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西社会与晋学研究
张启耀 鞠振 刊发时间：2009-12-24 08:18:26 光明日报
“晋学”是以山西历史文化为研究客体的地域文化学科,承载着继承和发扬山西传统社会文明的重任,并担负着以传统文明为基点进一步推动现代山西社会不断进步的职责。由此可见,对“晋学”学科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区域文化战略意义。
但是,从目前的定位和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晋学”研究的时段还囿于古代史, “晋学”也基本是一门“以山西古代文化为研究客体的地域文化学科”,而且重在研讨处于鼎盛时期的古代山西社会文化状况,宣传山西已有的成就与地位。这样一来,研究空间和研究领域的有限性往往限制了“晋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削弱了“晋学”研究的生命力。
虽然基于自身人文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强大制约力,山西区域社会至今依然保留着很多独具特色的传统个性,但“晋学”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学科体系,应该探索不同时代条件下具有不同历史地位与演变特征的山西社会与文化。因此,“晋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古代三晋历史文化,而应延展为历史上“发生在山西境内的、带有独特区域特征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参见安介生:《晋学研究之“三部论”》)为了彰显“晋学”研究的时代性并加强其学术性,当前学界“应在过去晋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按照学科建设的要求,拓宽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参见杨秋梅、张有智:《推动晋学研究建设文化强省——晋学研讨会综述》)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需要把“晋学”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展至近代社会,以便探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西学东渐的社会大背景下三晋大地的历史文化变迁;另一方面,“晋学”研究中也需要加强对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利用,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模式,吸收其最新研究成果,以便探讨不同视野下近代山西区域社会的转型。惟其如此,“晋学”研究才会更具生命力。
那么,在“晋学”研究空间向近代延伸的前提下,学界应从宏观上对近代山西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有如下几点把握:
近代前期(1840年-1919年),山西社会即已呈现出相对的闭塞性和发展的缓慢性
鸦片战争后,山西社会逐渐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但由于深处内陆,山西各方面的变化相对缓慢。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如清朝中期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直到光绪中后期才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开始实施,之前还有许多州县实行田赋、丁税分征制。如此看来,山西对中央赋税政策的执行比全国大多数省份迟了很多,山西社会发展的缓慢性由此可见一斑。甚至迟至民国初期,山西的情况仍然是“乡村户籍杂乱、人口不清,政府下达的各项政令、措施很难具体实施。”(刘建生、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
因此,从当时的全国范围来看,山西社会发展的确已处于滞后的状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近代时期正是这种状况产生的主要阶段,因此,基于探求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并在当前政策制定中达到对症下药的目的,近代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便具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整个“晋学”研究领域中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确分析和评价近代后期的山西社会变迁及其程度
整个近代后期(1919年-1949年),山西基本处于阎锡山的统治之下。当时,虽然山西只是一个较偏僻的内陆省份,但阎锡山一方面实施了包括“六政三事”和村制改革在内的“村政”建设,另一方面又大力兴办军工企业,发展军事工业,取得一定成效。
在“村政”建设中,阎锡山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村容村貌的整治,对山西农村行政体制的完善和农村治安环境的改变起了较好的作用,客观上有助于山西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军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对山西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后期的情况来看,山西社会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产生主要得益于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创办和发展,由此,山西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城乡结构、文化结构等都随之发生着转型。
不过,尽管存在以上变化,但就历史发展轨迹而言,近代后期,山西社会封闭、落后的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抗战前夕就有学者评论说:“山西的一切,所谓娘子关内的事情,自来对于国人就是一个大谜”。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阎锡山实施改制的目的。从本质上来看,阎锡山进行“村制”建设的真正意图在于更便利地收取农村赋税,以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很多时候,阎锡山所标榜的建设目标往往落空,尤其是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对乡村下层百姓的承诺多未实现,整个社会民众生活也基本没有改观。再者,整个山西以军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官僚资本为特征的资本形态“严重影响了山西社会结构转型的良性发展,制约了山西的近代化进程。”(江沛、王先明:《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此外,当时的“政府办理村政督促提挈太重,太多防制，太过助长”,(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也是影响近代山西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
应重视研究近代以来山西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摸索推动“三晋”社会快速发展的方针与策略
自古以来,“晋民性俗”,“人民质朴勤勉”,而且,山西人诚实守信的品质也给世人留下佳话。因此,敦厚勤奋、诚实可信历来就是山西人的一张名片。那么,文化品质优秀、具有辉煌历史的山西社会为什么到近现代落后了?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不多。笔者认为,有一个导致落后的原因应当注意,那就是,在古代各地交通同样不便以及社会交往同样较少的情况下,山西社会所具备的某些优势或者说传统文化特质能相对得以彰显,并在山西区域社会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但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大规模输入,沿海及内地平原各省的交通状况及其它发展环境不断得以改善,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也随之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而此时山西则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政府的不够重视,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交通及其它环境基本没有大的改进,人们的思想仍然守旧落后,最终被挤出社会发展的快车道。
基于这些原因,在当前山西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从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出发,一步步引导山西社会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同时,山西学界除了应该倡导诚信和勤奋的传统美德外,还应当致力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山西社会的不断开放,为山西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作者单位分别为运城学院、山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