发。最有意味的景象出现在这样一组对比中：1804年，英译本《灰姑娘》重印16版仍供不应求；1817年，《青少年评论》杂志却还在警告幻想文学的危害；但与此同时，英国的道德家正悄悄转型，英国作家开始写作自己的童话和幻想作品。
不同文学价值观的碰撞汇合，酿造了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催生了一批流传至今的童书经典：约翰·罗斯金的《金河王》（1851）、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子》（1863）、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1865）、乔治·麦克唐纳的《北风背后》（1871）和《公主与妖魔》（1872）。有人断言，这是快乐对于严肃、童话对于道德家的胜利。其实，仔细想来，并不尽然。快乐固然宝贵，它背后有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儿童的利益所在？这个问题永远是严肃的，值得用开放的态度讨论的。正如人们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发明”了童年，这所谓的发明，决不仅仅意味着从此孩子们有了欢快的故事书可读。事实上，童年之始，首先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工制终结和义务教育制获得立法。而最早为劳工阶层的儿童教育和福利操心奔走的，许多正是萨拉·特里默这样奋力抨击《鹅妈妈故事集》之危害的道德家、慈善家。金斯利、卡罗尔和麦克唐纳这三位儿童作家的职业均为牧师，也似乎并非偶然。
20世纪到21世纪，英语文学世界又多了一些孩子们的好伙伴，如彼得·潘、维尼熊、哈利·波特。但是，严肃批评的声音也一直没断过。维尼熊大受欢迎之际，就有人忧心故事里出自小笨熊手笔的错误单词拼写会误导小孩。哈利·波特一集一集如火如荼出版，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忍不住表态：无论是语言、情节还是观念，此书对年轻读者毫无营养。他们是新一代爱说教的老古板吗？也许。可也不一定。小说家切斯特顿说，童话世界的所有快乐其实悬在一根线上，那根线就是一切快乐皆有条件。如果说，在儿童文学领域，有一根线从灰色沉重的过去贯穿到轻快五彩斑斓的今天，那根线一定叫做儿童教育的责任感。（萧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