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江帆]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对民间故事家谭振山追踪研究的学术思考

作者：江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4-22 | 点击数：61

谭振山讲故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掌握故事数量多一一据粗略统计，可列出篇目的故事多达1070则。 　　讲述质量与技巧高一一在他的家乡一带有口皆碑，颇受民众喜爱；中外学术界对他的故事进行调查采录后，对此均有认同。 　　讲故事的历史长一一从1 4岁开始讲故事，至今已近70年。 　　故事活动影响大一一不仅在其家乡方圆百里驰名，从1989年起，他多次应邀到中小学以及大学里为学生们讲故事。中央电视台及地方省、市多家媒体对他的故事活动都作过专题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日本、美国以及我国台湾的学者慕名前往他家采录故事；国内学术界的目光更是被其所吸引，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追踪研究。 　　故事成就突出一一1989年，谭振山被辽宁省政府命名为“优秀民间故事家”。1992年，他应日本方面邀请，赴日出席“世界民话博览会”，成为我国迄今为止唯一走出国门到海外讲故事的故事家。1998年，“民间故事家谭振山及其讲述作品之调查与研究”专题计划在台湾国科会通过立项。2006年，在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谭振山的口头文学”作为惟一的个人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竟因为讲故事而成为“国宝”，看来，谭振山的故事确实讲出了名堂。 　　讲故事是谭振山的最爱。生活中的谭振山是一个质朴的农民，他的人生履历十分简单：1925年农历11月10日出生于太平庄一农家，少时勉强读了几年书，16岁辍学务农；20岁入营当了几个月的伪满洲国兵。光复后，又回乡务农；土改时任过村文书，合作化时当过队会计，后曾到公社农田办公室当过一段总务；20世纪70年代回家务农至今。谭振山在生养他的辽河平原上耕作了大半辈子，如今，岁月抽尽了他的满头青丝，但却磨蚀不掉他那关东汉子的风采：80多岁的人了，腰未塌，背不弓，依然人高马大，赤红的脸膛上，岁月的雕刀刻下的道道皱纹，都在向人坦露着敦厚和质朴。冷眼看去，他不像那种善讲会说的故事家，倒像一个很本分的庄稼人。谭振山一生不吸烟，少饮酒，更不赌博。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听故事，讲故事。从记事起，他就缠磨着家族中的长辈和村里能讲故事的人，直到把他们肚子里的故事全部缠磨出来。他从14岁起开始讲故事，到30岁出头，便成为附近十里八村中最能讲故事的人。在那些常昕他讲故事的乡邻眼中，他是一个好庄稼把式，更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讲的大能人。当然，这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天地里人们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展开的全境内的民间文学普查，使谭振山一鸣惊人，一下子成为地方上的文化名人。1987年，笔者因工作需要前往新民县(即今新民市)，对该地区上报的数十位故事家进行学术鉴定。其时，新民县的数十位故事家荟萃一堂，摆开了讲故事的“擂台”。正是在这带有“打擂比武”的故事讲赛会上，笔者首次认识了谭振山，并被这位帮事家所吸引，由此开始了对其长达二十余年的追踪研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笔者无数次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不仅住在老人的家中访查采录，也曾数度将老人请到笔者家中小住，与故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对故事家本人以及他讲述的故事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从宏观上看，对一个民间故事家进行持续性追踪研究，对我国乃至国际民间文学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民间故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对民间故事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一一故事家的研究。民间故事家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因而，在其故事活动中，无不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这一点很像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 “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而，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从这一意义上看，可以说，每一位民间故事家所展示给我们的“文化之网”都是独特的，对一个故事家进行长时段的追踪研究，便可以使我们真实地把握到这张“文化之网”的一个个网扣是如何编结出来的。

　　一、谭振山的故事类型及其传承线路
　　谭振山的故事数量虽多，内容却并非包罗万象，故事类型也不繁杂。纵观他的全部故事，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与当地风物、人物有关的神奇故事；鬼狐和其他精怪故事；历史人物及文人故事；生活故事；笑话等。谭振山故事的类型特点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谭振山祖籍河北省乐亭县谭家庄。1799年，其祖上移民关外，定居在东北的辽河平原。谭振山没有走南闯北的生活经历。他一生中虽有几次小的迁徒，但终未离开现居的太平庄几里方圆。他的故事传承线路比较集中，多是家族传承，有清晰的传承谱系。谭振山故事的前辈传承人主要有6位，即祖母孙氏、继祖父赵国宝、伯父谭福臣、长兄谭成山、教书先生国生开、以及人称“瞎话匠”的乡邻沈斗山。在他掌握的近千则故事中，有三分之二是听这6人讲述的。由于主要的几位前代故事传承人均世居此地，这种封闭型的文化传承使得他的故事具有非常浓郁的区域文化特色。换言之，谭振山掌握的故事类型，是几位前代传承人的故事类型的综合。这五位传承人讲述的故事，构成了谭振山故事类型的主干。此外，谭振山还从其舅父崔文、长兄谭成山、小学教师李玉树、乡邻张学富、刘万信等人那里零散听到数百则故事。
　　纵观谭振山故事传承网络的经纬，不难看出，谭振山掌握的故事数量之所以如此丰厚，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前代故事家群之中，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前面提到的6位传承人，人人称得上故事家。他们或是谭振山的亲人，或是他的近邻，在向谭振山讲述故事时，也许并无明显的功利目的。但是，例子们却实实在在地以各自的言行及民间故事向谭振山宣讲了人生课程，积极影响和塑造了谭振山。也可以说，谭振山是直接吮吸民间故事的乳汁茁壮成长起来的。更为重要的是，谭振山具有爱听、爱讲故事的天赋和素质，在接收故事上表现敏感，在储存故事上记忆惊人，同时，具有表述故事的才能和智慧。正是这些内外因素，使他超越了同一时空环境中的一般听众，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民间故事家。
　　二、谭振山在故事传承中的文化自觉意识
　　作为民间故事的传承人，谭振山的讲述活动不是盲目的，而是带有很大的自觉性。在几十年讲述故事的生涯中，他总是有选择地讲述，从不随意乱讲，始终恪守着中国传统文化所倡行的首先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这种道德和行为准则，又无不体现着我国农耕文化传统的特征。谭振山讲故事有一些规矩，概括起来即有“三不讲”：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若情节中有“荤”，点到为止。他会讲许多“荤”故事，然而听过的人很少。小孩在场不讲鬼故事，若情节中有鬼出现时，便故意丢点拉点，或者在后面缝合几句，讲明故事中的鬼是人装的，唯恐吓坏孩子。人多的场合，不讲思想意识不好的故事，这时候，他往往亮出“看家段儿”，专讲那些对听众有道德训诫作用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他因人因地，时有变异，其结果必定符合他崇尚的道德准则。谭振山为人最重德行，这导致了他对表现道德题材的民间叙事的偏爱。谭振山说：“小时候看人点戏(鼓书或二人转)，点戏人一张嘴，你就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品，他得意什么，必是那路人。”谭振山喜欢讲述的故事，其主人公几乎全是正直、善良、道德高尚的人。生活中的谭振山同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为人处事和性格情感上有极大的相似点。这种故事家本人和他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在人格和性格上的互渗与叠印，绝非偶然的巧合。应该说，这是谭振山在几十年传承故事的过程中，自觉地吸取了故事中倡行的道德观念，不断实行家教规范和自我修身的结果。他所喜爱的故事中提倡的基本精神，已经熔铸为一种定型的精神品格和行为模式，贯穿在他的整个生活过程中。这种互渗和叠印，显示出作为民间故事的传承人，与其讲述的故事文本所含蕴的文化精神，是可以互相占有的。
　　三、谭振山对故事文本意义的能动性建构
　　我们知道，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是以生命的体验作为文化创造的内在驱动力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民众正是由于各自的生命体验内容和表达形式不同，才构建出了不同质的文化，形成了种种文化间的差异和趋同现象。以民间讲述者来看，由于他们各自的生命体验内容和表达形式不同，因而他们每个人既是传统的承载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创造者。
　　谭振山在讲故事时，总是根据讲述情境而自觉不自觉地对故事文本进行某种重构或处理。诸如：根据个人的好恶强调或淡化故事的某一主题；对某些细节进行取舍与调整；将陌生的故事空间处理为他本人和听众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将故事中的人物转换成听众熟悉的当地人等等。当然，他对故事文本的这种重构是一般听众及来去匆匆的调查者无法察觉的，只有对其讲述活动进行长期跟踪，尤其是将他对同一个故事文本因讲述情境不同而做的不同的处理进行比较后才能发现。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故事家，谭振山在讲故事时，喜欢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人生经验对故事进行某种能动性建构或处理。他的讲述活动鲜明地体现出文化持有者的某种选择：20年前，他喜欢讲述《当良心》、《洞房认义女》等故事，他的这类故事表现的大多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近些年来，他则喜欢讲述《面条为什么这么稀》、《老秋莲》等精彩的故事。这类故事所反映的都是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表现的是养老问题。可见，在讲述者讲述的故事中，不同时期关注的人生问题也不同。而这种下意识的关注。实际上才是讲述者内心深处最关心的问题。
　　四、对谭振山追踪研究引发的田野启示与学术思考
　　作为一名民间故事家，几十年来，谭振山在民间文化的艺术园圃里辛勤耕耘，获得了丰厚的收成。他讲述的故事深得民众的喜爱，其中一些精彩故事，堪称中国民间文学的珍品。以谭振山故事活动的成就及其影响来看，在我国故事家群体中也是罕见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中，我国曾发现了一大批如谭振山一样擅讲传统故事的民间故事家。如今20年过去了，当年颇有影响的这批老故事家大都相继离世了，他们所乐道的那些承传千载、脍炙人口的故事也人去歌歇，像风一样地散去了。谭振山作为此中的佼佼者，如今虽已八十多岁了，但身体尚健，还在讲故事，可以说，他是目前国内外都所存无几的民间故事大家。若不尽快对其拥有的千余则故事运用现代声像设备进行全面采录、抢救，对故事家本人及其生命史对民间叙事文本与讲述活动的影响展开调查与研究，将无法证实，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曾有过多少如谭振山一样的足以令世人骄傲的民间口头叙事者，岂不是千古憾事?
　　对故事家谭振山20余年的追踪研究，引发的田野启示与学术思考颇多，因篇幅所限，仅谈几点：
　　1、民间讲述者在讲述中传达的并非只是文本的内容，讲述过程还附加着许多与文本相关的特殊意义。只有走进民间讲述者的生活世界并对其讲述的文本进行田野还原，田野调查的科学性才能得到保证。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文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缺乏环境的非生活的东西……我们还必须记住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娱乐传奇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作用，所有这些因素是相当明显的。它们同文本一样都必须加以研究。故事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纸上。当一位专家草率地记下故事，而不能显示它成长的氛围时，他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真实。”在对口头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时，应警惕口头演述被故事本身取代。口头的传承、口头的传说、口头的演述是其核心问题，如果失去了这些，就失去了灵魂，成了空壳。
　　2、就像秧苗离不开土地一样，民间文化传承者只能由民间文化的沃土自然生成，不可能由现代化工厂批量性生产，更不能在温室中的无土栽培中孕育生成。说到底，作为“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的谭振山是不可以被复制的。以文字、音频、动漫等形式记录下来的文本已经与生活世界中的“谭振山民间故事”现实拉开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化传承者也是不能复制的。因为，每个人讲同一个故事会有不同，同一个人讲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个故事隔几年讲也会跟以前不一样。这种个体性、具体性差异是无法复制和保存的。传承人的培养是教育和培训无法实现的，只能让那些热爱民间文化并具有某些天赋的人在轻松愉快的生活环境中自然形成。
　　3、民间故事是以人为载体的，故事家没了，故事也就没了。如果传承人消失，就意味着某种文化的消亡。由于孕育传统故事的文化土壤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之风所“剥蚀”，从某种意义上看，谭振山已成为目前国内外都所存无几的传统故事大家，是我国五千年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谭振山成为“国宝”是非正常状态下的结果。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的断层造成的，“国宝”意味着濒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能只想到对单个传承人如何保护，要拓展空间拓展思路。要培养民间艺术家的生长土壤，要让更多人变成国宝，从而使国宝不再是国宝。要通过我们的辛勤努力，让社会广大民众都知道我们中国还有如此优秀的民间故事，并自发地对其萌发保护意识，促使各方面力量都行动起来，关心和保护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　



文章来源：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0年2月4日
【本文责编：史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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