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地震传言”不可取双重标准
东方早报 2010-3-1 3:18:31
黎明
2月20日晚至21日早晨，山西多个城市发生了市民“等地震事件”。21日上午，山西地震局发布公告说太原、晋中、长治、晋城等地市民传播将发生破坏性地震的谣言，请大家不要信传。25日，《北方新报》报道“山西地震谣言始作俑者落网”。同日，红网等传媒报道山西公安机关快速反应，依法对5名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拘留和罚款处理，并公布了造谣者身份。
确证传言之源头和处罚措施是否公正高度相关，这几个受到惩罚的市民是不是传言的始作俑者，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东方早报》、《环球时报》等媒体报道，“‘等地震’事发几个小时后，山西省地震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地震谣言源于市民对地震应急演练的误解”。然而，《新京报》在2月 22日又报道“山西否认谣言源于‘应急演练遭误解’，省地震局办公室张主任表示，山西近期并没有应急演练”。
如此说来，报道山西“应急演练被误解”的媒体，是指名道姓造了一个有鼻子有眼的谣言。可是，我们不能不问，他们有造这种谣言的必要吗？这两条消息中必有一条为谣言，我可以断定，山西方面否定演练的消息为假。证据主要来自1月15日之后太原人多有转发的一条手机短信，短信称“最近各大医院正在搞防震演练，并且储备医疗用品，还选派很多医生和护士作为地震应急人员，看来太原近期会发生大地震……”而这条短信的出现时间，正和最初报道的山西官方布置的演练时间相符合。这，不可能是巧合，媒体即便在事后成心造山西官方的谣，也无法前后照应得如此天衣无缝。
有一个官方活动引发误会的背景，抓人显然表现得过于霸道和苛刻，但是官方既要强调自己完全正确，又要展现强硬姿态，这就产生了否定“演练引发误会”这个消息的需要。真相究竟如何，相关方面有责任出面澄清，给公众一个交代。
几位市民的传言行为，比基层权力的大喇叭公告效果如何？比参与避难的众多公务人员“以身作则”的影响如何？面对“等地震”的人山人海，权力机构大多保持沉默或回避半日之久，这又当如何看待和处置呢？
地震传言酝酿已久。1月19日与22日，山西有媒体进行了辟谣报道，与山西省地震局官网的辟谣没有差异。可辟谣后的1月24日，山西运城市河津、万荣交界处就发生了4.8级地震。山西省地震局的反应是立即出面，辩称4.8级地震不属于破坏性地震，强调“震前辟谣无错”。在这件事情上，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公信力难免在这“总是有理”的自我表演中丧失殆尽，大家对“负面消息”则宁可信其有。到了民间传言比官方文告信誉不差钱的时候，权力与官员对此应该负责，而杀鸡给鸡看，大家更瞧不起权力。
地震预测这事太难、太复杂，人们又不能不关心，推测、警戒难免表现在公开言论上。技术难题给官方和民间观察者制造同样的尴尬，若正确认识“技术瓶颈”的制约因素，权力应对民间的传言、推测抱尊重和宽容的态度。须知，独有的辟谣权也意味着拥有技术决断权，既能辟谣就说明肯定能预测——但是，官方实际上确实没有准确预测的能力，既如此，就不能对出自民间的地震传言严厉制裁。
表现最好的是晋中市地震局，他们迅速落实了“应该是无震”的信息后去了现场。注意，晋中市地震局的行动基于“应该是无震”的技术判断，可想而知，其他地方沉默的原因多半是“不知震不震”；公安局抓人，也必须在肯定不会地震之后。连专门的官方机构都拿不准，怎么就容不下一介小民也拿不准呢？
那些不能提供任何应急帮助的专门机构，那些错误辟谣导致严重损失的官员，那些即使接到险情信息却为求稳而难下应急决断的领导，其失误及负面影响都比这次山西抓的几个市民更甚，他们又该负何种责任？我不对精英、对权力严格要求，我主张“地震传言”面前官民一律平等、法律面前官民一律平等，错吗？（作者系知名网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