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伟安

地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

刘德龙

我今天下午所要讲的内容，主要是结合以前两次全国性地域文化研讨会涉及的一些问题，从方法论上来探讨一下地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我先讲，然后大家一块儿探讨。
第一，需要为“地域文化”确立一个名称，或者叫正名。到目前为止，“地域文化”的名称还不是很统一。从目前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来看，大体上有三种提法，现在最多的叫“区域文化”，其次叫“地域文化”，还有一种叫“地方文化”。这三种说法哪一种比较合适呢？在杭州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提出应该取第二种，叫“地域文化”比较合适，这有两点理由：第一：地域文化主要是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尽管也受行政区划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制约、决定的，客观环境条件更带有根本性。去年我在北大做讲座的时候，我讲过这种观点——当然这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已经算是约定俗成了——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创造一方文化”。水土的关系、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对地域文化的决定性是毋庸质疑的。比如说江南水乡，它所产生的文化是“二泉映月”、“开茶楼”、“挑担茶叶上北京”之类，但是到了陕甘宁一带，就主要有信天游，秦腔等等。我个人感觉，你让江南水乡产生黄土高坡那样的歌曲，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的，你让陕西人唱越剧，恐怕也唱不好，即使他们成立了越剧剧团，肯定也不如安徽、江苏、浙江人唱得那么地道。前几天我去成都参加中宣部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有四川朋友开玩笑说，当你坐在飞机上听到下面一片麻将声时，那就肯定是到成都了。麻将在四川尤其是成都极具代表性，大街小巷到处是麻将桌。但他们打麻将并不是真赌钱，而是一种消遣，其中蕴含了一定的地域文化。
即使是一个文化人，当他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其文化作品也会随之改变。毛主席原来在南方井冈山一代打游击的时候，写下了“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之类的词章。等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到达陕北之后，他的词风立马就不一样了，有《沁园春·雪》为证，“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首词放在南方，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只有到了这东北、西北的地方才能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再比如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是他在四川时作的，但等他到了安徽、山东以后，就有了另一类风格的作品流传，如“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都是因为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所决定的。
其次，有些学者为什么喜欢用“区域文化”这一术语呢？我认为他是受到“区域经济”这类概念的影响，诸如“区域经济”、“区域政治”，于是他就用“区域文化”。经济受行政区划的影响更大，它直接就是被行政区划所决定的，但是文化就不一样了，文化受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影响的痕迹更鲜明。所以，我认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分别叫“区域经济”和“地域文化”更合适。我到一些地方院校讲座时，有些老师问我该怎么搞科研，我告诉他们要注重“三地”——区域经济、地域文化、地方教育，要他们把精力主要放在“三地”上，为地区经济、地域文化、地方教育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经济”、“地域文化”的叫法比较合适，叫“区域文化”就不太合适。到目前为止，报刊上叫“区域文化”的还是比较多的，但叫“地域文化”的也在逐渐增多。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地域文化交流的扩大，最后会统一到“地域文化”上来。
第二，关于地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地域文化应该说有不可估量的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我们过去常说“越是民俗的越是世界的”，现在应该再加一句“越是地方的越具有全国性”。不管是联合国还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评审，都注重地域文化鲜明的项目，如果没有地域特色则是很难入选的。
首先，从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窗口、名片，是动力，也是目标。我们现在常说“入乡随俗”、“入乡问俗”，我们去一个地方开会、投资经商或旅游考察，首先要了解的是这个地区的人文地理情况，首要的是通过这个窗口来观察当地社会。
其次，地域文化对经济发展是个动力，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文化必须跟上。有一次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我曾说过“经济要文化化，文化要经济化”，意思是文化品位不提升，经济的水平和质量就很难再上一层楼。现在一些经商的、办企业的都在争先恐后地挖掘文化，希望为他的产品、服务项目附加文化值。比如说，现在酒瓶子五花八门，什么稀奇的都有，其实酒就那么几种，无非是酱香型、清香型、芝麻香型，再加上红酒、啤酒、果酒等。为什么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酒瓶子呢？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厂家、企业家想从包装上提升产品的文化含量，提升产品的卖点、看点，让人们看着有文化味儿。
再次，我们反对一个观点，就是把文化仅仅当做一种手段。过去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曾经主抓精神文明，有一段时间还抓企业思想工作。对于当时的一种思想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紧紧地围绕着服务于经济建设来进行的说法，我当时就表示不同意。把思想精神文明手段化了，它就仅仅成了一种手段，没有自身的目的性了。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工作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手段，它本身有它的目的性。马克思曾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过去被我们忽略了，就是说什么叫共产主义社会？什么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这个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当中不仅仅是他吃饱了、穿暖了，能住上高楼大厦，穿上时装，坐上高档汽车就算完了。他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要享有很多的文化产品，这是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讲社会发展，指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发展，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化建设，而不仅仅是经济建设。同时，文化还是一种产业，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它本身就可以创造经济价值，这其中地域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现今有那么多地方都在争名人故里、争民间传说、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呢？就是因为人们已经看出文化所具有的潜在甚至是已显现出来的巨大价值。
最后，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来看，地域文化本身是源也是流，是载体也是支撑，是我们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体多元，一元多体”的，这个多元很大一方面就是各地的地域文化。从三皇五帝到后来的夏商周，一直到秦汉唐宋元明清，直至中华民国，甚至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期间形成的文化就是一条长江大河，这条大河的上游肯定有很多支流，不同的地方就是这条大江大河的众多支流，一条条支流汇集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条大河。同时，地域文化又是流，每一条支流在下游还能分出新的支流，形成一些新的地域文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分支。中华文化五千年，到底体现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体现在各地的地域文化上。
第三，地域文化的研究方法当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在这几年地域文化的研究当中，尤其是在两次全国性的地域文化研讨会上，我发现研究地域文化有好多问题还是需要注意的，不然的话容易走偏方向。
第一，地域文化的研究必须互补、互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现实工作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家在文化资源方面相争不下，争谁早谁晚，谁大谁小，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核心谁是边缘。还有就是争历史名人，争名胜古迹，争非物质文化遗产，争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地方都这样。比如吕剧有东营、广饶、博兴、寿光在争源头，孙子故里有惠民、广饶、临淄、苏州在争。去年我在北大讲山东民俗的时候，有人和我辩论，说庄子怎么能是你们山东的呢？司马迁的《史记》里是怎么写的？我说，司马迁在《史记》里说他是宋国人，不过宋国的地面不仅有河南，还包括山东菏泽、聊城的一部分，这几年连续开了好几届的庄子研讨会，包括河南的几个著名学者都认为庄子是在山东东营一带。他说，苏东坡曾说庄子是安徽蒙城人。我说苏东坡作词确实是“词圣”，但是苏东坡考古实在不怎么样，他连赤壁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乱点鸳鸯谱，“蒙城”和“蒙地”没一点关系。我觉得我们不要光去争这些东西，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关键的是要研究、弘扬和继承庄子文化。我觉得大家应该搭建平台，联合起来多做发掘、研究活动。往国外看，比如说韩国就不断地和我们争文化，江陵端午祭无非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端午节，但人家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还说中医是他们发明的，针灸也是，现在又在准备申请韩纸（高丽纸），其实就是宣纸，还有活字印刷等等。虽然他们较早发明了铅字印刷，但是认为整个活字印刷是他们的，这就不对了。
当然，我们研究地域文化时，有一支很重要的歌在唱——“谁不说俺家乡好”。一个人，如果连自己家乡都不说好那也很难理解。狗不嫌家贫，孩儿不嫌母丑，家乡再不好，就像信天游里唱的“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也要把它建成“天也美啊地也美”呢。赞美家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说自己家乡好的时候不要说别人的家乡不好。中央电视台天天做广告说“感受黄山，天下无山”，黄山上有块儿石头上刻着
“岱宗逊色”四个大字，这么做就不大好。虽然有句老话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风景最秀美，，但现在再看看武夷山、九寨沟、莲台山、张家界，哪个风景不秀美啊？能比黄山差到哪里！如果我们说“感受泰山，天下无山”，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那不就成了小孩骂架了吗？每个地方的文化，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了贡献，都有它的优势长处，同时也有它的缺憾和短处。我们齐鲁文化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了，那它就是一朵花吗？一点毛病也没有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讲齐鲁文化的时候说，它大致有四大缺憾：保守、土气、过分要面子、讲义气不计后果，如果再加一条的话就是好大喜功。所以我们研究地域文化的时候，应该正确对待本地区文化，正确对待本地区以外的别的文化，不要厚此薄彼。
第二，研究地域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不能孤芳自赏，抱残守缺，自娱自乐，而是应该为现实服务，为本地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十六届六中全会讲到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曾经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以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我认为研究地域文化也应该遵循这个指导思想，应该是古为今用，经世致用，为现实的社会建设和发展服务，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发展为出发点。离开这一条就不可能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不可能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圈内小循环，不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就很难搞出好的研究成果，就是研究出所谓的成果也没有多大用处。毛主席还曾说过一句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打了个很好的比方，不能引而不发，拿着箭一直夸赞“好箭”，可就是不发，那箭再好也没什么用。毛主席的话很经典，它不光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研究地域文化时也要注意。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为了应用而学习。
第三，对地域文化必须科学对待，正确区分，去粗取精。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主题是“正确区分对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现在很多杂志和书目还在转载。有人曾针对我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不管是什么文化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不能“剜到篮子里的就是菜”，什么都是好的。区分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前的《新民主主义论》就说过了，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一份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也应该是这样，不是所有的民俗都是好民俗，比如说抽大烟、妇女裹小脚、现代的法轮功等等。这些年，我发现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张全盘肯定、全盘继承，不允许任何一点反对、批判的声音。我觉得这样是不大妥当的，这种情形我认为要不得。不能“剜到篮子里的就是菜”，野菜有很多也是有毒的，不是都能吃的，文化更是这样。

[1]刘德龙，山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研究员，学术兼职有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兼职硕士生导师等，社会兼职有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等。2008年11月17日，他特意为民俗学研究所师生做了一场题目为“当代地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这是我所2008年度举办的“民俗学与社会发展高层论坛”的第2场。该文系据此整理而成。




（资料来源：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内部刊物《百脉泉》第一期）




[ 本帖最后由 付伟安 于 2009-1-9 20:56 编辑 ]

付伟安

学生甲：刘老师，您刚才讲到地域文化时说了有两个条件：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为什么没有政治因素考虑进去呢？比如泰山，论其自然地理条件在全国并不能说是最出众的，不过由于历代帝王的封禅之类的政治因素的加入，成了中华泰山，您怎么看待其中的政治因素呢？
刘德龙：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刚才讲的那两条主要还是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来强调的，但是实际上政治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我在讲民俗的时候曾经说过山东的语言，鲁西差不多大同小异，从济南往东差异性比较大，几乎一个市一个样，一个县一个样，当时我说了三条理由：第一，鲁西那一带是平原，便于人民群众的交往，从济南往东基本上是山区和丘陵，人民群众之间来往的比较少，语言和习俗的统一；第二，鲁西这里有条大运河，交通十分方便，更进一步加强了群众之间的交往，从济南往东呢山区、丘陵，交通不便，现在修了铁路，有两条济青铁路，有高速路，过去可不是这样的。我说还可能有一种情况，沂蒙山区和鲁西的语言基本差不多，为什么这里山区交通不便却差不多呢？我说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吧，是过去古代封国所带来的，从泰山往南基本上是鲁国，包括沂蒙山区，这是周公的儿子伯禽当国君治理的地方。胶东这一块儿是齐国，姜太公及其子孙后代治理的地方，他们由于治国之策不同，所以就造成了民俗风情文化的不同。因为伯禽到鲁国后实行的是“革其俗，变其礼”，把它的习俗改革了，礼仪改变了，统一到西周王朝的习俗和礼仪上来了，包括语言也是这样；而讲台公到齐国后实行的是“因其俗，简其礼”，因循守旧，所以它的习俗、礼仪改变不大，这是政治的影响，但是我刚才讲地域文化的时候，主要是为了突出它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就没讲到。但它的影响和经济因素相比，经济受政治影响的更大，那么文化受不受影响呢？当然受影响。有句话叫“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受政治影响的更大。
李浩：我来说几句，算是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对刘德龙主席的补充。我在每学期正式上课之前，第一个问题就是谈独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道路。有人就批评我，说我是“自然环境决定论”，但我觉得这个“帽子”戴的挺合适。因为很多东西，无论是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首先得有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从中国的地域文化这个大的方面来讲它是这样的，中国文化必须要走这个路子。比方说，远古有一个大洪水时代，是在第四季冰川结束以后，地球温度上升，造成海平面上涨。关于洪水的记忆在世界各个民族中都普遍存在，但是它对各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就是由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那么中国古史记载中所谓“水逆行”，就是说根据地理形势，水本来应该是应该从西向东流的，水逆行就从东向西流了。这就造成了水平面上涨，带来了必然的影响就是，逼迫原来居住在海边上的人们，也就是我们山东人被迫向内陆迁徙，迁徙的过程中和当地的原居民必然发生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国家就产生了。因为它需要应付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斗争，他就要调动部落所有的力量，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军事首领的权力加强了，他把行政权力，宗教权力全都合为一体，最终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的行政模式。世界其他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记忆，但是他们没有中国这样的独特的发展道路，那就是特定地理环境造成的。所以，地域文化同样也是如此。我感觉应该是在某一个区域，由一定的自然地理气候、植被等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微循环的生态环境情况下，才可以谈发展一种经济和政治形态。
应该讲，人类最初的时候就是环境决定的，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它不可能先有经济或文化之后才会产生，它就是在一定的环境里面才会产生一种模式，一种生存的模式。无论是从事农耕还是游牧，都离不开我居住的具体环境；我首先有了环境，才会有我生存的模式；有了这个模式，我才会产生在这个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东西。
张士闪：刘主席，以前我们曾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从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等于是没有中心。因为对于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而言，经济建设只是基础。当国家不能提供一个价值中心的时候，就意味着中心的一个缺失。您对此如何理解？您是否也不满意“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么一种提法？
刘德龙：是的。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去为经济服务，容易造成精神文化建设的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可硬可软、可抓可不抓。我们反对“一手硬，一手软”，反对“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但是经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还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你连饭也吃不饱的时候，你的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你让他去唱歌跳舞，弹琴画画，这确实也不现实，就是物质生活高度贫乏的时候，发展经济，搞物质生产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当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条件的时候，那就不能说是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这个关系是辨证的关系，过份地强调哪一方面高于另一方面是不行的，必须用辨证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