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初探
卢剑锋
人民网·今传媒 2008年07月23日14:04
文化人类学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一个独特的视角。文化人类学中许多研究方法都可以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学所运用，尤其是“民族志”。“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有优有劣，鉴于此，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也应从自己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出发灵活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
一、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运用民族志方法的意义
民族志研究已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领域所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而“民族志”与新闻传播学的结合也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被认为是民族志传播学的奠基人。民族志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为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样的，“民族志”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也有着无限的潜力。在这方面早已有先行者。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再如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开中国“民族志”方法进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先河，此方法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⒈“民族志”深入的调查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更加科学，更加客观严谨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个文化或某种现象，就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当地人对世界的看法及体现这些看法的行为上。但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的活动的主观叙述，往往不一定能准确或不足以解释其行为，尤其是在受访或被要求叙述的情况下，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对事实加以筛选和曲解。所以研究者应该尽可能直接观察他们的行为。“民族志”的优点在于调查者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现状，并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更加科学。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应该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相信没有人会在实验室里来完成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⒉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也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志”是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考察时所创造出的一种方法类型。这种研究方法把完全生活在研究对象中不受外界干扰作为重要的研究条件之一，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很多，且由于这些地区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对民族文化良好的保护和传承，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
⒊“民族志”中“遍查”的概念和操作方法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这种研究方法是要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以看电视为例，在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一书中，他分析了每个问题提出的原因和意义。如电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你所观察的家庭中除电视以外，还有哪些电器？电视信号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以及考察，涉及基层的行政管理问题，涉及国家的行业体制、政策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控制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再如电视机的来源，这背后体现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对于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就尤其重要。再如研究内容还包括民族历史和风俗文化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因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民族接触媒介的习惯和媒体传播的效果。
这样的方法具有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必将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引向深入。
⒋民族志影像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直观的第一手材料，也为纪录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以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拍摄的民族志影像，力图还原拍摄对象的真实生活、原始情感以及他们的姿态，用镜头对研究对象的再现无疑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许多优秀的纪录片都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或采纳了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如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就是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
二、“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缺陷
⒈“民族志”方法本身的性质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目的有相悖的一面民族志方法来源于人类学，而且倾向于人类学中人文科学的一面。民族志的研究主要探讨事物现象的原创性、表达性与独特性，在方法上则重视对具体对象本身内在意义与价值的诠释。它不适用于追求普适性和规律性，只适合于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例如郭建斌对少数民族乡村地区（独龙江乡）当地人看电视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或观点不能推及与之条件有较大差异的其他民族地区。
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工作，进而还要为国家相关政策决策服务。将少数民族信息、文化传播得更快、更远、更好，以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实践方法和目的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⒉民族志研究的精确性常常受到质疑，因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①民族志研究面临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研究中引起思考的问题和在具体民族地区从事调查所遭遇的问题无疑是大不相同的，原定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难以估计。尤其是民族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特性和民族文化，原有的研究设计随时有可能被排斥而无法进行。
②研究者个人的喜好及理论的偏见。这会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时，研究者也容易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如自我偏见的限制。
③研究者很容易对民族地区的情况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即立场预设，这容易对此地区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产生歧见。
⒊民族志的关键概念有其模糊的一面，操作时很难区分其中界限
以民族志操作环节的关键概念“融入”为例（民族志三个操作环节：融入、遍查、深描）。融入，即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单薄的。怎么样才能表明已融入某一群体，能调查到丰富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呢？目前还没有一套标准。而以往很多民族志研究的实例中研究者的融入也很值得怀疑。
举两个例子。民族志核心内容“参与观察法”的提出者、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中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调查，1922年出版了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民族志研究。但是他在他的调查日志中这样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这些句子让人对马氏的“融入”产生怀疑，即便是语言和生活上融入，那在心理上的融入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融入最后得到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又是否科学？
西方学者约瑟夫洛克是中国早期民族志影像的拍摄者，他拍摄了纳西族和藏族的民族志影像，影片中给人以中国市民社会死板、僵滞的印象。这固然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有关，但洛克没有真正融入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洛克一直保持着自己优雅的绅士风度，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也通常要“干净”地独居。他在文章里长篇累牍记述着旅行中遇到的不干净、难受等等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
由此可见，概念的模糊导致操作上的无据可查，无章可循，加之立场的异同，最终会影响研究效果。
三、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用民族志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民族志的方法有巨大价值也有局限性，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应结合自身的研究特点做些改进。这里浅谈两点看法。
⒈应该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要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对立起来，这两种研究的区别更多的只是方法层面上的区别，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资料以定性资料为主，详细地记录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数据程序来处理。从研究对象本身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因此质化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记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他的数据如该地区的记事、记录、有关刊物、照片等来补充。而我们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在此基础上辅以量化研究的方法。如问卷设计、抽样调查、概率统计等等。
举个例子。用量化的方法给“融入”这个概念以一个可考量的标准。进行科学严谨的问卷设计，问题应有规范的答案，在民族志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人群中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问卷分发的人群，来完成问卷的回答（如有不识字者应阅读问卷帮助其完成），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和概率统计确定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在其研究对象人群中的融入度。尽管最后确定的量化考量标准未必十分科学精准，这其中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为质化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标准，同时也为比较分析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
这只是个例子，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可结合使用的地方和方法还有很多。
⒉注重从个案分析和研究中探讨其中的普遍意义和一般规律
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它追求事物之间的通则性和规律性。而民族志的方法更重视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民族志方法时要自觉地去追求普遍意义和规律性。
举例说明。民族志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步骤：①选择研究分析对象；②提出民族志问题；③通过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④进行民族志分析；⑤书写民族志。具体研究时，每个步骤的操作都要考虑到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注重其典型性和是否具有某个范围内的普遍意义；问题的设计应尽可能或至少有一部分应是具有普适性的；而进行民族志分析时，应尽量发掘其中蕴含的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启示。
目前，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少许的科研成果，在方法论上也存在很多空白，借鉴其他学科中好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但借鉴并非原封不动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根据本学科特点进行改进和修正，以使其更适合本学科的研究特点和方向，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⑴郭建斌著：《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⑵郭建斌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⑶郭建斌文：《三代人：不同历史时期独龙族个体文化特征浅描》， 《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5期
⑷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⑸（美）柯克·约翰逊（Kirk.Johnson）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个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⑹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⑺林福岳著：《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新闻学研究》，第五十二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来源：《今传媒》 （责任编辑：翟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