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讲台上那一袭僧装
□ 本报记者 王辉
《中国民族报》 2008年12月16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设置里，有一门课程是梵文；而为同学们讲述这门课程的，是一位身着改良僧装的出家人，他便是惟善师。大概因为惟善师的特殊身份，同学们对他给予了更多的兴趣，对他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有叫他惟老师的，还有称他为法师的，有的干脆叫他大师。无论如何称呼，惟善师都很受用，“我很愿意和同学们在一起，我们相处时的气氛也很活泼，我很愿意回答他们各种各样的提问，或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矛盾和困惑。每每发现我能真正帮到他们，或者我的努力及授课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就会感到非常欣慰，非常有成就感。”
惟善师口中的“欣慰”和“成就感”，听起来简单平常，但它所蕴含的，是惟善师普及佛教常识、树立佛教正信以及为我国教育发展献力献策的决心。之所以这样说，还要从惟善师的经历讲起。
出家
在惟善师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外公出家了，但这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的父母和祖辈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当外公想让惟善师随他一起出家时，被母亲用泪水拒绝了——虽然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身为长子嫡孙的儿子出家为僧。
从惟善师记事开始，每逢重大节日，他家都会如期举行礼佛活动，尤其到了春节，定会请当地的僧人到家里诵经，而爷爷更要亲自端供奉；新年的第一餐一定是要先祀奉祖先和诸佛的。虽然成长环境使惟善师对佛教有着粗浅的认识，但因为一直接受无神论教育，惟善师对家中举办的这些佛事活动是不赞成的，甚至认为他们是在搞迷信活动。但后来，祖父的去世触动了惟善师。
“爷爷经常念佛，他对佛祖的虔诚是毫无疑问的。”在惟善师十几岁时的一天，爷爷托人带话给惟善师的母亲，说自己要往生极乐了，让母亲带惟善师过去，好见惟善师最后一面。但母亲当时没有相信，也便没有带他回去。然而，就在那天，爷爷坐在家里位于正中的最大的天井里，面西辞世了。“他去世时的神态非常安详，正如佛教中有德高僧的坐化。这件事的发生让我朦胧中对佛教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改革开放后，惟善师偶尔会到外公出家的寺院去，在那里，他看到了非常多的书，渐渐对佛教有了一些了解，也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于是，惟善师自己就偷偷跑到广东韶关云门寺去体验生活。
云门寺方丈佛源老和尚对惟善师很好，他允许惟善师住在方丈室里，让惟善师和寺里的僧人一起上课修行；而在佛事活动中，惟善师就带发给他打（端）香盘。这样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佛源老和尚的人品和修为令惟善师感动，“他非常严厉，每当有僧人违反寺规，他都会严厉处罚；但他为人勤劳和蔼，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从不麻烦别人，对寺内的小和尚也都非常关心，他的徒弟们都发自内心地尊敬他。”
寺内生活虽然清苦，但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佛教的坚忍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惟善师。1989年，在佛源老和尚的引荐下，惟善师拜了佛源老和尚的法徒宏通法师为师，从此走上了出家之路。
求学
在惟善师到云门寺出家时，云门寺有自己的培训班，讲授一些佛学知识，惟善师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佛教教育；同时，惟善师还会参加很多佛事活动。“每年的7月是佛事活动最集中的时候，在参加佛事活动的过程中，我发现做佛事不是佛教的根本，那些仪式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学习佛学。”于是，1992年，惟善师和他的同门明海法师一起去了莆田广化寺，希望能到位于这里的福建佛学院学习。在那里，学诚大和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在福建佛学院插班学习。
在福建佛学院毕业后，1993年，惟善师和明海法师一起参加了中国佛学院的招生考试，并顺利通过。在中国佛学院，惟善师经历了自己思想上的大转变。
“在中国佛学院，不仅有国内修持很高的大和尚给我们讲课，也开始有一些从海外留学回来的高僧为我们授课。他们不仅教我们佛教的基本知识，还教我们佛教英语、梵文等等。正是在那里，我才知道了藏传佛教和上座部佛教，才知道还有巴利语，才开始接触梵文。而《佛陀的启示》一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它里面讲述了很多很朴实很生活的道理，它让我认识到，佛教不仅仅是汉传佛教，汉传佛教文化也不仅仅是我所知道的烧香拜佛，而我们身边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这些。要领悟佛学思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还需要我们学得更多，做得更多。”所以，还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惟善师就发心要出国深造，不仅要学习更多知识，还要翻译更多的书籍，让国内的佛教徒了解更多的佛教知识。
经过4年的学习，惟善师在中国佛学院顺利毕业，随后就开始积极联系出国学习事宜，并获得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上世纪90年代，僧人出国学习是非常少也非常困难的，手续繁琐而且办成功的几率较小。几经波折后，惟善师成功获得了签证。
凯拉尼亚大学是斯里兰卡国民教育体系内的高校，惟善师到那里读书要缴纳各项费用。这时，佛源老和尚明显的变化帮助了惟善师——惟善师最初到中国佛学院学习时，佛源老和尚是不太同意的，因为他认为云门寺已经很好了，惟善师应该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但4年后，当他得知惟善师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时，他不仅不再阻拦惟善师继续学习，还积极联系宏通法师为惟善师的出国深造提供资金支持。有了宏通法师的支持，惟善师出国求学的愿望最终实现。
在斯里兰卡，惟善师见识了与我国大不相同的教育状况。“在那里，大学就是从寺院转变过来的，寺院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教育场所；而在普通学校里，也没有僧俗区别，但这在国内还没有彻底实现。斯里兰卡的学校非常重视自己的师资力量，在我所就读的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就有两名外教，其中的法光法师是华裔，他懂很多语言，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几乎无人可比，但在国内，却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老师。”每每想到这些，惟善师的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不仅为我国缺少这种人才而焦虑，更为我们不能留住人才而忧心。于是，惟善师坚定了学成归国后把自己所学教给更多人的决心，也正是这种决心，让惟善师在2005年博士毕业后，推掉了来自新加坡佛学院和泰国一个公办高校的高薪聘请，直接回到了祖国。
授课
回国以后，惟善师走访了很多寺院。他发现，国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而这种变化早在惟善师硕士毕业回国那次就已经有了。
2000年惟善师回家看望过父母，而此前惟善师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那天晚上，在惟善师下了火车后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家了！城市的变化太快了，这让惟善师眼花缭乱。但变化并非都朝着好的方向，随后与佛源老和尚走访湖南时，惟善师又发现，当地旅游业发展迅猛，而且很多地方与宗教密切相关，而这其中就不免出现一些影响佛教形象的现象。那些不好的现象让惟善师非常痛心，因为它们使得不了解佛教文化的人对佛教产生误解，严重影响了佛教的形象。这更坚定了惟善师推广佛教文化的信心，他希望能到高校任教。“当然我很明白，作为出家人，我到高校任教并非要让宗教干预教育，而是仅仅想做好一个传授知识的人。”
后来，在中国社科院李甦平教授的推荐下，惟善师向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投递了简历，并获得批准，2006年，他作为教职员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对于自己能到大学任教，惟善师在欣喜之余还感到有些吃惊。想到自己曾经的求学经历，无论在国内佛教界还是出国之路，都布满了荆棘。然而今天，身为出家人的自己能作为正式员工到中国人民大学这种全国重点高校任教，不得不感叹我国教育思想以及宗教政策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我国的教育体系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教育环境先进很多，而北京是非常好的代表。回想起几年前，我到中关村买打印机，商家都不让进门，现在居然可以在高校内授课了。有南方过来的一位法师在我校接受培训时告诉我，他来的时候专门买了便装，怕穿僧服不让进学校；但来了以后发现，这里的教学空气非常自由，这让他非常吃惊。此外，我校的课程设置也体现了我国教育体制的改进，在这里，宗教课程设有必修课和选修课，即便不是学宗教学专业的学生，也可以选修宗教学课程。”有机会的时候，惟善师会带着学生到寺院体验生活，教育他们佛教中是如何做到爱惜粮食的、如何做到节俭朴素的，向他们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经历，告诫他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编后：作为一名老师，惟善师为我国教育体制的日益包容而高兴；作为一名僧人，惟善师更为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而欣慰。其实，出家人的首要身份是国家公民，其次才是僧人；而无论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抑或其他宗教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宗教信徒，不仅要领悟本宗教的文化精髓，还要涉猎其他人文知识，这样才能全面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教外人士要想领悟人文精神，也需要了解宗教文化。而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僧人到大学任教，以及高校的教师到佛学院等宗教院校为宗教信徒补充人文知识，对教内外人士各自取长补短、形成互动、提高整体素养无疑是个有益的补充。可喜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无论学界还是教界，开放、包容的气氛越来越浓郁，相信随之而来的，将是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