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田野调查究竟应该是去异乡还是家乡，中国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人类学者王铭铭在《由彼及此,由此及彼——家乡人类学自白》写道：“人类学家寻找借以对自己的文化加以清晰认识的其他模式，这已被当做是人类学之为人类学的理由。”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若说以上符合人类学的‘真相’，那么，回归于家乡的人类学，不恰可能是既有人类学的颠覆吗？”王铭铭认为，生长在故乡的人，容易对故乡产生情结，无法在本来就是“参与”和“主位”的生活和观念形态中找到反省自身的方法，几近无法移情于“他者”之中，去思考人的一般问题。能否在家乡获得一种非当地的洞见，才是关键。
相对于人类学家所说的颠覆，民俗学者安德明的《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却反映了民俗学者对家乡田野调查的情有独钟。相对于人类学长期的异文化研究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民俗学虽然也脱胎于西方，但是更多的是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民俗学不缺乏家乡民俗学田野调查的传统，早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时期，民俗学者钟敬文、顾颉刚、刘半农和大量民俗学爱好者纷纷在家乡搜集资料，开创了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先声。
安德明提出：民俗学实际上就是关于我们自己身边的生活的学问，而不是追逐奇风异俗的猎奇行为。安德明与王铭铭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家乡研究的缺陷，但是他认为“如果研究者能够认识到自己在研究自身文化时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尽量加以避免，在母体文化中，他反而会因具有更多在异文化中所无法具备的优势，更加顺利、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
我们的田野调查不应该排斥家乡，家乡能带给我们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要注重异乡的调查，异乡能让我们反观本文化。家乡和异乡的田野调查都有自己的缺陷，前者会让调查主体产生惰性、缺乏对熟悉事物的敏感度等，后者如果没有时间的保证，只能给人一种浮在表面的感觉。田野调查既要学会“化生为熟”，也要学会“化熟为生”，这是对一个田野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