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乡研究的反思与辩护
人类学家乡研究的反思与辩护
———基于两项教育民族志的研究（转载自人类学在线论坛）
巴战龙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100875)
摘 要:“家乡研究”是中国人类学的特色领域,其长短得失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作者以自己的教育民族志研究为经验基础,对人类学家乡研究作了反思和辩护。
关键词:家乡研究;民族志;教育人类学;裕固族研究
一、引言
“家乡研究”是中国人类学的特色领域。迄今蜚声国际学界屈指可数的几本人类学著作中,“家乡研究”作品占据着最耀眼的位置。林耀华的《金翼》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本“家乡研究”的小说体民族志,不仅使众多中国人类学著作相形见绌,而且几乎完全使人忘记了这位哈佛大学高材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贵州苗民》( 1940年答辩后旋即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三卷第五期) [ 1 ] (53) 。费孝通早年的代表作,同样蜚声国际学界的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也是“家乡研究”的作品。他的导师,文化功能论的开创者马凌诺斯基在《序》中说:“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2 ] (13)实际上,近年来其重要性才被重新认识的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也是“家乡研究”的经典之作。他的导师,人类学史中的集大成者林顿在该书“序言”中说:“可以肯定地预言,对社会科学最有价值的贡献,将来自那些由于双重文化参与,从而能无偏颇地获得事实和理论体系的科学家。”林顿的评论常常被中国人类学界认为预言了一个社区研究之本土人类学时代的到来[ 3 ] (1 - 5) 。三位前辈的学术作品和成就,足以使人相信,在以异文化或他者为对象的人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异域与本土、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是微妙的,“家乡研究”领域也能磨炼出人类学的技艺,甚至是大技艺。
自2003年底开始拟定第一个规范的教育民族志研究计划开始,在过去的5年里笔者完成了两项以探究“学校与社区关系”为主旨的教育民族志研究（社区发展与裕固族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D ].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人类学视野中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的现代性百年历程[D ].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这两项研究都是在我的家乡———一个叫做“明花”的乡村社区完成的。人都是有情感和认同的生物。虽然当代社会有“后现代”们的喧嚣和鼓噪,但是中国是讲究“根”的国度,“志不忘其旧”仍体现在大多数人们的生命历程中。笔者出生在明花的一个普通的裕固族家庭,在明花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接受过这个社区传统文化的濡化和现代初等学校教育,对自己的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始终认同自己是一个“明花人”。选择明花作为这两项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更多是出于研究趣味和学术志业的考虑。作为学习人类学的晚辈,笔者受到了林耀华、费孝通和杨懋春等前辈学术著述和田野实践的启发和鼓舞。林耀华在他的文集《从书斋到田野》的代序《趣味》一文中自问:“怎样可以有真挚的为学态度?”继而自答:“关键即在‘趣味’二字之上。”[ 4 ]自1996年在明花完成第一次“准田野调查”至今,笔者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在明花完成的,笔者的体验就是每次田野调查都有新感觉、新发现和新疑问,总想通过更深入的田野调查去释疑解惑。古人亦云:一屋不扫,安能扫天下?! 笔者坚持认为,自己的观察、思考和言说,应该从离自己最近的经验和事实开始。但是,在包括数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会、答辩会在内的公开和私下的场合,笔者不得不一再就家乡情感抑或族群意识对田野调查材料的收集、解
释和书写的影响作出说明、评估和反思。笔者不是遇到此类问题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在反思成为人类学研究之必要一环的学术潮流中,时运不济的人还包括那些本身是女性,却又对女性问题感兴趣,本身是宗教徒,却又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人类学者。笔者的问题是,自己是出生并成长在明花的裕固人,却又有志于研究明花教育和裕固族文化。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自己的教育民族志研究作为经验基础,对人类学家乡研究作出反思和辩护。
二、人类学家乡研究的缘起与一般性论述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起初是一门发端于“西方”的学问,而且是以研究“非西方”为主旨的学问,在193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后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正是在“西方”对“非西方”一再的启蒙和渗透下,出现了出身于“非西方”的人类学者对“非西方”的“本土”进行研究的情形。比如说1936年费孝通负笈英伦, 1938年以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就是日后中国人类学的经典之作《江村经济》,研究的竟是他的家乡的一个名叫开弦弓村的农民生活。这一下,在人类学内部就引起了无穷无尽的争论:一部分人对“本土研究”大加赞赏、羡慕和肯定,而另一部分人对“本土研究”进行了无情的挖苦、讽刺和否定。不过,马凌诺斯基显然属于前者的行列,自命非凡的他,作为费孝通的导师以一种洋洋得意的口吻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家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5 ] (68 - 69)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费孝通没有辜负“马老师”的栽培,他对人类学作出的非凡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著作在人类学界引起的争议,所以在他亲自倡导并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类学‘补课’的过程中,针对中国本土人类学者的身份转换问题不无真诚地说道:“中国本土人类学者面临的是如何‘出得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研究本土社会的人类学者,重要的是要从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司空见惯的观念中超脱出来,以便对本土社会加以客观的理解。本土人类学的要务在于使自身与社会形成一定的距离,而形成这种距离的可行途径是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海外研究中国的人类学的深入了解。通过这种了解,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社会和文化‘陌生化’。”[ 6 ]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文化上呈现“差序格局”,所以,人类学家乡研究实际上只是“本土人类学研究”的一种类型。
中国人类学家胡鸿保说:“毋庸讳言,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研究本民族共同体,‘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每每富于强烈的本民族文化中心意识。于是,在方法论上将面对文化相对论的置疑。但是在另一方面,受过人类学训练的富于专业眼光的本民族学者却又可能凭借濡化而得的‘先赋’优势揭示更多异民族调查者难以发现和领悟的文化现象及其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的人类学训练有可能让本民族学者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进得去’、‘出得来’。而本民族真正的人类学家对于社会学本土化以及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人才———既不可多得又无法代替。”[ 7 ] (178)日本人类学家末成道男认为“家乡人类学家”所具有的几点优势和劣势,可供我们参考。他认为三点优势是: 1. 更了解和更易于接近被研究者; 2. 具有同一观点; 3. 具有共同的社会政治价值。三点劣势则是: 1. 对无意识因素反应迟钝; 2. 受母文化的约束; 3. 难以保持中立[ 7 ] (179) 。
综上可以总结出几个基本认识。1. 人类学家乡研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原因主要在于人类学者在家乡研究中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2.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中立,价值无涉”教条的笃信,是人类学家乡研究受到质疑的“祸根”; 3. 对人类学家乡研究的评述和反思过于抽象化、一般化,与人类学研究的“脉络化”要旨相悖; 4. 如何在研究中尽量克服“家乡中心主义”和“本族群中心主义”造成的“无意识谬误”,以及如何作到“进得去”、“出得来”是家乡人类学者面临的实际问题。
三、两项教育民族志研究的主要局限
一般说来,任何一项研究,无论研究者设计和实施得多么完美和谨慎,它都会有局限性,人类学家研究也不例外。就笔者的两项研究而言,其局限在于研究者不能熟练使用当地裕固人的语言———西部裕固语。
笔者出生在明花乡刺窝泉村的一个普通牧民家庭。刺窝泉村的裕固人大多已转用汉语方言———酒泉话,不会讲本民族语言,所以,我的第一语言是汉语。幸好,笔者的父亲在1966—1968年在明花区学校就读时,跟他的同学学习了西部裕固语,所以笔者跟父亲学会了近百个西部裕固语词汇,会说几个完整的句子。1994年,笔者从兰州市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按照安排,笔者先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部学习一年。期间,笔者结识了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裕固族文化研究专家钟进文。他是裕固族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和笔者同为“明花人”。1995年9月笔者正式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并开始师从钟进文学习裕固族文化及其研究的基本知识。1996年3月至1997年1月间,笔者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裕固语专家陈宗振研究员学习西部裕固语。
尽管在钟进文和陈宗振两位老师的启蒙教育下,笔者充分地认识到熟练使用西部裕固语在裕固族地区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笔者的基础较差,只学会了一些“哑巴西部裕固语”,没有达到能熟练使用的程度。按照经典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要求,研究者必须熟练使用当地语言,笔者只达到了能熟练使用明花社区汉语方言的要求,没有达到能熟练使用该社区西部裕固语的要求。因此, 2004年、2007年两次在该社区进行的较长时段的田野调查,笔者都请了西部裕固语翻译。
2007年6月12日,笔者访问了明花乡小海子村的一白姓裕固人家,受到了盛情款待,吃了鲜嫩可口的羊肉,喝了酣畅淋漓的白酒,听了发自肺腑的话语。临走时,男主人郑重地说:“小巴,你今天能来我们家,我们很高兴,粗茶淡饭,也没个啥吃头,尽说话了。你研究我们的语言、风俗习惯、关心我们娃娃们教育上的事情,我们觉得心里头很舒坦,很骄傲,我们这么小的民族,能出这么优秀的人才! 你都上到博士了,还不忘本,还来关心家乡的父老乡亲,关心家乡的事情,不容易啊! 我们是个老牧民,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说错了你不要见怪。我给你提两个要求。一个是,你以后一定要把我们的民族语言好好学一学。我们的语言是个宝贝,里头的东西多着呢。要研究我们这个民族的事情,最好能精通我们的裕固话。你生在前滩,不精通我们的话,从小没有学下,这也怪不得你。说得不好可以学,学下了将来用处大着呢。我们都搁上裕固话说,就没有东西把我们隔开了,就心连心了。裕固话,就是我们的老根子,这个老根子丢掉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消失掉了。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照的照片,你洗好了给我给上几张。我们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外头的事情知道得少,没有见过世面。我们也想了解些民族的事情,你今天来说了,一百年前就有外国人研究我们的民族呢,研究我们明花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了。照片也是个纪念,我们见了一面,以后还能想上一辈子。”男主人语重心长谈话的场面历历在目,令笔者终身难忘。“我们见了一面,以后还能想上一辈子”,这是何等的情谊! “里头的东西多着呢”,这是何等的睿智!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没有发现完全不会说汉语的人。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虽然口头交流功能是语言的本体功能,但是它的附属功能———群体认同、社会区隔和文化传承的功能也不容小视。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文化理解的本质就在于要体悟和把握“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地方性的文化概念体系与文化解释体系。由于不能熟练使用西部裕固语,笔者确信自己很可能错过了理解这个社区历史与现实的“关键词”。
四、对民族志研究中“价值无涉取向”的讨论
“因作为一个学者和实践者对教育人类学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膺获乔治和路易斯•斯宾德勒奖”的美国民族志学家费特曼针对民族志的“价值无涉的取向”问题谈到:“民族志中一些概念迫使研究者向新方向开掘,一些概念确保资料的有效性,另一些则只是防止玷污资料。价值无涉的取向在这三个方面对民族志学者都有所帮助。最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可防止民族志学者对他们的观察作出不恰当的和不必要的价值判断。价值无涉的取向要求民族志学者延缓对任何给定的文化实践作个人评价。保持价值无涉的取向类似于看电影、歌剧或阅读书籍时保留自己的怀疑态度———唯有读者接受不合逻辑的或难以置信的情景,作者才能任意挥洒出极其迷人的故事。⋯⋯关于这点,说穿了,只是要求民族志学者必须尝试在看待异文化时不要对不熟悉的习俗作价值判断,但又不能完全中立。我们都是自身文化的产物。我们有个人信仰、偏见及个人的品位。社会化已深植人心。然而,民族志学者对非常明显的偏见保持警惕,使它们外在化并且尝试公正地看待异文化习俗。种族主义行为———将一种文化的价值和标准强加于另一种文化,认定前者优越于后者———对民族志而言是致命的谬误。”[ 9 ] (18 - 19)
在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中,追求纯粹的价值无涉是一种偏见、迷思(myth)和夸父逐日式的虚幻目标和无效劳动。任何一项人类学研究,甚或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践,不存在价值无涉的知识实践和学术研究。人类学家张海洋指出,“研究人的学科至少受到三个特点的挑战:主客共变、互变和价值介入。”[ 9 ] (44)民族志研究最基本的工具是人,任何观察和分析都要经过人的价值观或其他观点的过滤,因此,主观性对民族志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不可避免。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佩什金也曾费时耗墨地讨论他作为一个犹太学者在研究原教旨主义的教会学校时的“主观性”问题。他的结论是,主观性“可以是有效力的,因为,它是研究者作出杰出贡献的基础,主观性来自于个人素质的独特的结构,它能进入到资料之中”[ 10 ] 。英国人类学家卡普兰的论述是精到的:“我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学家,意味着研究自己也研究他人。在这种方式中,自我变成了‘他者’,成为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他者,因为已经非常了解而变成了不同于田野调查之研究的东西,而是变成了自我的组成部分。”[ 11 ] (116)这一点,笔者在自己的人类学家乡研究中感同身受。
人类学研究中,“主位”和“客位”的区分是相对的,都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建构,对两者孤立和僵化的区分和建构没有任何价值或意义。因此,研究者对自身更加精准的定位是非常必要的。笔者的两项研究都采用文化唯物主义的主位与客位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1960年代在美国人类学领域中兴起、由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哈里斯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主位研究就是站在文化负荷者的角度或立场上,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描述、解释、分析和判断他们自己的文化。
客位研究就是用研究者所持的观点去描述、解释、分析和判断所调查到的文化。考虑到笔者本人是裕固族的成员和明花籍贯的人,对自己的民族和家乡都有着强烈的认同,但是笔者15岁初中毕业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兰州、乌鲁木齐和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所以,研究中的“主位”和“客位”的划分是相对的,是在美国著名的多元文化教育专家班克斯的“跨文化研究者的类型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文化负荷者是指“内部的局内人”,研究者是指“内部的局外人”[ 12 ] (173 - 190) 。
本族人类学者或家乡人类学者常常被攻击为“‘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每每富于强烈的本民族文化中心意识”。这是不公正的指责,与其说这是家乡人类学者面临的问题,还不如说这是所有人类学者面临的问题。人类学者常常标榜其研究是为了追求和获得“他者的眼光”,这给社会公众造成了一种错觉或刻板印象———人类学就是研究和揭示那些“远方的文化之谜”,人类学者就得把自己的“帐篷”扎在充满奇风异俗的、远方的族群或社区,日日浸淫其中,以便回来“客观公正”地报道“异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他者”与“自我”是在特定情景中的相对区分,“他者的眼光”是一种游移于文化间的眼光,是一种跨文化的眼光,而区分文化的“单位”不是单一的,是多样的,这导致人类学者跨越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其身份是复合的。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林耀华对“黄村”的研究、杨懋春对“台头”的研究是汉族知识精英对汉族乡村生活的探索和认识,他们都有自己的族群认同、家乡情感和理论取向,他们的研究也展现了汉族乡村生活的不同面相。笔者的这两项研究是一个裕固族知识分子对裕固族地区一个乡村社区“前世今生”的一种“描述”、“理解”和“叙事”,同时,这两项研究也是笔者作为一个民族志研究的新手,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的基础上描述、分析和解释家乡的历史与现实,表达自己的关怀、经验与信念的一种尝试。设想笔者在研究设计、田野调查和文本撰述阶段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工作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当报道人因讲述“极左”时期悲惨的个人或其家庭的遭遇而失声痛哭时,当报道人因为子女教育失败而黯然神伤、孤苦无助时,当报道人讲述为了子女教育成功而作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时,当报道人用饱经沧桑、年迈嘶哑的嗓音唱起民歌《歌唱我可爱的家乡》时,笔者不可能像冰冷的机器一样无动于衷,这些“故事”和“事件”不可能不对笔者的观察、思考和写作产生影响,尽管专业意识在不断提醒笔者不能陷入“家乡中心主义”和“族群中心主义”的雷区或陷阱。质性研究方法领域炙手可热的专家古巴(Egon Guba)和林肯(Yvonna Lincoln)也曾写道,“到今天为止,优秀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向研究所涉及的主要角色、当事人和报道人展示良好的移情”[ 13 ] (40) ,“研究者能够与被调查者交流的热情和移情程度往往昭示着他们作为一个资料收集者的优秀程度”[ 13 ] (140) 。
笔者是怀着深切的热情从事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因为笔者也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去做的事情”[ 16 ] (24) 。十多年来,笔者常常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责任的召唤和担当。正像将“从实求知,志在富民”作为人生抱负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总是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推动这两门学科对社会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探索作为自己的责任一样,笔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探究像裕固族这样的“小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存之道,有责任去描述和解释像家乡明花这样的边缘而脆弱的社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命运”,让尽可能多的挫折和牺牲不至于成为“过眼烟云”,不至于白费。笔者将冯克利在阐述韦伯的“学术与人生”时的一段话作为自己在人类学家乡研究中不断进取的理由:“我们若想献身于学术,就必须勇于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实’,任何伦理的虚饰,不但是对现实的歪曲,而且意味着逃避对行为后果的责任。”[ 14 ] (8)
五、结语
“家乡研究”,作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特色领域,无疑应该延续下去。换句话说,学术界不能将包括“家乡研究”在内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认识和理解刻板化、公式化,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家乡研究”的问题,而是讨论怎样作才能使“家乡研究”更加精彩、富有创意和充满洞见。
笔者的教育民族志研究是从家乡研究开始的,但是并不认为有志于学习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新手都得从家乡研究开始。以名著《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种民族志》进入教育人类学“学科英雄谱系”的民族志研究专家沃尔科特曾经指出,由于教育民族志研究者通常都是重视教育且学业成就很好的人,“他们不容易发现对教育持不同观念和具有不同教育经历的个体所体验的学校文化隐含的意义”,所以他“建议学民族志方法的学生深入到一个遥远的社会或完全不同的狭域文化(microculture)中作第一个实地研究工作,然后再开始研究自己熟悉的学校和教室文化”[ 15 ] (340) 。
从人类学前辈那里和中国人类学史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于民族志研究的新手来说,无论他(她)的田野民族志研究的第一步是从“异域”还是“本土”,抑或“家乡”开始,要想取得成功,接受严格专门的学术训练、采取谦虚好学的学习态度、磨炼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和培育开放豁达的人生心态才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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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