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民族志：人类学的另一种探索（转引自
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 ... &extra=page%3D2）
张海燕 陈融
摘要：口述史是有别于以往实证历史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文体。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特殊产品。这两种完全不同领域的研究，有越来越多的交集。用口述史的方法作民族志研究和书写是对人类学的另一种探索。本文试图将这种新型的民族志界定为：口述民族志，并依凭研究方式方法和意义等多方面的创新，对口述民族志作一个初步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口述史；民族志；口述民族志
一、口述史和民族志各自为阵
口述史和民族志分别隶属于历史和人类学这两个不同的人文学科，各自为阵，有着各自的特点、发展轨迹和研究方法。
口述史是研究者运用采访录音等相关手段，收集整理调查者的口述材料进行整理还原的历史。口述史作为一种新型的历史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有别于以往实证历史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它不同于以往的文献，它使得被调查、被记录的声音的代表者直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而不再是被动处于被书写者的地位。口述史在表现和还原历史的真实方面着重从个体对历史的感受、经验出发，这种史实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它提供了历史研究的另一种比照和坐标。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实践方式，是从个体经验角度展现的历史。［1］具有记载平民化，史事记载细节化，史料记载多样化等文献历史所不能及的优点。［2］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特殊产品，是对特定人群进行田野调查后就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描述和阐释。民族志的英文表达“ethnography”，直接翻译成 “不同文化群的志 ”。这是我们讲的 “民族志 ”的一个更真实的含义。民族志研究是一种类似于全知全能的关注方法。它注重对研究人群的整体把握，试图将微小而全面的小范围人群研究作为研究大范围人群的一个参照。
民族志在学术史上是个新人。第一部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完成民族志专著（ monograph）是人类学家理福斯（ W.H.R.Rivers）于 1906年发表的《托达人》（The Todas）。理福斯在印度托达部落作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细致而全面地调查了当地人生活的种种情况，最后写成了《托达人》。该书对印度托达人的生产活动、社会生活、信仰、亲属关系以及与周边民族的联系进行了深刻而又细致的描述。这之后，马林洛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1922年分别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以参与式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就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基础。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文本展现，代表人类学认知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方法。在过去的 100多年，人类学家一直以民族志为骄傲和自豪。
二、口述民族志是口述史和民族志的交融
学术的交流和融合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交叉学科的不断兴起，正是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口述史和民族志分别代表着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式和呈现手段，也渐渐呈现出一种交叉和交融。比如口述民族志的出现。
本文将口述民族志作出这样的界定：口述民族志即是借用口述史研究的方法，采用对研究者口述材料的直接引用来展现研究者所代表的特定人群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的研究手段和文本展现。
同口述史相似的是，民族志在真实性和解释权上，争论未断。质疑者认为口述史的受访者由于选择记忆和个人利益回避表达等因素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对于此，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口述史家和文献史家平等地享有出于偏见或个人利益对史事歪曲的可能性”。［3］现代民族志从一开始就追求“科学”，以马林洛夫斯基为代表创立参与田野后的民族志，被称为“科学民族志”。企图以科学的研究手段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尽可能全面地展现研究对象的生存状态。科学民族志要求人类学家尽量回避个人主观偏见和能力缺陷，力求达到一种绝对的真实。
然而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种绝对的真实是不可能的，文化本身就有一种自我表达的能力，这种自我表达，也是一种文化，也当是民族志的一部分。正如解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所说：“社会，如同生活，包含了其自身的解释，一个人只能学习如何得以接近它们。”［4］
口述民族志正是这样一种自我表达的民族志的集中体现。它通过当地人用自己的语言对其个体体验的表述细致真实地还原其生活和文化。其表述本身也是民族志研究和考察的一部分。这就明显有别于以前那种人类学家用第三者的眼光解读作为“他者”的研究对象。尽可能多地规避了人类学家由于主观能力和世界观上等不可回避的局限，而对其可能产生的误读和回避。这是民族志的另一种文本，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另一种参照。
这种让研究对象参与到民族志书写的手段好处和优势是明显的：他们最通晓本文化群的语言文字，最熟悉本文化群的历史和现状，最深知本文化群的风俗习惯，最能理解本文化群的心理状况和思想感情，所以他们的口述是最具说服力和真实性的。并且口述的音、情、貌等都能在民族志中展现，更加生动、真实、立体。所以相对于科学民族志而言，它有不可企及的生动性，细节性，故事性，真实现场感，以及作为后世学者研究的原始材料的丰富性和可靠性。后世学者作研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口述民族志中抽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作原始材料分析。
口述民族志的一个代表作《尼萨————一个昆族妇女的生活和言谈》（NISA————The Life and Words ofa!KungWoman）。［5］这部女性人类学著作，借用昆族妇女尼萨之口讲述其自己的生活、生产、生育等故事，对非洲昆族人特别是女性的生活和心理进行了描绘和阐释。《NISA》按照尼萨生命历程的先后顺序分章描述，分别涉及到童年记忆、家庭生活、性别觉醒、婚姻、生产等各个方面。每章由两部分组成，前面一部分是作者 Marjorie Shostak根据她在昆族部落里做的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汇编而对昆族部落作的较为抽象而全面的描述和解释，后面一部分是尼萨根据其记忆讲述她关于每一个话题的个体经验。《NISA》有非常丰富的心理和细节描写，可读性很强。通过个体经验和经历的传达，能够具体细节化地体现当地人文化和生活，也细腻地展示了当地人对自己文化和生活的认知和解释。她的这本口述民族志给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范式。
过去民族志虽然有大量的田野和史料文献的参照，但它毕竟还都只是“他者”的目光，视角
和声音代表的是掌握文化的精英阶级和权力阶级，下层民众或者说是被研究者是很难参与到民族志文本的成型过程，很多东西在成为文本的过程中被人类学家有选择地或者无意识地过滤掉了。这种“民族志”其实回避了人类学最有优势的地方————与基层的文化群最深最长久的接触。
而口述民族志就是发扬了人类学的这种长处。它把人类学最擅长研究的基层文化群的原初状态通过其自身的表述展示出来，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其实景。给研究对象一个机会，让他们去陈说自己的文化，直接成为本文化群的书写者；给读者一个空间，让他们自己去解读这种文化书写。而不是人类学家独自操刀解说所有，消融研究对象和读者的认知权和书写权。
口述民族志的出现使得民族志渐渐呈现一种转向，由过去一直对民族志力求绝对的真实和科学，逐渐转向一种表述的真实。人类学研究的重点由民族志观察转向民族志理解。前者重视对田野史料的堆积和表达，后者重视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解说。这种转向，更具有人文关怀和叙述关怀。这样给民族志多种可能性，给民族志的研究提供多角度、多层次的视角。
当然，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完美的。口述民族志面临着多方面的质疑和考问。比如说，口述民族志同样具有选择记忆和回避对己不利之实的困境，何以证明这种形式的真实可靠？然而口述材料是来自于普通民众的，而不是精英学者或者统治阶级，所以它有不可比拟的真实性。正如塞缪尔所说：“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这或许正是口述民族志价值的根源。
三、口述民族志是一种新的探索
口述民族志为民族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和文体，以往人类学家作民族志，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辅以文献梳理，对民族、部落、村庄、社区等文化群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文化信仰等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和解读，这种描述和解读是单方面的，带有话语霸权的色彩。而口述民族志却是加入了研究对象对自身文化的解读，把发言权交到了普通民众手中。这是以往民族志所不具有的优势和特点，是对文化群研究的另一种参照和对应。
口述民族志是人类学另外一种表述方式的探索，是人类学研究多种可能性的一种尝试，是研究方法的革变，是成果展现的文体改变，是由单一的客位研究走向主、客位研究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尝试，也是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种探索。
参考文献
［1］李锐.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序言［J］.社会科学论坛，2003，（3）：70-74.
［2］张利民.口述史研究与中国特色［J］.天津政协，2007，（9）：41-42.
［3］邬情.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J］.学术月刊， 2003，（6）：77-82.
［4］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534.
［5］Marjorie Shostak．NISA——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81．
作者简介张海燕（1983－），女，四川三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类学、民俗学研究；陈融（1985－），女，重庆台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批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