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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著 文军译】何为“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为何
何为“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为何
| 吉登斯著 文军译 社会学视野网 2011-03-01 |
一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学中建立已经有许多年了，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这门学科的其它学术努力并没有继续承传下去。夸张一点说，它虽然能够激发我们的热情，但却常常因产生许多难以归结于其它学术领域的烦恼而可能使其难以维持初衷。许多其它能够保持镇定的学术事业，社会学却显得有点过于激怒。学科沙文主义(disciplinary chauvinism)是大学里熟悉的现象。对此，一个最合理的质疑就是，它不是建立在各研究领域都熟知的基础上，却表现出了极度的轻视。但是比起一些普通的不满情绪而言，社会学的反映似乎更具复杂性，因为它忽略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忧虑的滋生地。
在大学中，社会学当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种焦虑的根源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可能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与此一致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主题能够作为明确的研究领域而被准确地加以界定。这种观点当然不对，社会学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其特别强调对现代工业主义诞生以来的那些社会形式的研究。尽管对应该怎样更好地研究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但如果认为这种社会没有系统研究的价值似乎有点荒谬。
总之，与一些知识分子担心如何更好地界定自己研究领域相比，社会学中各种对立的反映似乎牵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这是否会因此而增添一份恐惧感呢?或许，无论多么茫然，它都暗示着在支配我们自己对学术观察的社会行为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威胁。也就是说，如果非常有兴趣，社会学的工作一定会在某些时候影响到某些人。然而，任何一个稍微了解社会学的人都会明白，这离在所有时候影响所有人还相差很远。有些人天真地将社会学与政治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都人为地设置了大量障碍来颠覆每个理智市民的爱心。然而，至少像许多曾经保守的社会学家一样激进，许多持中间路线的社会学家与其它任何学科中的人的比例是一样的。这将需要进一步的社会研究来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但没有人能够像传统的主流思想所认为的那样，企图建立一个大家熟悉的主题来指出政治范围的特殊之处。
这当然主要不是要设法反对"身份说(status quo)"，因为它能够解释社会学所激发的保守观点，难道是社会学倾向于无知?难道是我们自以为自己以及完全了解自己以及社会上像我们一样的其他人行动的根源已经不需要任何更深的了解?让我将其置于争议中来讨论。也许可以这样说，社会学家是一些表明自己很平淡但善于发现的人，你也许会认为任何一个接受"社会学家"称呼的人都不可能完全对此高兴。因为这似乎将直接导致他的失业。事实上，我以为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即它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社会学家究竟是做什么的?更具体一点来说，就是我们社会学家能够为这个社会行为的性质与起源提供何种启发?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共同面对的，只是它在社会学中体现得最为强烈。
事实可能很简单，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行动中我们通常知道自己将做什么和为什么去做，也就是说，人是概念生成的能动者，而正是有这个本质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才构成了人类的自身。此外，人类行动者有行动的理性，这些理性就是要不停地激发其日程行动的出现。理性与行动认同都不需要表达出来以支配行动的内容。然而，总的来说，我认为这在维持能动者一直知道自己行动的内容与原因上是有效的。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中，这是人类行动的本质。像哲学家有时所说，行动者能以其它方式而行动，然而，一些特殊环境下的沉重负担可能压迫着我们，我们感到自己有了某种自由时，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所知行动的环境及其可能的结果而决定自己的行动。这种感觉不是虚假的，因为对行动者在某种意义上"以其它方式而行动(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或制止无论遵守什么行动方向的能动概念的分析都是令人可疑的。
这些评价似乎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学的困难，因为这种持久的批评可能会激化前面提及的争议。社会学家不仅倾向于作出明确的表述，而且也有意掩饰了术语学(terminology)上所必须要求的表述，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否认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能动者所拥有的行动自由。他们可能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是受社会力量或独立于我们意志之外的社会约束的推动。我们相信自己能够自由地行动，能够认识到行动的理由，但事实上常常受无意识冲动的支配。这种观点听起来并不正确，因为它超过了作为人类行动者的我们自身的正确感觉。社会学因此似乎成了一门更加多余的学科，它不仅告诉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且它还像皇帝的新装一样，掩盖了事物的真正本质却穿行在游行队伍之中。
然而，我坚信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也并不是要建议社会学家都应该悄悄地打点好行装去开辟新的领地。我可以接受甚至强调社会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与我们所想所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除了描述它的主题或学术从业者、多余或没有侵蚀的思想外，它使得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科学中最富有挑战和最具复杂要求的学科。我不想说，现在已经不存在既遭人反对又使人索然寡味的社会学形式了。我现在说的"社会学家所做的事情"具有某种表达愿望的意味。我并不是毫无顾忌地赞成社会学家所做的一切，我仅仅是希望在我的研究领域中给出一些社会学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就的例子，以显示社会学的知识领域仍然是既引人瞩目，又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二 在分析社会学家的职责之前，让我们从显而易见的或每个人都知道的观察开始吧(或许每个人都知道的根本就不那么显而易见，甚至可能还是错误的)。尽管当你观察地球时，它像薄煎饼一样非常扁平，但今天我们并不属于这个扁平的地球社会。具体到我们对社会制度的知识预设，我们则更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比如"破损家庭"或单亲家庭的数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激增--这是人们普遍了解或相信的。但如果我们回过去看维多利亚时代，其稳定、完整的家庭和当代混乱的家庭之间存在着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实际上，单亲家庭的比例在维多利亚时代比今天要高得多--这不是离婚的一个结果，而主要是在相对年轻群体中的死亡率更高的结果。再者，人们都知道，英国特别容易发生罢工，导致工业混乱主要是因经济方面的缺陷造成的。然而，许多统计显示，英国罢工的发生率与其他许多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并不是特别高。再举一例，瑞典自杀率相当高--这一点众所周知，在北欧人忧虑的个性中，或许由于长时间地忍受社会党政府，产生了一种忧郁消沉或悲观绝望的个性。事实上，瑞典人不会炫耀自己日益高涨的自杀率，而且永远也不会这样做。
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不应低估社会研究对纠正错误或偏见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有些研究可能常常采取偏见的形式，从而导致狭隘和歧视，甚至可能抑制一些合乎需要的社会变迁。而揭示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所持有的观点究竟多么有效，当然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即使这些观点对于别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研究的结果可能常常是缺乏创意的，因此，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可能确实需要再加以证明。而且，大家都知道许多社会制度的诞生就是社会学分析和社会研究的结果。有人认为大量社会研究--常常由政府机构或调查机构实施的，而不仅是由大学里的社会学家来实施--已经深入到现代社会的日常运行里了，我们认为这是想当然的，但不参与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中去，就根本不会了解其中的部分情况。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离婚率普遍比20-30年前要高，但容易忘记的是我们有相当多的社会调查参与统计这类现象。
假如这就是社会学应做的一切，那么就没太多值得骄傲的。社会学所要做的不仅是要纠正我们对社会现象所持的错误观点--虽然社会学的一些倡议者实际上把这作为它的唯一贡献。正如我开始所说的，作为一个行动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以及为什么去做。在行动中，我们不可能还去担心行动是什么，或者那些行动是否存在。比如，我不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首先开出支票，也不会不知道一系列诸如"信贷"、"开户"、"银行"等复杂的概念和规则。在某种意义上，行动者总是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原因，且必须在更为广阔的制度背景下对某一特定行动的诸多因素加以考虑。因为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些因素，而且我们还必须了解这些因素对促使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此，我们并不需要社会研究来了解这些因素。
这种知识--包括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习俗的知识--因此不能取决于社会学的解释，或许的确如此。实际上，我想要指出的是，关于社会行动，人们通常会考虑到的不外乎四种问题，这四种问题不会与个体总是知道的行动内容与原因相抵触。这四种问题彼此间有着逻辑关联性，并为理解社会学家的职责--也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什么的学科提供了答案。
再来看看开支票的例子。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开支票意味着什么，但对于一个来自没有银行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金融体制的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他就可能不知道开支票。换而言之，对于一个人或群体熟悉的规则，对另一个人或群体则不一定熟悉。这不仅在不同社会类型之间是正确的，而且在不同社会内部也是正确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社会的不同领域，而生活在别的环境下的那些人的行为模式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不很清楚了。要说明生活在某一特定文化背景(cultural setting)中的人对另一个特定文化的了解(反过来也一样)正是社会学家的职责所在。这可以称之为社会研究的人类学时期(且其意义值得关注)。比如，我们注意到，对社会生活中文化多样性的区分往往也是揭示人类行为共同理性的一种方法。为了说明特定文化背景或特定社区中的习俗，就需要我们领会行动者的意图和原因，如果不作这些说明，它就可能完全被我们所遗忘。
这里有许多与哲学相关的复杂问题，我不想低估它们。要找到这类例子相当容易。在充满冲突和敌意但又不断互相依存与分裂的世界，跨文化背景下的相互理解变得犹为重要。这种跨文化交流的正弦图(the sine qua non)是有效进行社会研究的人种志工作(ethnographic tasks)的结果。比如，文化差异把普林克顿(Brixton)的西印第安人(West Indian)社区与富裕的白人地区(和怀特霍尔)区分了开来，这就好像跟由于文化差异而把伊斯兰教革命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一样是正确的。当然，文化差异的缩小并不会必然导致以前存在的冲突的减少。对敌人了解得越多，其敌意产生的合理性或必然性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尽管如此，这一点也不应该导致我们怀疑文化人种论(ethnography of culture)在促进相互理解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学术领域与之自然相对应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走上紧密结合的道路。
让我们再回到开支票的例子中去(并不是完全为了金钱)。我们都知道开支票是指什么，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知道所有关于开支票应知道的规则。假如我在公共汽车票背面，而不是在银行提供的单据上签写，那么支票还会有效吗?决定我们行为习俗的大部分知识不仅具有连贯性特点，而且还是实用的。为了开立银行户头和兑现支票，我们不必详细了解银行制度。假如我们被要求这样做的话，也没必要知道"支票"或"户头"究竟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钱在日常生活的货币交易中没有麻烦。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声称的，要明确地给金钱下个定义是很困难的事情。就像圣·奥古斯丁(St. Augnstine)在他著名的关于时间的观察报告中所说的，我们都知道时间是什么--直到有人来问我们。
由此可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但我只想说其中的一个。这就是我们的话题--我们所能够说明的--关于我们的行动及行动原因，仅仅只涉及了我们在日常活动中所做的某些方面，这些活动有非常复杂但又不是不着边际的一面，它特别对社会学和其它社会科学有益。在这里，我们说社会学在研究我们已知道的事情并非是自相矛盾--虽然我们能够常常意识到这一点，但并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它们。换个说法，诸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其著名的观察报告中所写的一样，我们关于社会习俗的大量知识包含了能够"继续"社会活动的各种背景。我们设法要完成的研究只是兴趣大小的问题--而且这种研究有着丰富的结果，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尽力说明。
我们可以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肢体语言的著名报告作一个例证来予以说明。 要成为一个行动者，他不仅必须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而且还必须用看得见的方式把这个行动演示给别人。我们彼此都希望在自己的行动中保持一种"控制警戒(controlled alertness)"，并通过受过训练的肢体外表、姿态和面部表情的控制来做到这一点。戈夫曼指出了"呈现"给别人的，并由此而经常捍卫作为行动者身份象征的体态仪表是多么复杂难辨。通过分析没有这些体态仪表时的情况，能够很好地洞察紧密控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表现。据此，我们可以调查孩子们的行为，因为学习长辈受控的肢体语言需要花费孩子们好几年的时间。例如，我们可以研究肢体动作中的一些障碍--舌头打滑、姿态或面部表情的失控。关于这一点，虽然在这里我不能详细追述，但在戈夫曼和弗洛伊德(Freud)之间有着十分有趣的联系。
在阅读戈夫曼的书之后，社会世界似乎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最恼人的姿势也充满了潜在的联想，这些联想并不都是令人愉快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戈夫曼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是什么使他的著作容易产生一种洞察世事的感觉呢?我认为，是因为这些著作论及了什么是亲密和熟悉的且又不是不着边际的内容。它揭示了什么是我们在社会世界已经和必须认识的但又不是胡乱认识的东西，所以它促进了我们准确地了解自我。从这一点上来看，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要详细研究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矛盾，但这种研究的结果还远不能自言而喻。这正如对语言的研究一样都是重要的，语言学家穷其一生来研究我们已经知道的，而且，他们必须了解言说者的能力，但这决不是要放弃语言学的重要性，或者与其它研究领域相比减少其需求。
我们要区分大多数行动的意图和原因，必须要有两个限定条件--即我们都居住在文化各异的有限环境中，以及我们通常能鉴别少数复杂行动的传统规则。而现在，我们还必须加上第三个限定条件：也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的行动经常会产生一种未预期的结果，尤其当我们对行动表示异议时，这种未预期结果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们知道，现代金融系统依赖于交易中的公众信誉。为了保持交易，金融系统必须要有规则。在某个时间里，银行其实只有银行存款的一小部分钱。因此，虽然，每个存款人能及时取出他所有的存款，但所有存款人不能同时取出所有的存款。假如银行出现挤兑，接之而来的是它必须付清全部欠款的信誉将会急剧下降，甚至可能因此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顾客很少有人(或者没有人)故意发动这样的挤兑，即使产生了这样的行动，其结果也不一定是他们所预期到的。大量有意图的行动(intentional actions)产生了未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银行挤兑的例子便是一个特例，但也不是那么很特别。例如，有一个社会学家就经常把这些未预期结果统称为"放纵的结果(perverse consequences)"。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例证。弗罗里达洲政府为了援救濒临灭绝的短鼻鳄，把射击和捕杀短鼻鳄列为非法。但是那些沼泽地区过去能让农民勉强赚些钱，现在，政府认为把沼泽用来养殖短鼻鳄以供人猎杀变得浪费了。结果，农民为在地里种出庄稼就把水排干，短鼻鳄的栖息地由此消失了，农民也从应该得到保存的区域里被赶了出去。
我们可以再把对城市修复项目的研究作为一个例子来进行考察。在美国，针对城市修复项目专门制定了立法，以迫使一些破旧的建筑主人修复房屋达到标准，特别是达到房屋出租的标准。结果，一些房主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房子，而另一些房主对房屋进行了改造以不断提高租金，或干脆把房屋改变为不收租金的旅馆。最终结果使得本区域内的低收入群体以及住房日趋恶化的夫妇租房的数量大为减少。
当然，不是所有未预期结果都是放纵的。斯格林(Schelling)就提供了下面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为了给遗失银行储蓄的人提供补偿，引进了联邦储蓄保险。 通过激发彼此间的信任，这种保险确实有助于消除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样，那些有意纯粹自私的人可能无意间对集体利益做出贡献，那些发自内心做事的人也可能对每个人的利益做出贡献。他们成了高斯(Goethe)所说的魔鬼(Mephistopheles)，即"总是有意作恶和行善力量的一部分"。"放纵"是一种特别有意义和趣味的未预期结果，之所以这样说，一部分是因为在一些例子中，它仍带有强烈的讽刺和悲剧色彩，而在另一些例子中又带有喜剧色彩;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们表现出来的自作自受的结果是社会政策制定的一个普遍特点。然而，在我看来，不仅社会学家能够和应该做这些事情，而且要研究社会干预所带来的一系列放纵的结果。对整个社会学界来说，强调分析有意图行为的未预期结果是多么重要。因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我们，必然又是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但同时，社会生活却又不完全是由我们自己的创造的。
尽管上述我所列举的未预期行动结果的例子是孤立的，但在社会分析中许多行动的未预期结果都属于这种类型。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俄罗斯1917年革命的整个后果，即使是列宁(Lenin)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都急于沿着某种轨道推进历史的发展。剧烈的社会振荡犹如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永远是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行动的未预期结果不限于一系列孤立的事件。当我按正确的句法说英语时，我不是故意要再现英语的句子结构，只不过是正确说英语的一个结果罢了，即使我说英语的能力相当一般。总结这一观察现象，我们可能会说，无论这种再现是否受到有意图和人为因素的制约，未预期结果都深深地嵌入在社会制度的再现之中。对什么是有意的，什么不是有意的研究是社会学最为重要的第四种类型的任务。
如果允许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社会学研究的每一个方面联结在一起，就需要许多解释。就拿贫穷循环的例子来说，在城市内破败不堪的地区，我们可能会找到几代连续贫困的群体，这些地区学校极度糟糕，教师花在维持课堂秩序的时间比花在正常教学的时间要多得多，叫学生按教学大纲学习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当这些学校毕业的孩子们离开受教育的地方后，在找工作时他们的机会必然是非常有限。因此，他们跟他们的父辈们一样也生活在破败不堪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学校设备极糟……如此循环下去。这样的贫穷循环不是由任何那些身受其影响的人，也不是由任何别的人有意造成的。它是由有意图行为和未预期结果混合发展而形成的。但我们应注意到，这些行为和结果有一种回返影响(a feedback effect)，以致于它们会成为下一步行动的条件。社会生活从整体上讲是真实的，并构成了前面提到的文化多样性与情境性的联系点。假定所有的行动都处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中，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制度秩序的影响，这些制度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单独制定的--或许也不是我们集体制定的--而是有意建立的。
尽管在一些描述中，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图的，但这并没有让他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日常生活的惯例中，我将促进社会制度的重构。正如我前面所强调的，社会制度不仅是行动的背景条件，而且还理所当然地进入到我们的一切行动中。同样，我们行动的构成和重构也是他人行动的制度性条件，就像他人的行动构成了我们行动的制度性条件一样。把我列举的几种不同的社会学任务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到其关键性的概念就是我常常称之为的社会生活的循环本质。当我从事日常生活的活动时，我利用了已经形成的惯例--即以一种既缄默同时又非常复杂的方式--去做。但正是这种利用惯例的过程重构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别人的行动和我自己的行动表现相互约束与影响一样。因此，我的行动就这样嵌入在制度扩展的结构性特征之中，并成为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构成要素。
在社会学里，引用最多的方法论表述可能是涂尔干(Durkheim)的一句话："我用来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我用来偿还债务的金融制度，我在商务关系中用到的信用制度，我在工作中遵循的习惯做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由于我对它们的使用而发挥作用。行动、思考、感觉的方式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显著特点。" 这一表述的要旨没有不对，但结论有错。因为涂尔干实际上否认了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能动性。即使他不告诉我们，也完全可能知道他的这一观点，更何况我们自己并不总是有意图的理性行动者。
在吸引社会学的目光上，涂尔干似乎认为只有大规模和长期的社会研究才是重要的。然而--作为把社会学工作的几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更深层次的要素--通过一种基本方法对十分琐碎或短暂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制度的持久性特点。下面这段对话中的片断就能够证明这一点。一个妻子与丈夫悠闲地看着电视时，丈夫说他很累了，然后，对话就由此开始了：
妻子："你怎么累了?是身体累，还是精神累，或仅仅只是烦躁?"
丈夫："我不知道，我想主要是身体累了吧。"
妻子："你是说你的肌肉痛，还是骨头疼?"
丈夫："你怎么回事?你知道我说的意思。"
妻子："我想你应更具体点。"
丈夫："你知道我的意思!去死吧!"
接下来会怎样?这实际上是一项社会研究。在这项旨在了解日常语言特性的研究中，妻子实际上是一个参与者。它要求参加研究的人简单地与一个熟人谈话，并要求尽力让熟人讲清他平常说话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即使花费再多的研究经费来探讨这些琐细的事情似乎都很难有个什么结果，而且的确也有许多社会学工作者在进行这些研究。我认为这一论断是相当错误的。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是很有趣的。诱发出来的回答暗示了偏离日常对话中的某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原则，从而会使谈话让人感到烦恼不断。因为交流中断以及具有研究者所戏称的"公正的敌意(righteous hostility)"姿态的受害人所引发的猜想会很快出现。闲谈之中有某种强有力的道德稳定性。这种东西被看作是对别人真诚且无需表白的信任，因此，无需在相互交谈中直接说出想要表达的意思，否则，想得到准确意思的愿望就可能会让彼此间的信赖破裂。
日常语言中的含糊不清表现了它适应社会实践的事实，也表现了实践秩序是根据意义而确立的日常知识。这实际上就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抛弃他早先所赞成的语言就是语言所表现的观点后，通过一种非同寻常的方法而获得的发现。日常语言不能转换成科学语言的模拟物。在日常谈话中之所以不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不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不得不取决于信任。这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次要的。但想想假如没有人们共同认可的无需言语表达的交往惯例，日常社会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把由个体经历的每一个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社会领域设想为受到由研究背景不同所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威胁。我怎样才能确定交往中另一些人不对我隐匿恶意的企图?甚至最无恶意的姿态似乎也具有潜在的威胁。现在，社会生活的状况就像那些我们称之为精神病的人所看到的一样。因此，要使犹如患精神病的某些无能力(或不愿意)的一些人信任我们大多数人是很难做到的，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去做。这也直接与戈夫曼(Goffman)的肢体语言及其对自身连续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精神病患者常常呆呆地坐着，蹒跚而行，丝毫没有我们经常期望的那种控制和速度，而且还可能衣杉褴褛。他们不会理会谈话对方的惊奇，并蔑视那种在公众场合不能自言自语的习惯，因此就不可能经常观察到相互交往和会话中他人的习惯。
这一观点并不表明这些特点必然与精神错乱的病源有关，而是击中要害，使我们认识到了微观背景的特点对于理解宏观制度是多么地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复杂习俗不仅仅只是大规模社会制度的表象，而且还是这些制度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以布罗代尔(Fexnand Braudel)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历史学家既注重"长距时间(long duration)"研究，同时又积极面对日常生活中那些似乎毫无意义的琐事的原因。因为吸引他们兴趣的长期的制度历史内涵于日常社会活动的实践惯例中。社会学家所做且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要研究制度稳定性和变迁的长期模式。当然，与历史学家工作的重点不同，社会学家较少关注恢复"过去"的状态，而更多地是关注过去对现在的影响，但其界线是难以描绘的。
比如，最近关于监狱(carceral)制度发展的研究日益增长。这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发展都有益。在现代社会，某些人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大多数人保持联系。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常的日常生活活动的人观念不同，结构性的隐蔽性具有多种形式。他包括病人和快要死的人。死亡观察对于今天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一种普通体验。救护车遮住窗户，使外面的人看不到病人可怕的伤痕或死亡。
像忏悔室一样紧闭着，它们蜿蜓前行
中午喧闹的城市，往回看
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
监狱和收容所也具有很多社会学意义，如那种让罪犯和精神病人与日常世界隔离开的"总体性制度"。实际上，它们都是18世纪以后创造的。在这一时期以前，如同福柯(Foucault)和他之后许多严格认真但又缺乏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所表明的那样，监禁是相当稀少的。这样直接影响了犯罪，没有隐蔽，惩罚--包括死刑--也成了一种公开的展示。监狱的匿名性和无个性特征则不同，它使得其主要的制裁不再是通过公众羞辱或痛打而成的身体标记来实施，因此，"自由地控制时间(freely controlled time)"丧失了。在监狱存在的地方，甚至死刑成了"时间的最大丧失"，因为它没有公开展示判处死刑的过程，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秘密的执行方式，在那里，尽可能减小了罪犯的痛苦。
三 至此，我一直所分析的社会学家的所为似乎意味着社会学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学实践者们在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似乎完全达成了一致。其实，这两个假设都是不成立的。下面，我将进一步揭示当今社会学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并要指出这些变化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就像整个社会科学一样，社会学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mutation)--库恩(Kuhn)在其科学哲学著作中使用了该术语后，人们并没有滥用它，且其对我们论述社会学思想发生变革仍具有合理性。这些变化既涉及到理论本质，也涉及到方法论。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时，人们就为20世纪的社会学发展制定了一些实质性议程和方法论的内容。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确切地说，对于到底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现代的"至今还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但这种情况十分常见。随着工业主义的到来，数以百万的人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尤其是大众民主化的发展和其它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变迁，使得新旧世界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场始发于欧洲和北美内部的一系列变革正日益推向全球，且至今仍在全球各地风驰电掣般地疾驶着。社会学就是产生于对这种变革道路的探索，且直到20世纪还深深地留有其初创时的痕迹。
一方面，就现代性与传统相比较而言，社会学的主要思想流派过于强调那些内在于工业社会本身的趋势和机制。其结果，无论是被历史所淹没的还是在世界其它地方继续存在的，传统社会在本质上常被视为毫无积极意义的。人们认为对于工业秩序的有效发展来说，传统只是一种陪衬而已。因此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产生了分裂。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这种分裂导致了学科派别的产生。而现在，人类学已不再把自己只局限在对"他者(otherness)"的研究之中了，社会学也不再只知道将现代社会与其它社会形态连在一起来加以考察了。
"现代性"这个词在20世纪确实揭示了其本质上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当我们意识到因现代性而建立的各种制度并非凤毛麟角时，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今的生活正受到现代性的影响力所支配，而且这种影响力是任何人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是无法逃避的。然而，社会学与其它社会科学才刚刚开始联合起来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长的世界体系打交道。今天，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加速变迁的社会发展阶段，随着21世纪的临近，我们经历的社会变革将如同早期的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一样蔚为壮观。毫无疑问，如果要试图理解并巩固这种社会变革，主流社会学理论与观念就不能不进行彻底反思。在这些变革中，可能会被单独提出的至少有：伴随着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而迅速发展的技术革命;随着基础工业产品向东转移，西方老的工业经济基地明显地被侵蚀;所有的工业社会将会进一步卷入到被日益整合的全球劳动分工中去;随着选举与政治支持模式的重整，西方民主中的政治不满情绪将会更加普遍;由于科学和技术不断应用于武器系统中，核武器威胁的阴云将会进一步加重。
以上列举的变化是可怕的，我当然不是想宣称社会学是唯一可应对它们的学科。尽管在20世纪后期有关知识性和实践性问题可能会令人退缩，但它们无疑会在性质上超越所有的组织或机构。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社会学的基本意义。现在，社会学事业对于整个社会科学和当代知识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了。坦白地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正处在美好图景与全球性灾难之间。我们甚至很难确信哪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这是现代性所遗留给我们的，同时也的确超出了18世纪和19世纪那些乐观的社会学创始者们的设想。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无论如何都会实现人道的和理性的社会秩序。但就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不得不视这些设想是不成熟和盲目的。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学创始者们著作中所隐含的实践意图，必须通过实践去维护社会学在改善人类环境方面的雄心壮志。这一结论同时也使我回到了开始所提出的话题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使人不安的特性就来源于它在社会变迁的实践管理方面的特殊地位。社会学正处在诊断治疗(diagnosis)和病症预测(prognosis)的张力地带;而且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大量讨论的另一个领域，它使我们能最终弄清社会学能够及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如果没有对社会学方法论问题的分析，这些讨论就不可能被理解--公平地说，关于重新评价社会学家是做什么的，社会学家们最近的观点相当激进。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大部分早期的社会学创始人，都试图从自然科学中找到他们自己研究领域的逻辑和方法。这种想法一直在都受到挑战，因为它很难与我已讨论过的那些人类行动的特征相融。其结果，社会学这门学科--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倾向于被划分为两种主张：一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另一种则认为社会学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依照前一种观点，任何缺乏一整套经过精确度量的社会生活规律都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反自然主义者(anti-naturalists)的眼中，那种模仿自然科学的社会学是带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这种方法论上的分裂，通过对比以概念化的形式--在"理解(Verstehen)"与"说明(Erklaren)"之间(这两个概念来源于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提出来已经有许多年了。双方都承认自然科学与说明(explanation)有关，所不同的只是"说明"的领域是否也可以扩展到用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制度。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将"理解"从"说明"中分离出来是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种误导。简要地概括复杂事件--这一自然科学哲学中的命题已变得广为人知了，即理解(understanding )或解释(interpretation)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重要。另一方面，即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一般法则方面有逻辑性差异，仍没有充分理由怀疑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属性(causal attributions)。因此，我们必须在概念表面上抛弃"理解"与"说明"之间的争论。继续使用社会"科学"一词，不仅会有积极意义，而且无任何负面效应。在逻辑清晰的理论形成和严格规范的经验调查方面，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社会科学不是徒劳地跟在自然科学这艘豪华舰艇后面的破船。尽管它们拥有很多相同的航程，但他们毕竟是在不同的海洋上航行。因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差异，但是这与是否存有诸如"说明"之类的概念无关。当然，它们与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双向解释"(double hermeneutic) 相关，这个称呼无疑有点笨拙。与我早先努力强调的一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主题是运用概念，它们通过建构概念来理解行为的本质。如果一个社会学观察者不能较好地掌握社会生活所涉及的一系列概念(推论的或非推论的)，他就不可能准确地描述社会生活，更不用说进行因果性说明了。
坦率地说，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要依附于一定的概念预设，并将此视为它们努力的逻辑条件。社会学家要发明他们自己的概念性语言用语，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我已经在前面阐述过了--他们要努力掌握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而这些都是行动者概念中所没有描述过的。然而，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在社会学、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中--都没有办法使观察者的概念性工具(apparatus)不被外行人士随便挪用。换句话说，虽然社会科学家们为了分析社会而创造了各种概念和理论，而这些概念和理论却在社会世界内外广为传播了。社会科学中最好和最新的想法往往会被社会行动者自身挪用和利用，而这些想法是否会在现实中得到例证则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琼·巴尼斯(John Barnes)适当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相对于"那些没有经过训练且不会对自己的社会制度采用分离看法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机会与其它社会建构安排进行仔细比较的人"来说，社会学能使我们"运用一个更见多识广和更有远见的关于社会情景的观察视角"。因此，他对社会学的评价是："关注制度中的规则与规则缺失的学科"，另外他还说："在社会学家的概念性工具和那些寻求理解自己行为、情感与信仰的人的世界观之间存在一种双向(two-way)或辨证的关系。" 然而，这种双向关系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因为抓住它的本质会引导我们在对待社会学对现代社会的实际影响问题上进行重要的重新评价。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科学--不仅社会学--不能成功地发挥优化决策的作用。也许这甚至成为最终一条让社会科学批判者得逞的理由。毕竟，我们得认识到通过技术的运用，自然科学已经对我们与物质世界的互动产生了冲击。自然科学已明显地使我们增强了所作用的物质环境的控制能力。难道就没有谁能宣称社会科学拥有平等的地位吗?这正是因为物质技术能提供一种使我们能够驾驭自然力量的方式，但还没有哪种社会技术能够使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控制社会生活。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双向解释的含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有一种彻底不同的眼光。那些讨论该问题的人，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在社会科学的技术过程中，已经坚定地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建构概念的行为上。没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过这件事。但社会科学的概念并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学科主题(subject-matter)，也没有考虑这些概念的真正所指。社会科学的"发现(findings)"常常嵌入在其所描绘的世界当中。让我从几门社会学科中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在十五世纪早期，布丁(Bodin)、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其他人就产生了几个关于政治权力和政府的新颖想法，他们不只是简单地描述独立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他们帮助建立了国家形式，这些形式是从那些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诸如"公民"、"主权"和"政府"等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被执行人员所掌握与遵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理论反过来又与它要说明的内容紧密相关，即阐明现代国家中的政府机制。十八世纪后期以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都有与之非常相似的情况。经济学的讨论不仅使我们能够理解(有限地)现代经济的运行，而且它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础。改变"经济的(economic)"或"工业的(industrial)"等词的用法部分地是由学院经济学家们在论文中孕育而成的，它们的使用促进了将一些概念引入经济活动的新领域，这些概念构成了那些领域的内容。这样，经济学自身也被卷入现代经济系统持续和变迁的过程之中了。
就社会学作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完整写照(whole spectrum)来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社会统计学的校勘就是这里可以举出的最好例子之一。因为就事情表面来看，统计调查似乎离抽象最远而离真相最近。关于人口分布、生育模式和死亡率，或者婚姻、家庭的统计学，看起来都只是对客观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也的确如此)。但是，正如我一开始所强调的，社会统计学也以一种基本方式参与现代社会的建构。如果人口统计学的特性不能被有规律地描绘和分析的话，现代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在对阶级分化(class divisions)、科层制(bureaucracy)、城市化(urbanism)、宗教(religion)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中，社会学的概念有规律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并帮助我们重新定义社会生活。
要从这些概念中推导出理论十分不容易，但它们却相当重要。一方面，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社会科学里最辉煌的创新思想也有变得陈腐的危险。毕竟，一旦它们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时候，它们就成为我们日常行为模式的一部分，过于熟悉就会变得近乎麻木。每次，当我拿着护照出国旅行的时候，我就在实践上证明了我对主权概念的领会;这不再具有新意，而完全是现代生活的常规部分。确切地说，正是因为社会科学生产的知识被社会自身所采用，才使得这些知识没有一个很好的积累形式。谈到这儿需申明一下，我不是说我们不必逐渐掌握比过去更多的关于社会制度的知识，或者不必在概念和理论方面持续创新。但是从某种角度看，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被它们绝对的成功所淹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严肃宣称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强有力地影响着"它们(their)"的世界--人类社会活动的领域。社会科学自身曾以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卷入现代性的变革之中，而且这种变革正是社会科学的基本主题。
这样看来，我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社会科学的实践冲击(practical impact)既是深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与组成它又独立于它的社会组织一起，就像是学习机器，不断汲取知识以便调整它们的自我控制。因为总有反常的未预期结果和社会变迁的意外性，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知识掌握过程是永远没有尽头的。然而，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的能力是现代性留给世界的遗产，依靠它我们可以预知未来。面对加速的社会变迁，只有社会自身能够不断调整它的制度，才能自信地迎来预期的未来。社会学是这种反思性的主要方法。因此，一个社会培养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社会学文化的状况将是评判该社会具有弹性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
* 本文内容是1986年1月29日安东尼·吉登斯在剑桥大学所作的就职演讲，该文已收录到其《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一书中。由文军博士主译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Giddens, A.(2000)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1.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and other writings.
2.Sam D. Sieber: Fatal Remedi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p.59.
3.Thomas C. Schelling: Choice and Consequ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8.
4.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Macmillan,1982, p.51.
5.参见： Harold Gaefinkel: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ted action', in O. J. Harvey: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3, p. 222. 在引用中，我稍微作了删减。
6.Philip Larkin: The Whitsun Weddings.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71,p.33.
7.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8.J.A.Barnes: Sociology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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