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现代性的自觉与培育
作者：丁福兴 来源：《农村经济》2011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1年6月16日
[摘要]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现代性意识已经大为增强，但同时在地域、个体及现代性因素等诸多方面呈现出“差序格局”，且标志着农民现代性水平的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因此农民的现代化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农民现代性的获得有赖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藩篱的打破以及小农意识的改造等诸多因素，通过传导性巨变的途径来对其进行培育既有必要，也较契合中国的“三农”国情及政治决策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现代性主体性传导性巨变路径依赖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持续向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人的现代性问题。其实，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英克尔斯早在1983年首次访华时，就针对当时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纲领和实际国情，意味深长地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指“人的现代化”)的建议，〔1〕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2〕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无论在“三农问题”的理论探讨，还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需要方面，对农民现代性的研究都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在已有的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成长和培育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农民的现代性状态
尽管中外学者从20世纪初就已经十分关注对中国农民的研究，但时至今日，要对中国农民的现代化程度给出一个“系数”式的量化数据，仍然是十分困难且不可靠的，因为中国的农民数量实在是过于庞大，且存在种种差异和不均衡性。我们只能根据众多的定性分析(如历史性梳理或逻辑性推演)与定量研究(多为局部地域的案例式实证)，对当今中国农民的现代性作出一个大致的估计。
1．中国农民的现代性自觉越来越强
英克尔斯设计的现代性量表表明，人的现代性是一系列的人格特质，它由两性平等观、自我效能感、创新意识、自主意识、自保意识、参与意识、家庭教育观、科技意识、时间观念等多个因子构成。通过对福建沿海五地市及绍兴县等地农民的考察，一些研究者发现当前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身上的现代性开始大大增强，传统性的影响逐渐减弱，他们的人格和心理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基本证实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共性。〔3〕而通过对武汉市及苏北B县等地农民的社会调查，另外的研究者发现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留守农民”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上较接近“传统性”，而“流动农民”(主要是农民工)的表现更接近于“现代性”，或者说是正在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4〕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迅猛的变化，农民的现代性意识已经大为增强或正在日益觉醒，他们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2．中国农民的现代性自觉呈现出“差序格局”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不均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国情，受其影响，农民现代性的获得也必然呈现出非均质性。显然，在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充分、教科文卫等公共物品供给较为丰富的地区(主要是城市)，处于“近水楼台”的农民的现代性发展程度也就相应较高。这样就会形成我国农民的现代性依东、中、西地势而逆向递减的“差序格局”。这一地域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也许应当更多地从公共政策(特别是经济发展政策)供给的时间的不同步性上去寻找原因。
实证研究表明，除地域因素之外，中国农民的现代性自觉还在其他一些方面表现出诸多个体差异。从性别上看，男性农民的现代性倾向一般要强于女性农民；就年龄而言，青年和中青年农民的现代性倾向显然较中年和中老年农民为强；在乡土性程度上，农民的现代性沿着纯农民、亦农亦工者、小手工业者递增，纯农民的现代性发展无疑是最低的。
即便在同一农民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各个现代性指标的水平也不尽相同。例如，一般农民比较容易养成较强的计划性、时间观和自主意识，但政治参与意识却不易养成；绝大部分农民对新技术、新变化持往往积极肯定的态度，但革新意识仍然有待增强；两性平等观并不普及等等。中国农民现代性的自觉水平在各个层面上的参差不齐表明人的现代性有一个渐次获得的长期过程，不可能齐头并进、一蹴而就。
3．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
在哲学家们看来，人的主体性在现代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些学者敏锐地直接把现代性理解为主体性，即现代性就是主体自主性的实现。如罗蒂所言，现代性的原动力是“自信其是”。〔5〕或如中国学者更为直接的论断：“所谓现代性，乃人类在不断进化的条件下(涵人类自身、自然、人化自然、人造物的进化)，不断发掘、重申人、人类的主体性。”〔6〕
由于社会、文化、历史等原因，农民是当前主体性最不发达、处于现代性层次最低，因而也是最难以获得现代性的群体。不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一味委曲求全，将全部希望给予“包青天”式的官员，政治参与意识淡漠，凡此种种现象，无不说明中国近代以来力求突破传统桎梏对人的束缚而实现个性的解放的任务并未全部完成。“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前提一样，社会现代性的实现必须以农民主体性的确立而最终完成，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性之标杆。”〔7〕而中国农民主体性确立的长期性意味着现代性实现的艰巨性。
二、中国农民现代性获得的影响因素
梁启超将中国近代变革概括为三个时期，即感觉器物之不足而进行的自强运动、感觉制度之不足而进行的维新运动和感觉文化根源之不足而进行的启蒙运动。〔8〕因此，本文从经济、制度和文化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农民现代性获得的影响因素。
1．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中国农民现代性获得的催化剂
英克尔斯认为“工厂是现代化的学校”，〔9〕可见工业化对人的现代性养成的重要性。他还以自己于80年代初期在中国进行的有关人的现代化的调研结果为例来加以佐证。中国“城市产业工人并未成为最现代化的人，而是农村人在现代性量表上赢得了最高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结果呢?他结合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国情进行了解释：“在农村劳动者中间，获得最高分的是那些生活在农村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因为“鼓励发挥人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的一系列政策首先在农村实行”，所以“在中国农村，生产第一线普通劳动者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现代化过程早于许多城市工厂”。〔10〕
10多年后，一些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也基本与此相同。“无论是流动经历还是城市体验，都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不过，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城乡分离现实，流动经历的获得对农民现代性的养成恐怕更为重要。”〔11〕之后又过了10年，中国学者在新世纪进行的实证研究结论还是与上述观点大同小异。
2．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中国农民现代性获得的重要制度性根源
“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维持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12〕这种二元结构既是在长期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更是国家为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而人为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城乡分治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诸多规定，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了一道樊篱，导致了农村的长期贫困、阻碍了农民的社会流动、限制了农民的身份变迁、禁锢了农民现代性意识的自觉形成。相比较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当代中国农民现代性获得的迟滞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归因于这一制度性羁绊。
3．小农意识成为阻碍中国农民现代性自觉的思想桎梏
“小农意识是小农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庭血缘为本位的环境中形成的并内化于小农头脑中的认知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意识等的总和。”〔13〕小农意识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生产和生活的封闭与狭隘，其“最本质特征是非主体性”，〔14〕表现为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意识、政治上的皇权主义意识、人格上的依附意识等，其自闭、偏狭、保守甚至蒙昧的特点都是与自立、开放、交往的现代性特征格格不入的，因此成为中国农民头脑中阻碍现代性自觉的最大思想痼疾。
三、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培育
1．中国农民现代性获得的途径
罗荣渠先生将人类社会变迁归纳为四种基本形式：渐进式微变、突发性微变、创新性巨变和传导性巨变。所谓传导性巨变，是指主要由外在因素导致的对原有社会经济形态的突破，属于外源性现代化，是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急剧变革过程。〔15〕据此分类思想，中国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应通过传导性巨变的途径来解决，即以外力介入和培育为主，显得既有必要，也较为切实可行。
(1)“三农”现代化必须靠工业和城市反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因素是自变因素，而文化因素则是他变因素。〔16〕管仲也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与其说经济落后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民“多子多福”的非现代性生育观念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作祟，不如说是在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到近乎空白的情境下，农民的一种自保性生存措施。
可见，农民现代性的获得有赖于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
中苏学者之共识认为：“‘三农’问题之实质，乃是将‘三农’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象、原始积累来源”，〔17〕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强制形成农业剩余，使农业资金大量流入工业领域，实现“价值转移”以支持工业建设。在中国，“从1953年开始到1985年改行粮棉合同订购制度为止，在特定条件下开始实行的农产品统购制度，持续时间长达32年之久。”〔18〕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按现价折算，“……仅仅以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30万亿!”〔19〕
如此巨大的贡献，是以同样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时至今日，“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既有生产要素，是无力承担发展现代农业要求的”，〔20〕“靠农村的GDP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税收收入和居民收入，无论如何不可能使农村生活条件达到城市水平”。〔21〕因此，洪银兴教授等人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三农现代化，要直接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发展对象，即引入现代要素发展现代农业、以城乡一体化推进农村现代化，以农民市民化推进农民现代化。〔22〕不言而喻，现代要素投入农业是由投资推动的，所以“三农”现代化必须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导向，必须通过公共财政的支持，特别是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使广大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大体相等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而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和城市对三农的反哺无疑是特别重要的助推外力。
(2)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养成需要教育和改造。一般而言，新观念多为异域文明的产物，现代性与中国农村的环境自然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农民获得现代性的过程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其接受程度与新型文化观念的教育及推广力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在几千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超稳态结构，使得农民思想中的小农意识沦肌浃骨，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无力自拔的，而必须借助外力才能对其进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用无产阶级意识置换小农意识、列宁提出的改造小农，使他们的心理健全起来、毛泽东强调的教育农民思想，〔23〕都是注重从外部着手解决农民的现代性获得问题。
不仅英克尔斯重视教育和学习对个人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我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先生也通过对农民“精神唤醒”教育的身体力行，证实了“建设必寓于教育”的基本道理。〔24〕列宁更是指出了培育农民现代性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25〕
(3)传导性巨变契合中国政治决策的路径依赖。中国专制主义的悠长历史早已形成了“顶层设计”式的政治决策路径依赖。因而，当代中国的政策议程更多地使用动员模型，政策大多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26〕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政策过程是由政府自身进行利益聚合的表达，主体地位本身就不强的农民群体目前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那样以“博弈”的方式向政府施压，反对予取予夺。
罗兹曼教授对中国政治精英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是高度评估的。他一方面讥讽“在19世纪晚期，若论领导人对现代化的忽视程度，中国恐怕算得上是世界冠军”，〔27〕另一方面又称赞当今“中国政治制度为特定目的而动员技术和资源的能力，反映了官僚传统的本领以及共产党的组织能力，这在现代化后起国家中是难得见到的”。〔28〕
“三步走”战略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仍然是属于赶超型的，必然还会依靠“举国体制”动员和组织资源的力量来实现现代化巨变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即是实例。新农村建设绝不应当只是修路造房的面子工程，农民的现代性培育自是题中的应有之义。期盼在这股传导性巨变的洪流中，中国农民的现代性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2．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培育措施在分析完中国农民现代性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可能采取的途径之后，关于其培育措施的探讨主要是对症下药式的“缺什么，补什么”的问题了。主要对策包括：
(1)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以社会化大生产冲击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为农民现代化奠定经济基础。市民化是推进农民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只有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力度，给予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才能最终破除在自然经济结构和小生产方式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农民非主体性自我意识。
(2)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为农民现代化创造民主政治条件。协商民主是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形式，在“平等参与”、“说服而非强制”的方式上，以及“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上，与我国的乡村治理机制是相吻合的，有利于农民从原有的“顺民”主体身份向现代人转换。〔29〕
(3)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远程教育等各种类型与层次，涵盖科技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理想人格和公民意识等诸多领域，因而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其现代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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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