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背后的“呻吟”
杨杰宏
申遗成为一个悖论：“保护”成为变相的破坏，“合理开发利用”实质上是变本加厉的GDP政绩诉求，这里既有官员政绩观、民众脱贫致富动机，也不乏文化精英的权力共谋，背后是西方现代性建构的话语主流意识。
这也是当下学界所热衷于批判、诟病的一个时髦话题。大家都可以从保护国粹、原生态传统文化等诸多“正义”性辩题予以呼吁、辨析，甚至是一边倒的主流声音。但这些声音往往不能起到“以正视听”之效，反而形成一种反作用力，申遗之风背后的文化大开发、大破坏却呈愈演愈烈之势。
文化遗产的商业性开发，至少可以使濒临灭绝的传统还有个展演的机会，还能在闹腾中苟延残喘下去。换种说法，商品化生存也是传统的一种生存方式之一。其他诸多遗产命运并不见得能独善其身，更多的是在默默无闻中自生自灭。深山不能避世，电视一打开，手机一拨通，大千世界奔来眼底，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同质化隐喻着“无法回去”的文化命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晚清以来，我们一直在步西方之后尘。当西方完成工业化向信息化社会转型过程时，我们还在“初级阶段”，两步并作一步走，步伐与心气难免协调一致。
西学东渐，西方话语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皆如是观。国内与国外，国内的精英与大众，也是如此。晚清以来积弱积贫，促成对传统的反思，继而把传统视为构建现代国家的阻碍，由此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传统的改造、断裂、批判，从维新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仿照苏联，皆以西方价值观作为参照。“非遗”也是我们的传统遭遇现代西方话语后面临的一种尴尬。
窃以为“非遗”本身是值得商榷的一个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强调大一统，中庸观，致中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是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非当下语境中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遗产、自然遗产等西方学科分类可以概之的。
好多所谓的“非遗产”，一旦把它与其他遗产剥离，也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民间调查时，发现这些概念把老百姓搞得晕头转向，却有人在政绩诉求中忙得不亦乐乎。如丽江纳西族的东巴古籍，2005年列入世界记忆遗产，2008年东巴画、东巴造纸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东巴传承本身是一个系统的、有机的整体文化生态，人为地将其剥离成诸多部分后，也出现了事与愿违的荒唐可笑的事情，好多东巴传承人也被分为造纸传承人、东巴画传承人，而没有列入其间的东巴舞蹈、东巴字、东巴音乐就成了弃婴，由此在内部制造了诸多混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