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 杜牧何曾欲断魂
2010/05/17 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上图为：唐/杜牧/《张好好诗卷》
宋/赵昌/《杏花图》
■供图/施爱东
可以将古典诗词拆解成词汇的零部件，并对其做“定量分析”吗?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研究无视“创造力”，破坏“艺术美”。但是，古典诗词是有固定意象的，艺术创造是有程式的，定量分析可以让我们早已习惯的某些结论变得格外可疑——比如，“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著作权，恐怕不属于杜牧。
◆文苑英华◎施爱东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首题名《清明》、署名“杜牧”的千古名诗给清明节平添了许多忧伤的情致。那个曾被牧童遥指了一下的杏花村，如今成了一个香饽饽。据说全国叫做杏花村的地方，多达二十几处。那么，哪个杏花村才是牧童所指的杏花村呢?各地学者通过对杜牧行迹的考证，分头提出了安徽池州说、山西汾阳说、湖北麻城说、江苏南京说等多种可能。可是，他们都有意忽略了一个更实质的问题——这首诗可能根本就不是杜牧所作。
■《清明》原题《杏花村》，南宋时期方出世
晚唐樊川居士杜牧(803-853)，著名的高干子弟，才华出众，少年得志，尤以七绝诗才独步天下。因其粉丝众多，每有新作，往往广为传诵，佚诗极少。
杜牧去世之后，他的外甥裴延翰搜罗编辑了整二十卷《樊川文集》。北宋时，又有一些新粉丝做了拾遗补编的工作，汇为《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不过，有学者考证，由于粉丝们爱屋及乌，以致将别人的诗作也收到樊川名下了。可即便如此，杜牧这“三集”中，均未收录“清明时节雨纷纷”。
宋代有个大学者叫洪迈，他直接向孝宗皇帝申请了一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编了一部上百卷的《万首唐人绝句》，不仅把当时能搜罗到的唐人绝句搜遍了，为了凑个“万”数，甚至把一些律诗从中间裁开，分成两首绝句，或者将宋人绝句改头换面混入其中。就算如此，该书也没有收录“清明时节雨纷纷”。
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收录杜牧这首著名的《清明》呢?
因为这首诗还没出世。据卞东波博士考证，“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南宋末年的《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六，但是，当时这首诗的标题并不是《清明》，而是《杏花村》。更可疑的是，该书收录的诗作，大多直书作者，而这首诗却只注“出唐诗”，并没有标明具体作者。
“清明时节雨纷纷”第一次挂上杜牧之名并改题为《清明》，是南宋末年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该诗列在清明类首篇，旧题刘克庄主编。这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普及性诗歌选本，问题非常多，据李更和陈新考证，这是福建书商盗用刘克庄之名编就的商业畅销书。刘克庄本人的《后村诗话》对杜牧存诗有许多精当辨析，却只字未曾提及这首《清明》。
也就是说，杜牧去世至少三百多年后，这首诗才刚刚冒出来。一首如此朗朗上口，让人一见倾心的千古名诗，三四百年间却从未有人提及过，这在学理上是说不通的，只能说那时还没有这首诗。一纸畅销书，虽为学者所不齿，但它在大众传播中的文化威力，却令学者们难望项背。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列举了十二条“辨伪鉴别法”，第一条即为：“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其实，这条辨伪法早就为古代学者所实施，自从“清明时节雨纷纷”出世以来，从来没有哪位严肃的学者将它当作杜牧的诗。清初曹寅、彭定求领衔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唐诗》，凡九百卷，收录唐诗达五万首，却坚决不收此诗。清人冯集梧曾专攻杜诗，其《樊川诗集注》也绝不提及此诗，所辑《补遗》不录此。到了当代唐诗研究家陈尚君教授编纂《全唐诗补编》，就更不可能指鹿为马了。
那么又是谁在为这首诗做推广工作呢?
基本上都是些文学鉴赏家，以及爱好文学的政治家编辑的通俗类读物。比如，著名的文学爱好者、康熙大帝玄烨就在他亲自编定的《御选唐诗》中选录了这首《清明》，一些马屁文人为选本作注时，不仅注明了此诗的作者，还画蛇添足地将杏花村注明为池州秀山门外的杏花村。
■唐人不爱杏花村，宋人开始卖好酒
文物都带有特定时代的工艺特征和流行式样，同样的道理，诗词也有特定时代的语言风格和流行意象。因此，“诗意传承具有不可超越的时间局限性。比如，只有在陶渊明《桃花源记》之后，桃花源的意象才能够被后代诗人所化用，如果有谁声称庄子有一首包含此种意象的作品，那一定是伪托。杏园意象只有在盛唐之后、槐花意象只有在中晚唐之际才能与科举功名的意义相关联，而唐前绝不可能出现这类诗作”(纪永贵：《杏花村：从文学意象到文化符号》)。现在的问题是：杏花村与饮美酒的诗意融合，大约发生于何时?
纪永贵博士通过对全唐诗和全宋诗词的检索发现，今存五万余首唐诗中，只有三首提到了杏花村，而且均未与酒家发生联系。到了宋代，关于杏花村的诗词骤增至二十余首，寻芳酒的意象也渐次明朗起来。
杏花发于早春，北宋时期的宴饮题材，早期是与“杏花时节”联系在一起的。如穆修的“眼前不得醉消遣，争奈恼人红杏花”，欧阳修的“杏花妍媚春酣酣”，元绛的“湖水绿烟浮醉席，杏花红雨拂春衫”，仲殊的“开到杏花寒食近，人在花前，宿酒和春困”，黄庭坚的“梢头红糁杏花发，瓮面浮蛆酒齐销”，曹组的“墙外杏花香，时节好寻芳，多情怀酒伴，忆欢狂”之类。
北宋年间最早将杏花村明确为饮酒场所的，是周邦彦的《忆钱塘》、谢逸的《江神子》和邓肃的《南归醉题家圃》，其余杏花村酒诗均出于南宋。巧的是，周邦彦、谢逸、邓肃均生活于宋徽宗时期。可见，杏花村里饮美酒的意象，大约是在宋徽宗时期(1101-1125)开始成型的。
从“杏花时节”到“杏花村”，由时间意象向空间意向的转移，是文学意象不断延伸的自然结果。这时的杏花村，还只是文人想象的一个开满杏花的浪漫场所，并不指实为一处地名，更非特定的村庄名称。如谢逸的“杏花村馆酒旗风”，周邦彦的“酒旗渔市，冷落杏花村”等，即便要指实为地名，大概也只是名叫杏花村的酒店而已。
缪钺先生则从唐诗诗律的角度，认为《清明》不大可能是唐诗。唐人做诗，格律极严，文韵字与魂韵字是不能通押的，可是，《清明》一诗，居然以文韵中的“纷”字与魂韵中的“魂”字通押，这是唐诗写作中的常识性错误。杜牧以七绝独步天下，断不至于有此疏漏。
■宋诗意象有零件，自由组装发新声
有学者认为，托名宋祁的《锦缠道》：“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以及何应龙的《老翁》：“杏花村里家家好，莫向桥边问牧童”，二作均从杜牧《清明》而来，却不知宋人诗词中的牧童、遥指、杏花深处、寻芳酒之类，都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程式部件，可以自由组装。
口头程式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史诗书写程式的缜密分析，对程式化主题和典型场景的精细统计，来确认史诗的性质和创编。我们只需借助该理论对《清明》做个简单分析，就可以看出《清明》乃是典型的宋诗意象的组装产品。
检索全宋诗词中《清明》各意象的出现频率：“清明时节”14次、“雨纷纷”14次、“欲断魂”26次、“酒家”207次、“牧童”131次、“遥指”90次。我们再用同样方法分析杜牧的任意一首诗，很容易发现，《清明》一诗浑身处处散发着宋人的味道，而与杜牧“苦心为诗，本求高绝”的追求有着根本区别。明代嘉靖诗人谢榛虽然没有检索工具，但他凭直觉认为《清明》不像唐诗，反而更近于宋诗，真是火眼金睛。罗继祖先生也在《<清明>绝非杜牧诗》一文中指，《清明》根本不是杜牧的诗风，反倒是和宋人的“清明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同一类型，解诗不解杜牧之，其谬可晒。
唐人一般以寒食指称清明，最著名的寒食诗大概要数韩翃的“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可是，这诗写得太实了，今天看来，寒食没有了，汉宫没有了，五侯没有了，改火习俗也早就失传了，其吟咏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清明》好就好在什么都没说，只是抒发了一股浓浓的春愁。一个失意的行人，远在他乡，在细雨霏霏的春天，郁闷得不行，想找个酒家，以酒浇愁。就这么简单。
《清明》最适于末世社会，用来表达失意和凄凉。在那充满忧伤与悲愤情绪的时代，怀旧的文学家们舍弃了那么多充满欢乐情调的清明诗词，单单拣出一首忧伤中挣扎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反复咀嚼，要的恰恰是那种“欲断魂”的催情效果，通过“遥指杏花村”的朦胧意象来给予自己一点点温暖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