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丙安]比较民俗学的新课题
[乌丙安]比较民俗学的新课题
作者：乌丙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2-31 | 点击数：1449
（一）比较民俗学的新认识
比较民俗学(Comparative folklore)是从民俗学(Folklore)中引出来的一个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各种类型民俗事象进行比较研究的分支学科。在民俗学产生发展的近一个多世纪里，比较民俗学的发展，从西方的英、德、法和北欧各国到东方的日本和中国，在国际上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学术潮流。
大体上说，国际上比较民俗学研究是从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口头文学传承的民俗事象开始的。最初，民俗学者们注意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流传着同类型的神话和故事，它们往往大同小异。这种民俗特点表明，相近、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广泛地存在着。
以“造人神话”为例，很可以说明比较神话的意义。造人神话，是原始神话中人类起源神话的重要类型，它的主要内容是：最初的人类，是神用泥土制造成的。这种类型的神话在古代很多民族中都普遍地存在着。我国古代《风俗通》中有这样的记载：“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搏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记录的希伯来神话中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古埃及神话中有位豺头人身名叫赫奴姆的神，用泥土制造了人，并赋予他们以灵性。古希腊神话中的大神宙斯也用泥土造人，然后给以智慧使之成活；具有神力的普洛米修斯用赋予生命的粘土做成鸟兽虫鱼，最后又照神的形态造成了人。在北美印第安迈都族人中，流传着大地创造神用红褐色泥土加水造成最早的男女二人的神话。在澳大利亚土人神话中，大神拜艾梅创造世界的最后一件工作，便是用最小的尘粒粘合起来造成第一个人。这些古老的神话分布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北美、大洋洲各地，虽然彼此远隔千万里，却如此酷似，自然成为民俗学注目的对象。作为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民俗科学，在对这些古俗现象的比较分析中，探寻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宇宙观、生产与生活的状态，从而了解人类文明进步的轨迹。经过对上述造人神话的比较研究，至少能得出以下有意义的民俗学结论：
1.人类祖先把自身的起源归之于某个或某几个创造神，反映了人类的原始信仰和思维。
2.世界各地普遍产生并流传用泥土造人的神话，可以推断古代人类大致都经历过一个共同的生产阶段——制陶时代。用粘土造人的神话是原始人将自身来源的探索与制陶工艺奇异地结合起来的结果。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比较民俗学者对广布世界各地的许多故事进行了比较，其中英国和日本民俗学者先后对“灰姑娘型”故事所做的比较研究，是很有代表性的实例。《灰姑娘》是一个反映恶后母虐待非亲生女的故事，女主人公依靠亡母的奇异神力和化形动物的暗助与王子成婚，获得了幸福。由于这则故事在流传中多是以女主人公失掉一只水晶鞋(玻璃鞋或金履)为情节线索的，所以全世界又俗称这个故事为《水晶鞋》。从9世纪我国唐代诗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支诺皋》最早记载了这则故事以来，近代又发现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大约六百多个同类型的故事。经过对这类故事的比较研究，对于了解过去时代人民心理愿望，解剖家庭制度等民俗形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比较民俗学发展到现代，其范围迅速扩大，除了比较民间口头文学以外，还涉及到了民俗传承的其它方面。比如，对不同地区、民族农牧渔猎的生产习俗、交易习俗、交通搬运习俗、工匠习俗和衣、食、住等消费习俗的比较；对他们的出生、成年、婚嫁、丧葬等礼俗的比较；对家族、亲族与社交往来习俗的比较；对都市社会与村落社会习俗的比较；对不同地区、民族的种种信仰观念和祭仪以及节日活动等习俗的比较；对民间艺术、游艺、竞技活动习俗的比较等等，都是比较民俗学的重要领域。
比较民俗学领域的扩大，是和现代国际交往与民族文化交流的发展状况分不开的。许多民俗学者把目光集中到两个以上国家或两个以上民族在习俗上的异同现象，加以比较研究，从中探索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及习俗影响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比较民俗学才具有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意义。它往往从宏观的角度，跨地区、跨国界、跨民族地进行广泛的调查和类比，以便从中找出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的重大特征和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即使有时对某项民俗进行微观的解剖透视，也往往从鸟瞰的角度出发，从细微的异同现象中找出深刻而广泛的意义来。
比如，比较民俗学对世界范围种植稻米的生产习俗和大米食俗进行了研究。这是经济民俗学中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在比较过程中，人们注意到在水田的灌溉，育秧、耕作、经营管理等过程中，以及种稻信仰仪式、种稻的神话、传说和插秧歌谣、米食制作的种类、样式和方法等方面，无论在南印度、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是在日本、朝鲜和中国各地，都具有丰富多彩的民俗形式。以关于稻米起源的信仰观念来说，大体上表现出三种类型。1.天或天神降稻穗或米给人间；2.神鸟或灵兽送来或盗来稻穗；3.神奇的岩洞里流出稻米。第一种类型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缅甸、印尼、泰国较为普遍；第二种类型在日本、朝鲜、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及台湾较为多见；第三种类型主要出自中国的广东、广西、云南、福建、贵州、四川一带和朝鲜庆尚南、北道和平安南道等地域。这几种观念都显示出对稻米的神圣崇拜和原始信仰。又如，关于祈禳稻谷丰产的习俗，在比较研究中也展现出各民族人民不同的精神面貌。象稻穗扬花季节，有一种习俗严忌在稻田附近做洗衣等有声响的劳作，以防“惊吓”了稻花受粉；又有一种习俗是在此季节故意到稻田边讲说一些关于男女交合的秽言，以此“诱惑”稻花多受粉。这些旧俗，几乎在种稻各国、各民族的传统种稻区(我国北方新稻区不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只有在比较研究中才能找到这种意识产生的基础和原因，从而了解种稻民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状况。比较民俗学对各民族秧歌的研究，则为认识种稻生产活动及稻农思想感情和艺术情趣，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比较民俗学对社会习俗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果。民俗学者从一些民族古文献中发现了大量追忆远古兄妹配婚的记载，同时又从土著民族地区，如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东南亚、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山寨等地，调查了大量有关兄妹成婚的口头传说及近缘婚例，从中探索了人类血缘家族制度发展阶段的婚姻制度，科学地认识了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艰难历程。
比较民俗学还从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显现了它的科学功能。比如，印度与我国、我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2世纪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习俗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民俗。中国佛教又经过朝鲜半岛的古百济国于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又影响了日本的民俗。中国唐代文化的鼎盛时期，再度形成了与日本、印度的密切交往关系。因此，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习俗有不少相近之处。就以人在一生中的“通过仪礼”来说，印度、日本和我国多有相近相应之处。“通过仪礼”这个民俗词汇，本来就是从佛教术语Rites de Passage移用过来的。通过仪礼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及其间的过渡礼。我国初生儿诞生礼，包括过渡礼满月、周岁，大约有29种习俗程序，其中测定前生与预卜未来的旧习俗，正是受佛教影响的轮回观念。在旧时代，我国的父母亲常常根据幼儿期熟睡时面作笑容测定新生儿对“前生”的追忆；在日本，常由母亲根据婴儿偶然发出的呼声判定“前生”，如呼“哞哞”声，便以为是“牛转世”。在我国和日本都有让幼儿“抓卜”未来的习俗。在我国俗称“抓周”，即在幼儿一周岁时，在幼儿面前摆放小刀、剑、笔、墨，任其抓取，以卜幼儿“前生命定”的前途和职业。在日本，这种仪式多在婴儿期举行，男孩面前多放笔墨纸砚，女孩面前多放纺织用具。再如葬礼，我国和日本民间都有在死者停尸时供饭的旧俗，用以表示让死者灵魂享用后出发上路，这是受佛教轮回转世观念影响形成的丧俗。日本多少世纪盛行的成年礼，则与我国古代的冠礼、现代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成年礼有许多相似点。此外，我国和印度、日本在礼仪习俗中对“3”、“5”、“7”、“9”等神秘数字的信仰，对“12属相”的俗信，对红、黄、蓝、白、黑等色彩的崇拜，也都有类比的意义。
比较民俗学的研究，在早期较长时间里，大多注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民俗的相似、相近或相同点，这对于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同步现象或交流影响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但是，对彼此的相异点和特殊性却有些被忽视。随着现代民俗学的发展，比较研究已经开始重视同异两方面的考察，这对于探究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便更具有意义了。如亲族称谓这种社会习俗，是全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习俗惯制。对全世界亲族称谓加以比较后，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亲族称谓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类分称谓法，另一种是叙述称谓法。欧美各国和日本用类分法。他们对父母双方的同辈兄弟及姊妹的丈夫都采用统一称谓，如英语的uncle、法语的oncle、俄语的дядя，相当于汉语的伯、叔、舅、姑父、姨父。他们对父母双方的同辈姊妹及兄弟的配偶，也都采用统一称谓，如英语的aunt、法语的tante、俄语的тётя，相当于汉语的姑、姨、伯母、婶母、舅母。我国以汉族为代表的亲族称谓则采用了具体的叙述方法，这种严格的称谓标记，正是强调父系血缘关系的“九族制”亲族习俗的反映。我国的汉族称谓法把血缘关系的直系、旁系，亲疏远近划分到个别化程度，在长期封建时代里，正是为了保持家族世系血缘关系的纯度和私有财产继承的可靠性。这种封建家族制派生出来的称谓，只有在大量的比较研究中才显得十分突出。这给研究我国社会习俗的独特性，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民俗的交流和传播，越来越成为比较民俗学的着眼点。显然这种比较研究对国际民间友好往来和民族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比较民俗学对民俗特性的比较研究，也有助于我们辨别哪些是本民族独具的良俗，哪些是本民族特有的恶习陋俗，哪些是外民族传播来的习俗，这对移风易俗，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有很大实际作用。
（二）中日民间习俗的比较研究
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在比较民俗学的微观研究领域中是千真万确的。研究者们常常在地域民俗的相互比较中，找到大量风俗的变异现象，用来探索民俗文化发展流变的轨迹。但是，这种变异现象，在民俗传承的宏观领域中，又常常受到历史文化源流的制约，形成大量同源、同形态、同意义的民俗，成为民俗流变的根基。从广泛的民俗文化圈观察，同质民俗是基础，多种变异是形式，这在比较民俗学的宏观研究中带有常规性质。1988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千里同风录》(马兴国著)一书中对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这本著作着眼于中日民俗同源同根的历史本来面貌，又着手于中日民俗事象的千姿百态的变异，突出了“千里同风”，万里通俗的中日文化交流特点，为中日比较民俗史的建立，写出了崭新的篇章。此后的中日民俗比较研究，似乎一直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令人遗憾。
《千里同风录》从产育、婚姻、丧葬、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娱乐、岁事等九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果再加以归纳，可以看到本书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的民俗进行分析论述。
1．中日民间消费生活方式的比较研究。
也就是，关于衣、食、住、行的生活习俗的比较。
作者首先充分运用了中日两国古典文献记录中的史料，把民俗与历史文化渊源紧密联系起来求证，得出了正确结论。作者引述了《日本书纪》中关于日本从中国聘入织工、缝女多人推广汉服、吴服的记载。同时把从四世纪到六世纪间日本大和国统一全国以来迅速推进的中日文化交流做了醒目的介绍，用圣德太子着隋唐服的事实说明中日服饰习俗的古代渊源。特别是对文武天皇颁布的《大宝律令》，元正天皇颁布的《养老律令》以及仁明天皇的诏书中关于日本服饰制作方法规定为仿依唐法的介绍，很有意义。它概括了从中国武周朝经唐玄宗开元、天宝朝直至唐武宗会昌朝，历经140余年的服饰文化交流与传播，代表了日本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初期的民俗风貌。作者在论述中日稻米文化渊源时也简介了由中国中、南部向日本传播的说法，同时连带馒头制作，米粉糕、豆腐的制作和多种蔬菜的栽培和食用，都有历史上的交往。其中，尤以中日僧侣在素食习俗上的传播，成为中日饮食习俗交流的重要线索。例如，13世纪中叶，中国制酱方法经日本名禅僧觉心留学中国回国后推广，获得成功的事例，更证明了中日调味习俗的某种共同根源。中日茶俗的同源，更是值得注目的事实，作者也从历史的交往上做了追述。中日居住习俗的交流。也与中日僧侣建造寺院及中日宫廷营建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作者介绍了唐代鉴真和尚与明代隐元禅师的贡献。作者还着意比较了中日造船、航海的习俗发展，都相应地引述了有力的史料证明。
其次，本书作者并不停留在俗源传播的探究上，更主要的是对日本消费生活习俗的特点做了阐述。这在关于和服传承特点的分析论述中表现的十分清楚。作者用四个特点来说明日本穿着和服的习俗。他从自然条件的分析入手，说明了日本人民适应了温带海洋性气候，以大部地区的温和、多雨、湿度大的环境需要为标准，发展了肥大舒适的裙和腰两侧开口通风的上衣，形成了和服。同时突出说明了日本纺织业的高度发展给服饰精美创造了物质生产条件。和服的社会等级特点对和服及其各类型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和服的色彩、图案、纹饰又从多方面反映了日本各种职业特征或民间信仰特征。例如，作者具体分析了日本服饰的色彩信仰，深红、深紫的尊贵、神圣，由宗教崇敬转入宫廷地位的标志。本书作者还从和服引伸开去分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日本布袜和木屐。在饮食习俗的论析中，也评价了日本料理的独特流派。作者论述居住习俗时，又突出介绍了日本式庭园的自然美，抒情言志，追求净土世界的佛禅影响。通读这几章，深深感到作者在对中日民俗的认同中，刻意追寻日本民俗的特异趋向，使读者把握到日本民俗中所具有的浓郁的日本意味和风貌。
2.中日民间社会生活仪礼的比较研究
这部分包括了人生仪礼的四大阶段礼仪的比较，即：产育礼，成年礼，结婚礼，丧葬礼。
作者首先分析了产育习俗的古老观念，把中日两国石祖崇拜的习俗与崇拜、产神崇拜的关系做了比较，列举了极其相似的现象加以论证。然后，以婴儿诞生后中国的“洗三”习俗与日本初生之日婴儿“浴汤之仪”为例做了比较，进而对婴儿百日、周岁的相似仪式也做了分析，找到日本周岁试“力饼”与我国“抓周”的卜吉含义的相似点。
作者还从史料上找到日本天武天皇朝仿唐代冠礼制在男子中推行的结发加冠俗制称为“加元服”。作者对照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残留的成年礼仪式，介绍了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女子成年式的染黑牙古俗。
在婚礼习俗的比较中，作者先对比了中国《唐律》与日本《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的异同，强调指出封建婚制对两国民间婚俗的严重影响，对女性婚姻自由的压抑与摧残，从而揭示了中日传统婚俗的男尊女卑性质与夫家族权的威慑作用。同时又具体分析介绍了日本古俗形成的从妻居婚姻形式，即服役婚与招赘婚保持了一定的妇女自由特点。
作者对中日丧葬古俗共通的招魂作了介绍。同时详尽地运用两国古典文献资料详细论证了日本古代葬俗在我国唐代同期，几乎都以唐人丧葬仪礼为基准，甚至写入天皇的律令中。在对比中国土葬古俗的儒家全尸观念与日本火葬古俗受佛教影响之后，作者对日本丧葬习俗的发展演变做了评述。对日本葬仪奠礼和举行追荐佛事的宗教习俗色彩做了精细的论述，使读者对中日丧葬习俗的分野在儒释两家的严重影响找到了贴切的答案。
3.中日民间信仰习俗的比较研究
这是作者在比较民俗学方面最具特色的部分成果。在全书中，中日民间信仰的比较，贯穿成书的全过程。这样，作者便牢牢把握了比较民俗的核心，从显形民俗的衣、食、住、行、与婚丧仪礼、向隐形民俗的深层信仰观念开掘，寻求不同民族之间共同、相通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模式。
作者在论及服饰之始，便探究了日本服装禁忌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继而又把日本饮食禁忌与中国民间信仰相联系；然后再分析日本居住习俗与中国民间信仰的渊源；日本的交通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关系等。作者把中日两国的产育习俗、婚俗、丧葬习俗都和宗教信仰、阴阳五行密切结合论析，使人生礼仪的社会性质有了更深刻的信仰文化的铨释。特别关于日本岁时节日习俗的论述，都分别从神道、巫术、除祟、驱邪、逐疫及礼佛、超度鬼魂等方面探究了节日与信仰的深层关系；同时也展示了中日极其相似的种种节日祭祀仪式。例如新年、端午、七夕、中元节(日本盂兰盆祭)，都充满了祭祀特点。甚至作者在比较中日游艺竞技活动时，也十分注意娱乐活动过程中娱神、敬神的重要因素。
4.中日游艺竞技习俗的比较研究
作者选取了博戏、棋艺，放风筝、斗鸡、斗草，踢球、打马球、荡秋千、角力，乐舞戏曲和杂技，几乎把中日共同的大部分娱乐竞技习俗做了分析、比较，很有新意。
其中，中日独有的围棋和角力(中国的摔跤，日本的相扑)、掌法(柔道)，乐舞和戏曲，是中日游艺竞技民俗交流的历史产物，它们在长期发展中，有的从始至终同源一流，象围棋技艺的发展那样，形成了中日共有的艺俗，至今不衰；有的则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独具民族特色，形成了各自的民俗传承；象大相扑与摔跤，柔道与武术、歌舞伎与京剧等。作者在民间游艺的比较分析中，尤为重视微观比较，例如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和日本歌舞伎“隈取”的造型和色彩研究；中国三弦与日本“三味线”的比较，中国戏曲角色行当与日本歌舞伎角色的对应比较，都是很有价值的。
本书通过上述四大方面分了若干引人注目的话题进行分析、评述和论证，为读者展开了两幅异曲同工的东方民俗画卷，代表了东方文明的古老民俗文化创造，可供民俗研究者进行更为广泛的探索。《千里同风录》一书为中日民俗比较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
近几年来，民俗文化热潮在我国已经掀起，比较民俗学也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是，以往的比较研究多停留在民间文艺的神话、传说、故事的比较上，过于偏狭，这没有真正触及到民俗文化的多侧面比较或全方位比较。《千里同风录》的作者，以他熟悉中日两国民俗及对日本风俗进行过实地考察的优势，撰写了这部中日民俗比较研究的专著，以它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精到的见解，填补了比较民俗学上的一大空白，并起到了开创先河的作用。
比较民俗学的科学功能，主要要从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充分显示出来。近年来，某些论述常常把毫不相干的某两国民俗现象生拉硬扯到一起进行比较，用乱猜谜底的非科学手段做所谓的结论，这是一种学术歪风。《千里同风录》一书充分发挥了比较研究的科学功能，始终把握住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主线，做出了论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本书具有的最大的特点，也是本书学术价值与科学意义的所在。作者这种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很值得提倡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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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丙安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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