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07 11:30 南方都市报
邓启耀在一楼大书房，背后是女主人的钢琴。
二楼书架上挂着的唐卡是邓启耀在藏区考察时，当地的喇嘛送给他的。
书架上摆着贝多芬雕塑。
方便取阅的流动书柜除了书，还放着一个小冬不拉。
防潮柜用来收藏邓启耀在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资料。
邓启耀 籍贯广东顺德，1952年生于云南昆明。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社社长和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合作项目专家及中方负责人等，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主要学术研究兴趣为视觉人类学和民俗学。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巫蛊考察———中国巫蛊的文化心态》、《衣装密语———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视觉人类学导论》等；喜行走，出版田野考察类著作《访灵札记》、《泸沽湖叙事》、《五尺道述古》等；拍摄或参与拍摄民族志纪录片十余部。
邓启耀的书房不是某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而是渗透到了家中的各个角落。就像被划了一条平分线，同一个空间里，无论是客厅、卧室、过道、阳台，书柜都稳稳当当地占据了半壁江山，所以可以说到处都是书房。但它又是泾渭分明，并不越界。当你坐在客厅时，书柜就像站在一旁望着你，没有丝毫的凌乱、模糊不清。
邓启耀的书是以时间顺序来进行排序的。手头上时常读的书被邓启耀放在一楼客厅书柜中，陪伴它们的还有他在田野调查中精心收集而来的图像、影像资料，挤满了四个小立柜；二楼走道间的书柜上堆满了各种国外人类学影印资料；卧室里的书柜放满泛黄的八十年代版文学著作。邓启耀和妻子四处考察带回来的民俗小摆件也见缝插针地放置在书房的各个角落，书柜上错落有致地摆着各式各样袖珍版民族乐器、二楼堆满影印资料的书柜上则悬挂着三幅精美的唐卡，那是青海的藏族朋友送的，取书时必须把它们轻轻掀开，别有趣味。
邓启耀的夫人是星海音乐学院的教授，主要研究民族音乐学(也叫音乐人类学)，女儿正在香港攻读硕士学位。三个人虽然研究的领域各不相同，但也会时常共享一些资料。“书房早就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无法想象没有书的日子是什么样。”邓启耀精心保存着一套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日文版《世界美术全集》，里面有很多考古学和绘画雕刻艺术的内容。这套书当时的定价是6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邓启耀好几个月的工资。最终他凭在街上画的一个大广告攒够了买书的钱。这套书放在书架最低处。女儿四五岁刚刚搬得动东西时就拖出来看，“你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到她已经进入跟她年龄完全不同的空间，那是一个更开阔的世界。”邓启耀说。
被画绿的《马恩传》
和很多同时代人一样，在邓启耀阅读精力最旺盛时，可读的书非常有限。但在云南边疆当知青的时候，天高皇帝远，“文革”意识形态还未完全改变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邓启耀说，知青们在接受一种奇妙的“前人类学”教育的同时，开始放肆地阅读各种书籍，包括那些没有烧掉或从封存中偷出来的禁书。知青们常走几十公里路去别的知青点换书，无论什么书，拿来都如饥似渴地读。“那时候对哲学特别感兴趣，你会觉得它和你的生活、人生态度是有关系的。”邓启耀印象最深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马克思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否定被机器和权力“零件化”的人生，“看了觉得特过瘾，人就应该获得更多的自由，追寻一种正常、丰富的生活，而不应该被异化。”那本介绍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马克思恩格斯传》，是在放牛时看的，没有笔，就用草在书上画，“看完之后整本书都被画绿了。”还有行走的书，如艾芜的《南行记》，诱惑邓启耀们走了许多野山陌路。
1978年，邓启耀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虽然学的是文学，他并没有拘泥于书斋，而是对田野调查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云南大学期间，邓启耀便时常随老师在云南这座人类学富矿做民间文化调查。毕业之后分配到政府机关，待了一段时间，喜欢自由的邓启耀主动要求调去了“比较自由”的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做起专职的人类学研究。
邓启耀最初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思维学，“很想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想问题。”受到八十年代阅读风气的影响，当时中国正好编译了一大批心理学、思维学的著作，这些书对邓启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像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儿童心理学》，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等等。“我喜欢两类书，一是在一个具体的点做深入调查；另外是专题的或整体的研究，通过多点民族志的考察来考虑一个类似文化带、文化走廊之类的文化整体现象。”邓启耀说，人类学真正吸引他的还是去野外直接和天地对话、阅读这部无字之书，“直接去现场，到实际中去，自由自在地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才对我的胃口。”
“一堆一堆读书”
邓启耀书桌旁的书柜有一个三层左右的“特别空间”。用邓启耀的话来说，“特别空间”里的书永远在根据他的研究内容流动，一切以方便为要义。
目前邓启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视觉人类学。流动书架上摆有罗伯特·弗拉哈迪等的《影像中的历史》、雅克·拉康和让·鲍德里亚等的《视觉文化奇观》、柯林伍德的《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列维-斯特劳斯的《看·听·读》、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眼与心》，还有《庄学本全集》、《百苗图抄本汇编》等各种各样看上去和人类学直接联系不大的书籍。邓启耀解释道，视觉人类学涉及的不单是用相机和电影机拍摄东西的“影视”民族志，它还涉及到诸多视觉现象，如视觉认知、视觉传播以及视觉群体等内容，包括现在最热闹的新媒体视觉现象。正是人类学研究这一跨学科“越界”特性让邓启耀养成了“一堆一堆读书”的习惯。
在邓启耀这一“堆”视觉人类学参考书中甚至还有一本《红楼梦》。邓启耀解释道，过去读过的东西有时会突然跳出来，比如说当他在写关于镜像和认知的问题时，突然想起《红楼梦》里贾瑞照风月宝鉴那一段，这实际上体现了镜像双重性和镜像理论中一些很有趣的话题。“这些看上去无关的内容，经过重新发现，就能找到和视觉人类学相关的内容了。”
“我读书都是针对问题，并不会拘泥于某个具体的学科，只要能用到的东西我都会拿来用。”邓启耀说，人类学本身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学科，像体质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考古学都是紧密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所以他在阅读中也会留意可能和他的研究有关系的书。很多时候，找书靠的是自己的敏感，你只有全身心地沉浸在问题之中，才能发现其潜在的联系。而读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脱开某本书，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东西。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
摄影：南都记者 余少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