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费孝通与云南大学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2005年）诞辰100周年。在费孝通先生波澜起伏的一生经历中，云南大学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从1938年11月到云大任教，到1946年8月离开云大，费孝通一共在云南大学工作了近8年时间。对于费孝通来说，这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他“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因此他甚至把云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一、重要的学术发展期1938年8月，费孝通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便启程回国。当时中国正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费孝通途中在轮船上听说连广东都沦陷了，就从越南登陆，经西贡辗转来到了抗战的大后方昆明。
　　当时云大校长是熊庆来，他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靠的是人才。为了在云大开办社会学系，1938年他专门申请了中英庚子赔款设立教席，邀请燕京大学的吴文藻教授来云大任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是费孝通原来在燕大的老师，当他知道费孝通从英国回国后，立即向熊校长推荐了费孝通。1938年11月，费孝通受聘到云大社会学系工作，并获得了中英庚款资助。吴文藻于1940年10月离开云大到重庆工作。在此后的六年，费孝通一直是云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费孝通在英国的导师是国际上著名的功能学派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从马氏那里学到了许多社会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开创了一套先进的、有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其核心就是中西结合，注重实践；解剖麻雀，以小见大。主要的方法，一是田野调查，二是学术研讨。
　　到云大仅两个星期，费孝通就开始到离昆明有100多公里的禄丰县乡下进行社会学调查。1939、1940年他和助手张之毅、史国衡等人又多次到昆明、玉溪、大理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他们探村镇、访农户、入社区、下工矿。在调研基础上，先后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昆厂劳工》等一批调查报告。为了了解云南的贸易情况和社会生活，费孝通甚至还跟随驮货的马帮远行。他穿着赶马人的羊皮褂，跟着马帮起篝火，住小庙。直到晚年，费孝通提起云南的马帮还非常动情，说自己是“思想上的马帮”。
　　1939年初，云大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由费孝通主持。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1940年初研究室搬到离昆明约20公里的呈贡魁阁。费孝通描绘道：“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外面风景很美，内部却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然而，费孝通和他的同事们就在这个简陋的地方开展学术研究。他们经常举行所谓的“席明纳”（Seminar，即学术研讨）。费孝通后来回忆道：“有6个研究人员和我家同住一个地方，这就给我们以充分讨论的机会。我们作实地调查分散数日后，重聚在一起举行我们所说的研究会，这是马林诺斯基的传统；这种讨论有时在热烈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半天。”有时他们也会为某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然而正是在这种自由而深入的学术讨论中，大家对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42年底，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十所大学的十位教授访美，其中也包括云南大学。由于费孝通英文好、专业强，又有英国留学的经历，熊庆来校长就派他代表云大访美。从1943年6月到1944年6月，费孝通在美国访问了一年。在美期间，他把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的调查报告整理后译为英文在美出版，主要成果有二：一是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三份调查报告的《云南三村》（英文名EarthboundChina），二是收入了《昆厂劳工》等调查报告的《中国进入机械时代》（ChinaEnterstheMachineAge）。费孝通将其称为“魁阁的成果”。1947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云南大学被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有费孝通等这样一批国际知名教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费孝通1938-1946年在云大工作期间，个人共出版中文著作2部，中文译著2部，英文著作2部，学术论文34篇。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后来被编入了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在那种艰苦、动荡的岁月里，能取得如此多的学术成果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学术研究，费孝通还和同事们一起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社会学人才。从1940年到1945年，他先后为云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开设了“经济社会学”、“家族制度”、“社会学”、“社会制度”、“社区研究”“近代社会理论与方法”、“云南农村经济”等多门课程。
　　费孝通于1946年8月离开云大。由于各种原因，云大社会学系也于1954年被停办，直到1995年才恢复。但吴文藻、费孝通创建的社会学至今仍是云南大学的重点学科之一，从社会学延伸发展出来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现在成了云南大学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全国重点学科。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学术成果、研究方法，今天仍影响着云大的后辈学人。
　　二、从书斋走向战场在云南大学期间，也是费孝通民主爱国思想逐渐形成，从一个纯粹的社会学学者发展成为一位民主战士和社会活动家的关键时期。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大后方昆明的民主爱国运动蓬勃发展，云南大学是当时昆明著名的民主堡垒。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费孝通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当局的专政和腐败，自然要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并投身到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中。1944年秋，费孝通从美国回到云大后不久，就由他的老师和好友、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1944年10月1日，民盟云南省支部（原为民盟昆明支部）举行成立大会。支部共有盟员1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云南大学的教授，如费孝通、潘大逵、楚图南、周新民、尚钺、李德家等，也有一些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如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吴晗、闻一多等。在此次会议上，费孝通还被推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委员，其他委员还有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吴晗，一共9人。
　　抗战胜利后，国内时局并没有好转，反而因国民党的统治和内战变得更加混乱。除了参加民盟的活动外，费孝通还以其它方式从事民主爱国运动：一是通过上课、讲演等活动，向学生和社会各界宣扬民主和进步思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由于他学问好，影响大，又敢言，是学生们最仰慕的“民主教授”之一。二是写政论文章，针砭时弊，揭露当局的专制、腐败，《时代评论》、《大公报》、《中央日报》、《民主周刊》等报刊上常有他的文章。他后来说：“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那时是我的社会活动的高潮，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此外，费孝通、潘光旦等人还与英、美驻昆明领事馆保持联系，把民盟的纲领、宣言译成英文交给他们，通过他们向国际上宣传民盟的主张。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大等学校的师生约6000人在昆明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由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发表演讲。演讲会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会场，进行阻挠和破坏。当轮到费孝通演讲的时候，会场突然停电，并响起了枪声。面对威胁，费孝通没有退缩，他在台上高声说：“我请求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让我大声疾呼，用我的声音压倒枪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几天后，昆明发生流血惨案，引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费孝通等人随即以民盟支部的名义举行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公开揭露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他担任主编的《时代评论》还出版了悼念死难者的专辑。
　　云南民盟支部的活动，使反动当局既害怕又恼火。他们把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费孝通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列入了黑名单，准备用暗杀手段逐一清除。1946年7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杀害。接下来，反动派的枪口又对准了费孝通等人，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国民党特务不时光顾费孝通所住的云大教员宿舍，甚至还在围墙上打了个洞，随时准备过来抓人行凶。在此危急时刻，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主动出来提供帮助和保护。费孝通后来回忆道：
　　“闻一多事件之后，差不多杀到我了。美国领事馆的车子开到云南大学来救我……车子一开出，特务就到了家里面了……我先抱了一些东西到校长熊庆来家躲一躲。我是从校长家上的车，再把她们两个（妻子和女儿）救到车上。”
　　除了费孝通外，得到美国领事馆保护的还有楚图南、冯素陶、潘大逵、张奚若、潘光旦、尚钺、赵沨、金若年等爱国民主人士。第二天，社会上就知道了“九教授领事馆避难事件”。几天后，云南省主席卢汉到美国领事馆答应保证避难人员的安全，但避难人员必须离开云南。在此情况下，费孝通被迫于1946年8月离开昆明去南京，年底再次前往英国。1947年回国后便到清华任教。
　　三、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在云南大学期间，费孝通还结婚生女，进入了“家庭生活的新起点”。
　　1935年12月，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作民族考察时，王同惠不幸坠崖身亡。对爱妻的去世，费孝通深感悲痛和自责，此后几年一直深陷这种情绪难以自拔。加上1936年后他到英国留学，全身心投入博士论文的写作，所以一直未考虑再婚。
　　1939年，到云南大学工作后不久，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认识了从印尼回到昆明的孟吟，二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费孝通与孟吟同甘苦，共患难，终生相伴，直到孟吟1994年12月去世。
　　1940年，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昆明，费孝通在文化巷住的院子也被炸。为安全起见，他们搬到呈贡乡下躲避。但这年12月，连他们在呈贡古城村租住的农舍也被炸毁了。而就在此时，孟吟就要临产了，费孝通十分着急。后来好不容易在县城边找到一个广东人开的小诊所，孟吟在这里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前妻王同惠，费孝通给这个独生女取名费宗惠。
　　从1940年初到1944年秋，费孝通一家在呈贡古城村住了四年多。呈贡离昆明大约20公里，虽然当时工作的魁阁研究室和给学生上课也都在呈贡，但费孝通不时还是要回云大办事。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小马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要颠簸2个多小时，有时甚至步行，一个单程就要4、5个小时。一直到1944年秋天，费孝通的家才从呈贡乡下搬回昆明城里。
　　在云大工作期间，费孝通曾先后住在昆明承华圃街51号、文化巷48号以及云大校内教员宿舍等处，其中在文化巷48号院子住的时间最长。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清苦，因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有时不得不靠写文章挣点稿费补贴家用。费孝通后来说“我们穷得要命。我为什么写文章？家里米不够了。我是摆摊头写文章。云南大学下面有个茶馆店，我就坐在那儿，这不是摆摊头吗？他们都到那儿来找我要文章，当天拿去，第二天报纸就出了。以稿费维持生活，薪水一半不到。”
　　费孝通初到云大时是副教授，每月薪水为国币234元，由庚款支付，学校再给车马费160元。1940年他被聘为教授，后又兼系主任，每月薪水为450元，加上330元的研究补助费。1943年以后，费孝通作为教授兼系主任，每月薪水加到了550元，仍有330元研究补助费。这样的收入，比起每月只有100-200元的助教、讲师是不算少了。但当时物价涨、币值贬，教授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就只好靠写文章或兼课（费孝通1944年后同时也在西南联大兼课）来维持生活了。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的二哥费青此时也在云南大学工作。费青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法律系，于1939年底回国来到昆明，受聘于云大法律系，开设“国际私法”、“法理学”等课程。弟兄俩先后在昆明结婚成家，同住在文化巷48号院子里。费青也是一位“民主教授”，经常在《时代评论》、《民主周刊》发表文章。“一二·一”惨案发生后，费青在费孝通主编的《时代评论》悼念专辑封面上写了一副挽联：此处是民主堡垒，贫贱未移，威武不屈，更使尔碧血英魂常共守卫；空负了锦绣河山，豺狼当道，鸱鸨飞天，当此际阴风惨日无限悲怆。
　　兄弟两人同在一所大学当教授，几乎同时结婚成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而且有着同样的政治信念，一起进行民主爱国斗争，这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
　　在云南大学的8年，给费孝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离开昆明后，他多次充满感情地回忆起这段时光。50年代，他曾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国家民族委员会的负责人和专家，率队到云南来进行民族调查。改革开放后，他又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的身份，多次来到昆明和云南大学。1998年，北京市成立了云南大学校友联谊会，已近90高龄的费孝通欣然同意担任名誉会长，并在成立大会讲话。他深情地说：
　　“在云南8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我时常想起‘一二·一’，云大有不少革命的、值得纪念的地方，如至公堂、会泽院。50年过得很快，年轻的也老了，但这是人生值得纪念的一段。”

    源于：来源:云南大学报  作者：肖宪

[ 本帖最后由 木兰山人 于 2010-6-14 22:4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