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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镇的秘密》的探索得失
作者:赵 霞

求是理论网 时间:2011年11月04日 07时49分   来源:文艺报     

　　一股后现代童话的美学气息

　　《扁镇的秘密》是作家刘海栖的长篇童话系列，也是一部具有重要的叙事开拓意义的后现代童话。它一方面大量运用了后现代式的文本拼贴游戏，将数十种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故事和人物以戏仿拼贴的方式编织进扁镇的故事，并让它们承担起不同的叙事功能，另一方面又在叙述技法上大量借鉴西方后现代童话中典型的元叙事手法，使故事讲述本身成为了一个充满后现代色彩的叙事的游戏。

　　故事里，由鞋垫猫谢蒂尔、扑克鼠杰克和鼻涕猪毕提组成的DM三人组，其代号DM的意义是无定的，它可以随意解释为“多美”、“动脉”、“打猫”、“冬眠”、“倒霉”等无数词语字首拼音的组合。这一所指无定的游戏性符号暗示着，三个成员的性格、遭际和最后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定的。故事里的他们既不是世界的英雄，也不是自己的英雄，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动缺乏一个有着确定意义的指向，也难以到达一个有意义的终点。谢蒂尔和毕提一度以为三人组拯救了扁镇，但实际上，扁镇的“灾难”与“拯救”都源自偶然，而他们的自我标榜也没有得到扁镇居民的认可。从情节的角度来看，DM三人组的行动基本是在一个离散和浮动的链条上次第发生的，没有核心事件的凝聚，也没有中心意义的产生。事实上，这似乎是扁镇所有角色的存在状态：一切变故都是偶然，也不会对故事的情节构架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不论一个事件可能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童话的叙述只是如流水般漫过它，然后无所羁恋地继续向前。

　　显然，不论是从叙事内容还是形式的层面，《扁镇的秘密》都展示了对于传统童话叙事手法的一次充满游戏意味的反叛，在它的全部文字间，弥散着一股浓重的后现代童话的美学气息。

　　《扁镇的秘密》这种典型的后现代叙事特征，在中国童话中并不多见。

　　而在欧美童话界，童话创作对于“后现代”叙事技法的吸收与消化得益于二战之后兴起的西方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英国作家巴贝·科尔的《灰王子》等一批借鉴后现代叙事技法的知名童话作品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欧美当代童话的艺术与精神面貌，并引发了人们对于当代童话美学及其价值关怀的重新关注。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作为一个传统文类延续的当代“童话”总是难以挣脱捆绑在它身上的古旧的童话叙事模式与价值观念的绳索，由此对童话文类的当代艺术创新构成了深层次的束缚。而西方当代童话界转向后现代叙事手法的艺术探索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意图，即通过一场叙事上的艺术革新来为童话文类的当代艺术发展寻求突围的路径。当“后现代童话”作为一个与传统童话相对的创作手法标签在简·约伦、安吉拉·卡特等作家的童话创作中得到实践时，它在为童话创作带来新的叙事技巧资源的同时，也拓展了童话的表现对象范围，增强了童话的当代言说能力。

　　从这一背景上来看“扁镇”系列的创作，其叙事革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它对于拼贴、戏仿、元叙事等对中国童话来说相对陌生的后现代叙事手法的密集运用，为当代中国童话叙事技法的创新提供了一次具有示范性的创作演示。以作品中肆意外露、夸张独断而又时常自我否定的叙述声音为例，这一从故事起始一直贯穿至结尾的奇特的故事讲述者的声音，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散漫而又统一的方式被编织在20多万字的作品之内。它时而出来透露叙事的方向，时而主动解释叙事的宗旨，时而进行自我标榜或展开自嘲，更常常与想象中的儿童受述人“你”展开对话或游戏，但无论看上去多么狷狂随意，这个声音总是与故事的情节推移及其叙述风格巧妙地衔合在一起；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故事与叙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构件。

　　其次，“扁镇”系列的叙事突破了当代童话的一般生活经验书写框架，而得以参与到对当代人独特的“后现代”生活体验的描摩与表现中来。“扁镇”系列童话对于众多儿童文学文本的随意切割、粘贴以及对于亚历山大大帝、查尔斯一世、李逵、孙悟空、刘谦、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上网、国脚、房价、神马、整容、选秀、iphone、微博等等古今中外历史、文学和文化文本的跨时空拼贴，在文本的游戏中传达了一种平面的、肆意的、纷乱的、狂欢式的当下生存体验。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巴赫金笔下狂欢文学的脱冕、降格与粗鄙化特征，但它对于英雄人物、中心情节、权威叙事等的消解又显然不同于《拉伯雷》这样的狂欢文学作品，而更表现出取消深度、打破整一、文本游戏等典型的后现代艺术的狂欢气质，它所对应的是当代人(包括儿童)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生活、观念与文化的复杂漩涡中所产生的某种特殊的当下存在体验。在关于扁镇的叙述中，似乎任何严肃的话题都可以被拿来调侃，任何角色的言行都带着一种与世界相游戏的轻佻，这种同时属于文本形式与精神的“后现代”式的玩世不恭造成了扁镇故事与一般娱乐童话在精神上的根本分野，也构成了故事文本特殊的美学意义。

　　再次，“扁镇”系列童话展示了中国童话在语言方面的艺术潜力。“扁镇”系列充分发挥了北方口语生动、幽默的表达效果，这令我们想起作家20年前出版的另一部语言风格相仿的童话《灰颜色白影子》。然而在这部新作中，引人注目的不再仅仅是北方口语特有的幽默意味及其艺术张力，更是这种语言与常见于后现代叙事作品中的那个嘲弄世界也嘲弄自我的叙事声音相互结合而产生的独特叙事效果，在这里，急促的叙述节奏与缠绕的话语回环、故作夸张的权威声音与这个声音在调侃中的自我消解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它的嬉笑语调或许会令人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曾被冠以“热闹派”头衔的某些新童话的风格，然而“扁镇”系列语言的幽默没有停止在语言的层面上，而是将它的能量同时转入到叙事革新的层面，使之由一个传统的艺术手段转变为作品艺术反叛与创新的一部分。

　　经验的陌生与意义的消解

　　《扁镇的秘密》对于中国童话叙事技法的革新尝试，也反映了当代童话在借用新的艺术资源实现自我叙事革新时所面临的某种困境。

　　这部作品充分调用了互文式拼贴的叙事技法，但是却未能充分考虑这一技法使用的文化语境问题。例如，对于没有读过约翰·伯宁翰的图画书《迟到大王》的读者，故事中多次出现的“约翰帕特里克诺曼麦克亨尼西”的奇怪人名以及“戴博士帽的校长”被大猩猩抱着在教室里荡秋千等情节，难免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同样，没有听说过图画书《打瞌睡的房子》的读者也体会不到故事中扑克鼠杰克走进那幢“打瞌睡的房子”之后发生的全部事情的童话趣味。

　　事实上，在西方当代后现代风格的童话创作中，运用互文技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读者对互文文本的烂熟于心。比如在美国作家约翰·席斯卡与插画家兰·史密斯合作的图画书《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中，被用作互文戏仿对象的《青蛙王子》《杰克与豆茎》《豌豆公主》等作品，都是西方乃至中国儿童读者再熟悉不过的经典童话故事。同样，意大利插画家罗伯特·英诺森提与美国作家帕特里克·路易斯在其合作的图画书《最后的胜地》中进行互文拼贴时所涉及的《唐吉诃德》《树上的男爵》《海的女儿》等文学作品，也无一不是西方知识阶层耳熟能详的传世经典。相比之下，以大量西方当代儿童图画书作为互文拼贴对象的《扁镇的秘密》对普通的中国读者来说，显然太过生涩了一些。

　　而且，所有这些被拼贴的作品在童话中的存在并没有得到意义上的统摄。这种意义指向的阙如当然可以视为承继自后现代艺术的特征之一，然而对于童话创作来说，仅仅放弃意义是不够的，相反，在西方童话的后现代式写作中，消解意义并不等于取消意义，而是要以一种新的意义来取代长期以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意义，这正是当代童话创作运用反讽、拼贴的互文手法所意欲达到的那个新的意义支点。例如美国作家乔恩·谢斯卡与插画家史密斯合作的后现代童话《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作者对于童话“三只小猪”的颠覆式重写不仅制造了一出经典童话文本的后现代狂欢，也是借此打破长久以来我们意识形态中的认知模式偏见，教给儿童一个看待世界的新的视角。同样，英诺森提与路易斯的《最后的胜地》尽管在情节、角色设置方面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散漫与晦昧，但被安排于其中的所有文本碎片并非如其形式所示的那样缺乏关联，在每一个碎片隐约的反光里，有一个共同的亮点引导着我们去重思现实，获得人生的某种领悟。可以说，所有成功的后现代童话在其颠覆意义的叙事行为中，都包含着对另一个新的意义的探寻。

　　然而反观“扁镇”系列童话，除了游戏的快意之外，我们很难从其文本碎片中搜集起一个共同的意义。这并不是说作者没有试图在文本中进行某些意义的编码——作品针对大量儿童文学作品的互文拼贴显然包含了引导儿童阅读这些作品的良好意图，同时，作者也尝试借用后现代叙事技法的便利在童话的语境下介入社会现象的批判，包括贵族学校、恐怖主义、环境保护、毒舌评委、人肉搜索、植入式广告、病毒式营销、抗生素喂大的鱼、猪皮熬成的胶等等在内的当代各色世相都成为了童话的调侃对象。但总体上看，它们所携带的仅仅是一些与被拼贴的意象一样浮在文本表层的意义，而在这个浮萍般的表层之下，缺乏一个能够将它们的能量聚合在一起的意义的根茎，这样，大量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的散点式分布，其能量被轻易地耗散了，它使得上述叙事革新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一种蓬勃的游戏狂欢精神之中，而未能实现进一步的意义升华。

　　对于中国当代童话来说，《扁镇的秘密》是一次重要的叙事突破和创新的尝试，同时也揭示了这一创新过程所需要应对的比技巧更为复杂的问题。它以一个先锋性的开拓姿态，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童话写作方式的可能，同时也促使我们就当下儿童文学语境中童话艺术的当代创新展开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