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乡土香港)(一)
(2013-05-31 0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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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乡土香港》)一书由两位在汉学人类学研究领域富有影响力的哈佛学者屈顺天(James L. Watson)和华如璧(Rubie S. Watson)夫妇共同编写完成。他们的田野研究在1969-1970和1977-1978年间在香港新界的厦村和新田进行,此后的三十多年间经常回访,与当地人始终保持联络。
新界一直是华南宗族研究的热点地区。与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不同,本书中收录的文章除了基本的田野调查外,Watson夫妇还充分利用研究地区的县志、族谱和碑刻等大量历史文献,并结合当地村民的口述史还原香港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
本书一共由四个部分组成,除去导读部分,分为三个专题——社会组织、性别差异和宗族仪式。
本书的第一个专题乡村社会组织(Village Social Organization)收录了六篇论文,主要从宗族的创立、过继、姻亲关系、宴席、家奴和地主-佃农关系这六个切入点研究新界的乡村社会组织。
在《中国宗族的创立:厦村邓氏(1669-1751)》一文中,华如璧透过宏观的历史角度,重建了厦村的邓氏主导宗族(dominant lineage)的创立的历史文化环境。
在此之前的中国父系宗族研究中,大都认为宗族的产生和发展是自然过程。土地、聚居和可追溯的共同的祖先是解释父系宗族形成的重要原因。华如璧认为“宗族自然形成论”缺乏“历史意识”,忽略了宗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根据她在厦村的田野研究,这种解释模式无法对厦村的主导宗族邓氏的建立和发展做合理的解释。厦村邓氏宗族由当地三位邓性先人的后代组成,他们分散而居,并无认可的“焦点祖先” (focus ancestor)。
作者认为,邓氏宗族的创立,不关乎居所和血统,政治和经济环境才是关键。在珠三角经济持续发展、地区竞争逐渐激烈的背景下,为了巩固和发展自身利益和权力,厦村的两支邓氏继嗣群体自愿联盟,放弃追认另一个村落的祖先作为本宗族的“焦点祖先”,转而将共同的祖产转入友恭堂名下,以彰显礼仪和经济上的自主能力。厦村邓氏宗族的建立以设立“友恭堂”并用集资置办祖产为标志,以维护和拓展群体利益为目的,服务于宗族内的精英群体。
弗里德曼的宗族形成研究认为宗族的建立是分裂的过程,即一到多;而华如璧的研究则提供了另一种研究宗族形成的路径:融合,即多合一,融合的原因则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相当的联系。
华如璧对于厦村邓氏宗族的研究打破了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局限,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人类学宗族研究中,实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她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运用,有效地重建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亦对后来华南学派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
《南中国的阶级分野与姻亲关系》
传统的华南宗族研究的焦点是继嗣研究,与此不同的是,华如璧在本文中另辟蹊径地将焦点聚集在宗族的婚姻和姻亲关系。这一切入点为华南宗族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宗族内部的阶级差异浮出水面。
为了保持宗族的封闭和团结,厦村邓氏宗族传统的婚俗礼仪极其排斥姻亲关系。与兄弟团结的意识形态相比,姻亲关系被视为一种分裂力量,突出宗族内部的经济和阶级差异。在当地邓氏村民看来,宗族关系才是唯一有意义的关系。在整个结婚仪式中,新郎和新娘的男性亲属几乎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仪式场合,在新人成婚后也极少接触。然而华如璧在对厦村处于不同阶级的村民的了解中发现了耐人寻味的现象:邓氏的农民阶级严格地奉行排斥姻亲关系的准则,不仅在结婚仪式中拒绝与姻亲有过多的接触,在婚后仍与姻亲保持相当的距离;而同样作为邓氏宗族成员的地主商人阶级会在形式上严格执行排他性的结婚礼仪,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会和姻亲保持较多联系,借此建立社会网络。这一对比性强烈的现象佐证了宗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宗族为精英的利益而服务。借由宗族这一组织形式,同宗族不同阶级间的贫富差异被有意识的淡化了。
在姻亲关系中,宗族内的男性被排除在外,但是妇女(尤其是农民阶级的妇女)在缔结姻亲关系的活动中被赋予了较多的自由。邓氏妇女可以通过编织和经营妇女间的人际网络“形成一个保障和身份认同制度”。虽然相较于当地的父系宗族网络而言,妇女的姻亲网络只能算是边缘制度,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边缘制度对男女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姻亲关系的研究也为考察农村性别关系提供了帮助。
在《同吃一盆菜:中国社会中的平等宴会》一文中,屈顺天的观察对象是一种流行于深圳、香港地区的特殊饮食仪式——“食盆”。“食盆”与中国的餐饮仪式中的极其重视长幼尊卑和身份差异的传统宴会模式相悖,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他试图分析隐藏在“食盆”这一宴会模式后的文化脉络,以解释其象征意义。
“食盆”这一习俗是广东人为了区别于客家人、确立族群身份而产生的特殊饮食习俗。换言之,“食盆”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宗族排他性的表现。在“食盆”的用餐仪式摒弃了一切彰显身份尊卑和阶级差异的可能,这是宗族组织强调兄弟平等的理念的直接映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平等”实际上父系社会语境下的平等——女性在这场平等的宴会中并无立足之地。
乡村社会组织这一专题多角度展示了香港乡村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实际上这六篇文章紧紧围绕宗族这一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展开,勾勒出香港乡村宗族的父系继嗣、排他、强调内部平等和服务精英阶级等诸多属性。
(复旦大学2012级人类学硕士邹骏飞)
本文转载自:复旦人类学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