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源] “中人”在分家中的角色功能审视
[原源] “中人”在分家中的角色功能审视
——以辽南海城市大莫村为例
作者：原源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4-17 | 点击数：3084
［摘要］分家常与“家丑”相联系，因为分家多源起于家庭的内部矛盾，而以利益分割为主要内容的分家又会加剧和激化这些矛盾，弄不好则会父子反目，萁豆相煎，极大地破坏了深植于民众观念中的儒家伦理规范和熟人社会极其看重的家庭和个人名誉。本文试图揭示在这一家庭事件中，作为分家仪式的主持者——“中人”是如何减少或调和这些矛盾，使得这一家庭危机能够较为顺利和体面地渡过。
［关键词］ 分家；中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6）06－0042－07
--------------------------------------------------------------------------------
大莫村是辽宁省海城市耿庄镇下设的一个自然村。海城位于辽宁省南部，辽东半岛北端，南邻营口，北与鞍山接壤，东临岫岩，西依盘锦。耿庄位于海城西北部，古名盖苏屯，清顺治八年移民时，因耿姓在此早居而取名耿庄。耿庄是农业大镇，产大蒜，故有蒜乡之称。选择这一田野地点是因为笔者从小在耿庄长大，对该地区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都很熟悉，易与调查对象沟通。而大莫村是笔者姨家所在地，笔者与该村村民并不相熟，这种“外人”身份有利于对分家这一常与“家丑”相联系的民俗事象的调查，因为访谈对象会因此减少担心所述会被传为笑谈的顾虑。
分家的实质是子家庭从母家庭中分离出去。分家动议出现前，母家庭的结构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其成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整个家庭得以有序化运作。然而，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使得源于经济和生活的矛盾开始激化，如果原有的家庭秩序不能再维持下去，解决的办法就只有分家。分家要将母家庭的家产以诸子均分的方式分割给各子家庭，同时对养老、债务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样，本已处于矛盾激化中的各子家庭又要直面经济利益的得失，弄不好则会父子反目，萁豆相煎，极大地破坏了深植于民众观念中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熟人社会极其看重的家庭和个人名誉。
笔者在大莫村的田野调查，就试图揭示在这一家庭事件中，民间社会选择了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来减小或调和这些矛盾，使得这一家庭危机能够较为顺利和体面地渡过。
通过对20多个调查对象的访谈，笔者了解到，在大莫村，一般情况下，分家要请“中人”来主持。“中人”在当地话语中也叫“来人”，他们不仅是这个家庭事件的主持者，为这个家庭析分家产，均分给各股｛1｝，又是这个家庭事件最终结果的见证人。“中人”是整个分家事件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他们析分家产、调和众议的能力，直接关乎这一事件能否顺利进行。在大莫村，“中人”一般由舅爷、姑爷和“在街面上有威望、有头有脸的人物”担当。因为在民间的观念中，“娘亲舅大”，舅舅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威望都很高，他们和姑爷一样，既不参与这一事件中的利益分配，又对这一家庭的内部情况比较熟悉。而如果没有姑爷、舅爷，或姑爷、舅爷不具备主持分家的能力时，就一定要请那些在当地威望高，有能力，又熟悉自己家庭情况的人，这种“中人”被当地人称为“当地滚儿”。“中人”是主持整个分家仪式的核心人物，这一角色绝不是仅仅承担着析产人和见证人的职责。本文就建立在对大莫村十几个“中人”的访谈基础上，以其中叙述最为完整、信息量最大、也最具典型性的一个“中人”为个案，试图审视这一角色在分家中的功能。
一、一个“肚子里有牙”的“中人”
刘名好，男，1924年生人，是大莫村建国后的第一任村长。他的干部身份和一贯公正、果断的处事风格，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大莫村的“权威人物”。从家庭纠纷到红白喜事，用他的话说：“什么事能少得了我！”这位几乎熟悉村中每个家庭大事小情的“权威”常常被请去作为分家的“中人”，刘名好非常自豪于自己主持分家的能力：“谁家分家分不开了，你找我就好使。”
2006年9月，笔者在大莫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曾对他进行了深度访谈。老人虽然年过八旬，仍思维敏捷并且十分健谈，他的讲述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地方性话语，不仅清晰地再现了大莫村半个多世纪以来较为完整的分家仪式，而且他以“中人”的视角进行的夹有自己观点的评说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人”在整个分家仪式中的功能。
以下是他的部分口述：
以前伪满时候，我听人说，有的大家庭，分家得分俩月，老舅爷、老姑爷子，杀猪宰羊地吃俩月，还没分开。因为啥？坏事都坏在媳妇上，她在背后搅蛋！后来老姑爷子、老舅爷子溜溜都走啦，你爱怎分怎分吧。最后啊，找本堡子的老头，像我这样的，找个三个两个，因为本堡子的知道底儿，知道老三挺好，媳妇也挺好，老二狡猾，媳妇混蛋，都骂过婆婆，还挠过。分家这事必须得有好“来人”，如果姑爷子、舅爷子盯对的（明白事理，有力度）也好使，要是都卡乎的（不明事理，能力差），不明白什么，那就得找个“来人”。就像你调查这个事，大莫屯好几千口人，你怎么不找别人，单找我呢，我就明白这事，谁家分家分不开了，你找我就好使。
以前有个老袁家，大地主，有俩儿子，大儿媳妇守寡，二儿子讲武堂毕业，当村长，狡猾，总欺负他嫂子，这嫂子没事就上哥哥那坟上哭去。分家就分这两股。这两股过不一堆儿去了，你瞅我不顺眼，我瞅你不好，老二就没茬找茬。二儿子讲武堂毕业，有能耐了，有书底了，就要和嫂子家分家。老爷子，他爹也老了，像我似的，连聋带瞎，咬不动黄瓜了，怎管！说总这么闹，要分就分吧。他们家可是一个大家庭，分俩月分不开呀。分家的时候，请姑爷子、舅爷子来，都没分了，后来老袁老爷子有个亲戚叫袁文泰，把他给请来了。袁文泰来了，大屁股一坐，分家就得搁大屁股一坐，眼珠子一瞪，说：“我告诉你老二，你欺负你嫂子，你应该让你嫂子！你哥哥把家产挣下了，剩你嫂子领三个孩子，你当村长了，有势力了，啊？！你为什么不要西房宅呢，你有能力，有势力，你再自己盖好的呗。”谁要是立棍儿，那“来人”就单撅你棍儿。那家分的，好几个月啊，那地，有离家远的，离家近的，有河滩地，还洼还涝，不好分啊，那得请不错的茬儿，眼珠儿一瞪，不兴欺孤虐寡，你觉得你是村长，大伙儿就向着你说啊，那不好使。
这你得具体事具体办，具体人具体安排。而且还必须有当地的“当地滚儿”，第一他明白事理，第二他在本村住，明白这家二股怎回事，三股怎回事，还得能说会道，有力度。
你得有杀富济贫的脑瓜，打架向着力气薄的，别他越有能耐你越帮他使力，“来人”也叫“中人”，“中人”你得站在中（公正），你分完了，别人问你说：“刘名好，你给老张家分家怎么那么算的？”到时你得给说出道理。当“来人”的，全指有张嘴，是老母猪掀门帘——用嘴拱。
我这辈子最难分的家是这堡子的老沈家。他们家分家，小哥儿（孙子辈）不算，就按三个儿子三个股分，房子上屋下屋，东屋西屋都给定下来，上屋房子好，一间半，下屋房子不好，就两间或者两间半作为一股，地呢，远地多二亩，近地少二亩。儿媳妇娘家陪送的东西都不分。老二媳妇她娘家穷，嫁妆连个箱子都没有，那也讲不了。分家是分祖遗的财产。当时他爹没死，但是像我似的，在炕上坐着，咬不动牙了，叫老东家。三个儿子得和老东家核计，爹一考虑，树大没有不分枝的，在家烂杠（总打架斗嘴）我跟你们操不起的心，趁我活着，给你们分了，你们能飞的飞，能走的走，能爬的爬呀。爹和妈呢，适当地留出养老地，没有钱就留地，没有地留房子，你们就是老鹞子轰小鸡——都给你们撵出去！
他们家不好分哪，比如老三媳妇说：“我大哥一肚子学问，都是家供的，后来家不富裕了，老三一个大字不识，咱股得多分点。”你说说，连这事都给你提出来，分家不好分啊——她想多分那好使啊，那你当年投胎的时候怎么没投老大？分家那玩意儿费嘴，为什么请“来人”，那“来人”啊，是铁嘴钢牙，你怎么说，我怎么就给你答，不带没有词儿的，叫你给问住了？没门儿！那时候，哥几个都没有发言权，媳妇更没有发言权，你媳妇要是觉得不公，就和你男人说，你男人还得和蔼地和“来人”说，要是有道理，我回去再给适当地调一调。
等到分完三股了，你们哥几个看看，是不是差不多平均，说差不多平均了，就做成三个阄，写上1、2、3，搓成纸球，放在大圆斗里，上面封上红纸。这时，“来人”得说话，那“来人”不容易啊，得有点嘴茬儿（能说会道）。我说：“今天阄做好了啊，现在抓阄！谁得哪个算哪个。”
那老大老二老三，还有那媳妇，眼珠儿都瞪得多老大。分的说是平均的，那也不是用称约的，那地怎么分都是有高有低的，分家那么容易呢。那屋有上屋下屋，你怎么配，下屋也不赶上屋，说抓着下屋的拿钱补，给补大洋三百，但是也不赶上屋，都爱要上屋，因为那钱一花就了了。
这时候，得让哥几个把手洗了，那得新买个铜盆啊，焦黄，新买的，叫金盆洗手哇，洗溜光（非常干净），完后，你们哥三个上上屋，把家谱供上，你们都上老祖宗那磕个头，惊动老祖宗。
回来以后，这三个阄谁先抓？老大老二老三的手都伸进去啊？！那还不得打起来啊，怎么办？就看“来人”，请的姑爷舅爷子一般就在旁边坐着，实际上离不了“当地滚儿”。咱堡子分家，我就是“当地滚儿”。
我就说：“老大老二老三，你们手也洗完了，祖宗也拜完了，都来抓阄。这个阄啊，配备得不一定那么的适当，不可能像拿称约的那么平。都先别抓，我问问你们三个，你们是不是亲哥兄弟？”
这是假装这么问，其实我都知道，一个妈养活的怎能不是亲哥兄弟。他们就说，是亲哥兄弟，一个妈养的，一个爹留的。
我说：“那就好办了，这要是有后妈养活的，那肯定有隔儿。所以你们这谁多一点，谁少一点，问题不大。三个媳妇都听着，不兴在耳朵后面吹风，你要吹风，咱就得考虑，你是哪的姑娘，得说你爹你妈教育得不好，‘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夫衣’。就是说，以后，你们两口子过日子还都得靠自己，不在乎你分家的时候多分的那点东西，女的日子以后过得好坏也不在于从娘家带来多少东西。”
这些话都不是背的，你得根据具体情况。要是老二媳妇最搅局，那话就得奔她去。
事先说，你们这几个媳妇有什么话都摆出来我听听，那到时候都说不出来了。这叫什么呢，就叫“豆鼠子见不得关二爷”，要是有搅家不贤的说话，就让她说什么都不对。“来人”得在言语上、态度上压住她。要是她本来就贼横的，你再捧着她，那更完了。
然后，我说：“我再跟你们说几句话。你们得正确答复我：这个圆斗，斗口就这么大，你们三只手不能都进去，谁先抓，谁后抓？一奶同胞亲兄弟，这时候就靠你们的态度、觉悟，还有对分家的认识怎么样。还是你们互相说，咱不给你们说。这么的，老大先说，你是老大么。”
老大说：“叫老三先抓，完后呢，完后老二抓，我是老大，我擎着。”
我就一竖大拇指说：“老大你够用！你们哥儿俩听着了，是不是？这三个阄，有的能差几亩地，但是咱们也不能给你们把地割开，但是呢，多点少点，没出你们哥几个的手。老大你能这么做，说明你够派。老三，你大哥让你了，你二哥让你了，那你就先抓吧，你小伙子要知道，你两个哥哥对你有让的地方，将来你两个哥哥要是过好了，那没疑问，要是过不好了，孩子上学没有钱什么的，你就得给贴补点。”
老三一听，说：“那能，这事我能做到。”
“好吧，你抓吧，抓完不兴剥，掐着阄，在那站着。”
没抓之前，你别看是农民，都有心眼啊，事先都知道，“来人”给配的阄哪阄肥，哪阄瘦，哪块地不涝，哪块地坐洼坑。这里头，我告诉你，没个齐啊。要是老姑爷子、老舅爷子说话算也行，要是说话不算，赶紧找个“当地滚儿”。
下一个老二伸手抓，我说：“你哥哥有样，你先抓吧。抓完也不能剥开，在那等着。”
剩一个就是老大的，三个人都抓完了，再一起剥开看。
剩下点破箱破柜分吧分吧就得了，老大是木匠，就把门后的树分他，凿吧凿吧能挣几个。老三是农民，犁杖什么的多给他点，老二念书怎么办呢，那就在现金这方面多给点。最主要的就是房子和地。要是老爷子有什么金子银子也得拿出来分。
但是“来人”给分的时候，没有人敢说：你这么做不合理。你说不合理是不？好，外屋的厨师啊，你别炒菜了，我回家！那五六个“来人”都走了，你这家还有个分啊，这传出去，都说，那刘名好去给说五六天都没说好，都回家了，那别人谁还能说好？来人那就得铁嘴钢牙。你越要尖，“来人”就得给削尖，“中人”就占个中字。分家也费脑子啊。我给别人分家回来，嗓子就哑。
等抓完阄了，还得去给老祖宗磕头呢。要是谁抓的不好了，不服，我就得把这事往他老祖宗身上推，说你一开始都给老祖宗磕头了，你抓着啥也都是这个命了。你们小两口子携起手来，搞搞副业，做做买卖，一年就找回来了。“来人”这嘴啊，得什么都会说。
等到都完事了，写分家单，有代笔人上来写，老大分的什么什么，小零碎的东西不写，房子、地、骡子、马，挑大件的写一写，每股各写一张，写完之后，把这三张都叠在一起，写上“此系三方同意，各不反悔”，这几个字得三张分家单合在一起才能看全，单独看就能看一部分，这叫“骑缝儿”（图1）。
等全都分完了，还得吃个和解饭，和解饭吃完，下顿饭就各吃各的。那和解饭能就四个菜么，那得是六大帅，小碗子。六大帅就是六碟六碗，六凉六热。那大家庭分家得老钱了，十天半月分不开。有“搅蛋鬼”，可不好弄啊。
吃和解饭的时候，“中人”还得说两句呢，在吃饭之前，都没伸筷儿呢，“老大老二老三，把媳妇都找来。这个家分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分完了，分家单也写完了，这是最后一顿饭了，也是你们的分家饭，下一顿你们就各做各的了。在这个分家过程中，我的水平低——就是水平高你也得这么说——再加上你们家的东西特别多，在配备上总有些不当的地方，你让我这么多东西给你们等量儿分，那谁也分不了那么等量，我不免有些独断专行，发点脾气。但是，话又说回来，差多差少，没出你们哥儿几个的手，以后日子过得好不好，也不在这一天的半天的，全在于你们小两口怎么过。以后你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两年后的今天，你们三家才能分出个谁上谁下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夫衣。”
我是1924年生的，1950年共产党来了，让我当村长，那什么事能少得了我。
要让我现在去分家，我就得按党的政策，按地是怎么来的来分，得按共产党的话来说。当“中人”，是吃东西不用嚼——肚子里有牙（心里有数）。
二、做“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上文的口述资料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人”这个角色在整个分家仪式中的重要作用，这一仪式的功能能否实现，与“中人”息息相关。一个成功的“中人”至少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一）“吃东西不用嚼——肚子里有牙”：熟悉内情，均分有道。中国民间社会的分家原则历来都是诸子均分，流传于各地的狗耕田类型的民间故事就明显反映出民众对这一原则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在分家时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弟弟总是得到人们的同情，人们让他交好运，得好报，而对于贪婪的哥哥，民众则让他出尽丑相，下场难堪。可见，分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然而，这里的“均等”并不是物质利益上的平均，而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是把多方面的得失综合起来考虑后的均分。如在大莫村，抚养老人的儿子，就要同时继承老人的养老地。而刘名好说的沈家三媳妇因为老大念过书而老三没念着就想以此作为多分家产的依据也是表现这一原则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总之，在分家时，要对这一家庭进行全方位的考虑和权衡，在此基础上才能接近平均。所以，“中人”既要对这一家庭内幕十分了解，又得头脑精明，明断哪些条件可以作为多分家产的依据，哪些不可以，而且必须有理有据，让人服气。
（二）“中人你得站在中”：不偏不倚，秉持公正。这是对“中人”最基本的要求。“中人”不参与分家时的利益分配，这有助于对各股一视同仁，公正、合理地均分家产。“中人”只有不偏不倚、秉持公正才能使自己的分家决策被所有分家当事人认可、接受并顺利施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那些或倚仗权势，或凭借“无理也能辩三分”的口齿而妄想多得家产的“搅蛋鬼”就是最大的绊脚石，中人要坚持这一原则，就不能有奉承权贵之心或畏惧蛮横之态。
（三）“老母猪掀门帘——用嘴拱”：能说会道，以理服人。“中人”的伶牙俐齿不仅体现在压制“搅蛋鬼”，驳回无理要求上，更体现在以符合民间情理的语言为分家当事人摆明哪种行为、态度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哪种将有损于舆论对他的道德评价，从而有效地防止或调解利益的纷争，保证自己的分家决策顺利施行。
三、“中人”的特点及其功能
分家同时伴随着原有家庭的分裂和新家庭的诞生，而实现这一社会细胞的新陈代谢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原有的家庭理想和家庭伦理。因为，在原态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庭的理想是孝悌为基础的长幼有序、一团和气，尽管事实上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但每个人都被这样的理想、伦理道德和外界舆论所束缚，提出分家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就像有些村民说的：
说谁家分家了，不合了，那在街面上就像见不得人了似的。｛1｝
是这么个事，一说谁谁家分家了，街面上都问，谁提出来的？谁都不爱担这个罪名。｛2｝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调和的矛盾的逼迫下，不得不分家时，在一定程度上就否定了原有的大家庭理想和家庭伦理的可行性。这种否定如果赤裸裸地呈现在俗民面前，将会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因为公共秩序的建立依赖的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他所身处的具体关系的尊重，而对这些关系的质疑则会危及整个制度。所以，这种否定必须被掩盖。而“中人”在分家仪式中通过其代理家长的角色、情理相融的语言和神圣氛围的营造就极大地淡化了这种否定，把分家可能造成的对千百年来深植于民众观念中的家庭伦理的破坏降到最小。
（一）“中人”在分家仪式中的角色定位：代理家长
“中人”本质上起到了临时家长的作用，由他出面处理分家这一家庭事件，就避免了真正的当家人在分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被反对或自己被迫降低身份，甚至卷入纠纷的尴尬境地。民间社会家庭伦理规范之一就是长幼有序，当家人或为父亲或为兄长，必须有至少表面上的相对权威，如果出现了子顶撞父、弟顶撞兄，不仅会为外界舆论攻击，就是他们自己内心也会深感不安。但是，在分家这种关涉每个人根本利益的场合，这种戒律很容易因冲动而被打破。因此，为了避免对民间社会一直维系的家庭伦理的破坏，他们请来了“中人”作为媒介，行使当家人的职责。所以，“中人”的形象是“大瓣蒜”，“大屁股一坐，眼珠子一瞪”，全家上下都要对其十分尊重，他们从被请来分家的那天起就被好饭好菜地招待着，有钱的人家还要杀猪宰羊地供应。之所以这样款待“中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怎样均分家产而劳神费力，更重要的是他成了实际家长的“替罪羊”，由他替代当家人“装黑脸”，接受其他成员的质疑、反对和责问。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替当家人在这一家庭结构有些混乱的时刻维持住表面上的权威，也就是替这个家庭维护了一个至少在外人看来是长幼有序的局面。
（二）“中人”在分家仪式中的语言特色：情理相融
选择“中人”的标准之一是“能说会道”，这里的“能说会道”有两重含义：一是反应灵敏，伶牙俐齿。这有助于解决分家过程中出现的纠纷，使分家方案不会被那些口舌厉害、善找歪理的成员轻易驳倒。二是能在这一家庭动荡中用巧妙的、合情入理的语言提醒已处于道德边缘的分家当事人伦理道德和家庭秩序的存在，从而给这些因利益纷争而有些发热的头脑浇上一盆凉水，以此来维系有绷断危险的亲情纽带。以刘名好给沈家分家为例，在三兄弟抓阄前，他先巧妙地以装糊涂的方式提醒了处于纷争中的亲兄弟：你们是一奶同胞，为了一些身外之物伤了感情是不值得的。然后将矛头对准了三个媳妇，提醒她们这时的所作所为不仅影响到她们个人的道德评价，还直接关涉她们娘家人的名誉。有了这些铺垫，老大做出了让步。让步意味着失去先抓阄的机会，“中人”必须予以补偿，使老大得到心理平衡，甚至得意自己的举动。“中人”这时用来弥补他的是沉甸甸的荣誉——既提醒了老大他应该有的姿态是什么，又让他在一片赞扬声中体会到了做出老大应有的谦让是多么值得。老三由于承兄所让，获得了先抓阄的机会，“中人”趁机要他明白：哥哥做出了让步是因为你们是亲兄弟，你也不能忘了这一点，要懂得知恩图报。民间社会的相互依赖，就是建立在处理人伦关系时的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被反复监控的“报”的行为基础之上的。所以，“中人”在这里不仅提醒了他们亲情重于利益，血浓于水，从而缓和了一直以来的矛盾，还有助于分家后各股的感情维系，有助于他们在分家后建构相互援助的平行模式，极大减少了抓阄后因觉自己吃亏而再闹纷争的可能。
写过分家单后，分家当事人和“中人”们要在一起吃一顿和解饭，这也是大家庭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所以，这顿饭的和解功能凸显，成功的“中人”会在言语上很好地完成这个功能。还是以刘名好为例，他在沈家的和解饭上说的不长的话中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解决了他与分家当事人的矛盾。通过表面谦虚，实则传达着分得已经很公平的信息，巧妙地透露出自己为这一成果付出的辛劳。而“我”为了你们顺利分家做出的决策、发的脾气都是为了你们的利益，所以，你们应该感激“我”，而不是恨“我”。二是解决了分家不平均的矛盾。首先说明绝对平均、合理是不可能的，其次指出以后日子过得好坏不在于分家时的多得少得，说明靠自己的勤劳苦干过得富裕才是真正有出息的。这样就淡化了各股因分多分少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三是制造分别的气氛，以此淡化分家前或分家过程中的一些矛盾，暗示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要相互帮助和扶持。
（三）“中人”在分家仪式中营造的氛围：庄严神圣
不同的“中人”根据不同的家庭情况不仅要在言语上变通强调的重点，在仪式上也可能有简有繁。对于兄谦弟让的家庭，仪式程序可能简单。而对于矛盾重重、纠纷和冲突较多的家庭，“中人”会将一套分家仪式完整地、严肃地进行下去，以仪式的神圣性给分家当事人以压力，即把分家的结果诉诸天命，这也是“中人”防止和调解分家纠纷的策略之一。
以刘名好为沈家分家为例：抓阄前，是每个分家当事人离自己的切身利益最近的时刻，所以，每个人都很紧张，全身心都在想着抓到好阄。这时，好的“中人”就要给这些一门心想着利益的兄弟们提个醒：你们是一个祖宗留下的，不要忘记手足之情。所以，要用崭新的铜盆洗手，然后兄弟们还要一起上香拜家谱。
用金盆洗手，洗去了脏污和灰尘：一来为了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二来表明洗完手后的手气才是准的。这一非日常的程序一下子增加了神圣、严肃的气氛，而拜家谱则把这一仪式的神圣性推向高潮。据村民们讲，在“文革”以前，家家都供有家谱或族谱：
以前都供家谱、族谱，三十下晚接完神，就得把这贡品都摆上，上香、磕头。就是让祖先看看，他有后人了。｛1｝
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凡是同祖共宗的人来这家拜年，都要先祭拜共同的祖先。可见拜家谱通常是在较大的年节或家中发生了大事时才进行，而分家就是一件惊动祖宗的大事。惊动了祖宗，祖宗的意志就会在无形中支配着抓阄的那只手的手气，从而决定分家的结果。这样，最终是祖宗的意志、个人的造化成了分家结果的依据。而这个依据，是没有谁有理由提出不公平的。抓完阄后，分家的几个兄弟还要去给老祖宗磕头，意为将结果告诉祖宗。这些都已完毕了，才写上分家单，吃分家饭。至此，分家仪式才宣告结束。
范·杰内普为“通过仪式”所下的定义是：“伴随着每一次地点、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年龄的改变而举行的仪式。”（维克多·特纳，2006：95）据此定义，分家作为改变家庭状况的仪式也具有通过仪式或转换仪式的标识性的三阶段：分离阶段、边缘阶段（阈限阶段）以及聚合阶段。范·杰内普又具体阐释了三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社会结构里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或二者兼有——之中‘分离出去’的行为。而在介乎二者之间的阈限时期里，仪式主体的特征并不清晰……在第三阶段，通过过程就圆满地完成了。”（维克多·特纳，2006：95）具体到分家仪式中，从“中人”进门开始研究分家方案的那时起，分家的当事人就基本从原来的家庭结构和生活状态中分离出来了，他们将生活的重心由原来大家庭分配的工作转向关注于家产的析分。这时他们表面上虽然仍在大家庭的统一运作中，实质上已从精神上脱离出来，为迈进由自己主宰的家庭做准备。所以，这一时期，曾经压抑和束缚他们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变得淡漠，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对自己利益得失的权衡。第二阶段的阈限期是从抓阄始到写分家单前，这一过程中，原有的家庭已经解体，而新家庭还没有正式形成，分家当事人在原有的角色和新角色之间，这时的他们被指挥进行金盆洗手和惊动祖宗，而这两个仪式使得抓阄分家行为被赋予了神秘的宿命色彩。第三阶段，聚合，标志着这一通过仪式的圆满完成。“仪式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还因此获得了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他身上被给予了一定的期望值：他所做出的表现应当与某些习俗规范、道德标准相一致，而这些正是在这类职位的体系中对社会职位的担任者的要求。”（维克多·特纳，2006：95）这一阶段对应的就是分家单写完后。这时，原来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新的小家庭已经形成，新家庭的家长们这时都以这一新的角色包括新的权利义务回归日常生活。
这样，民间社会通过“中人”就使得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得以顺利实现新陈代谢，民众也借助这一仪式完成了家庭状况、社会角色的转换。民俗文化在这里着实费了一番苦心，动用了各种手段来弥补继替过程中的不平等所可能引起的亲子之间和同胞之间的裂痕。
结 语
大莫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村庄，这种稳定的生计方式就决定了其人口具有很小的流动性。村民们世代居住在这个村子里，几乎与所有的人都能拉上关系，他们对其他人的家庭构成，甚至家史都很了解。笔者在田野期间，向一些村民说出自己想做关于分家的调查时，他们很快就能说出某某给谁分过家，某某家儿子多，有分家经历等等。东北的农村，农闲时间十分漫长，村民们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就是聚众闲聊。闲聊的内容大多是张家长李家短，而且一件事的叙述通常会引来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并对涉入此事的每个人进行评价。
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出现“当地滚儿”这种熟知别人家庭内情的族外人就不足为奇了，而熟人社会强大的舆论势力对每个人及其行为的监督和评价会给分家当事人以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在做出某种行为前不得不考虑此举的后果，而“中人”的那些道德提醒之所以有力度，原因也在于此。
可见，在大莫村的分家习俗中，“中人”保证这一家庭事件能安然渡过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内在于村民观念中的儒家伦理规范。虽然“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契合于特定支配结构的被支配者”，但“当世俗秩序没有遭到破坏（如战争、灾祸、饥馑、君子失德等引起的破坏）时，常识理性（民间智慧）会以一种与儒家伦理非常近似的观念体系指导人们的行动”。（周福岩，2005：14—18）二是外在的舆论。舆论评价的标准其实也是源于道德规范，只是诉诸一种外在的束缚形式。
所以，在常常伴随着家庭纠纷、冲突的分家事件中，“中人”就充分利用了乡土社会的这一特点和自己的经验、智慧，协助民众走出危机，得以回归和谐的日常生活，使乡土社会的秩序得以维持。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