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的范式交叉与民族志创作（1）
人类学研究的范式交叉与民族志创作
转引自
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 ... &extra=page%3D2
张金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如今人类学的发展逐步摆脱了纠缠于对某些文化或社会本源性问题的探讨，进入了多种范式交叉的研究时代，在理论视野上寻求跨学科的尝试，研究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从外显的文化实践转向内隐的文化阐释，即人类学田野作业的重点不再仅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描述，还有对文化体验与情感的阐释；与此对应，作为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变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一种经验途径与实践来源。
关键词：人类学；范式；民族志；知识生产
人类学的历史曾经一度与对文化或社会的本源性问题的探讨纠缠在一起，人类学家希望通过对“原始社会”的探讨，找到他们关于人性本质问题的答案，是对人类社会最一般性、最抽象的诉求。尽管多有成就，建立了诸多解释社会的学说与理论，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都是不充分的，是人类学家自己的主观建构，或者反映的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如同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在他与马库斯（George Marcus）合著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一书序言中所说的，田野民族志在表达上具有不完整性[1]( P182)。
从学科创建之初，西方人类学就开始关注非西方的“非现代性”故事，直到20 世纪80 年代，这一学科的视野取向才开始在人类学学科反思中受到批评，人们开始注意到西方和非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基本的关注视野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西方的人类学仍旧是建立在非西方社会的田野之上的[2]。而如今人类学的发展逐步摆脱了纠缠于对某些文化或社会本源性问题的探讨，进入了多种范式交叉的研究时代，在理论视野上寻求跨学科的尝试，研究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从外显的文化实践转向内隐的文化阐释，即人类学田野作业的重点不再仅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描述，还有对文化体验与情感的阐释；与此对应，作为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变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一种经验途径与实践来源。
一、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1. 人类学研究的多范式交叉
人类学是一门多范式的学科，其理论范式的划分有多种方法。有学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将之划分为历时性、共时性的理论范式；也有人从研究对象的侧重点方面进行划分，包括社会理论范式与文化理论范式，还有人直接以人类学历史传统中所出现的不同的具体理论流派来区分不同的理论范式，而每一种理论流派同时又是以其它标准划
分而来的多种理论范式交叉的产物，综合了多种研究与分析视角。学界普遍认为，是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于1962 年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最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的。所谓范式（paradigm），是指在特定学科领域内所形成的特定的理论学说、知识结构与推理方式等，或者说是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所提出的某种思想观点或分析视角与方法。学科范式更主要的是关于学科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尽管人们常常把“理论”与“范式”连起来使用，但这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范式指的是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涵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的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相比之下，理论指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3]。
有些学者强调人类学学科的纯洁性，其实这样恰恰束缚了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因为毕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按照学科配置和安排的”，“在研究中一味拘泥于学科的边界，很可能会束缚研究者的手脚，使研究者的视野受到限制，也无法求得更合理的解释”[4]。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有些人类学者注意到了“跨学科”与“去学科”的问题，试图以人类学学科的关怀为主线，在理论视野与具体方法上寻求一种跨学科的尝试。
人类学是最具有跨学科能力的，是目前在科学体系中几乎最具有跨学科品质的“学科”，它涵括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5]。人类学有着指向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但对很多从其它学科跨进人类学门槛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来说，人类学更多的是一种理解人类社会的方法。如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有很多交叉学科，如音乐人类
学、舞蹈人类学，做这些交叉学科研究的人，一部分是人类学出身，一部分是另一半专业出身，前者想借某个特定的学科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人类社会与文化，而后者则往往是拿人类学这一方法，来加深、拓宽其专业研究，二者所关注的问题不同。
当下的人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多范式交叉的研究时代。高丙中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志著述正在经历的从写实性到反思性的转变进行过综述，他认为，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来说，民族志不再仅是一种客观呈现科学研究成果的简单明了的文体，而且也是可以尽情发挥自己语言能力的文章；不只是为了记录远方的对象，也是（或者说其实是）为了认识他们自己在选题和论文构思上都是具有反思意识的。民族志原本生产关于对象的知识，反思性使关于对象的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权威性受到了限制，却意外地增加了获得关于研究者的背景（他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知识的机会；反思的多种视角则让这种机会从多方面得以实现，这种由彼及此、由远及近的思想范式也就在实际研究中衍生出众多的方案[6]。
另外，如今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反映的不只是关于被研究对象的知识，还包括人类学家进入田野探寻知识的经历，它呈现出一种知识生产的过程。人类学研究由对第一种知识的探求过渡到对第二种知识的反思，表明了人类学学科自身的反思，这一反思也生动地呈现在被视为经典的民族志作品上。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作为科学民族志的范例，“代表的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描述的对象”。而拉比诺（Paul Rabinow）《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是“把人类学家的实地调查过程作为描述的对象”。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纳文》则是“别开生面地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过程当作描述的对象，只不过在文本的呈现方式上是把关于对象的描述与关于写作过程的描述熔铸在一起而已”，“它们先后把民族志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能够达到的可能性推到了新的高峰”[7]。
2. 人类学研究中的主观所在
如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较之以往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性转变，那就是其重点从外显的文化实践转向内隐的文化阐释，也就是说，从客观的行动转向主观的意义，即“客位”（etic）的民族志描述，转向为“主位”(emic)的文化体验与情感。
在1960 年代，人类学界曾经有过很多有关主位和客位研究方法的辩论，至今它们仍然是一个被经常讨论的话题。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由于人们一般习惯地认定“客观的东西”就是“科学的”，“主观的东西”就是“非科学的”，所以运用“主观”和“客观”这对范畴讨论社会文化现象，经常会导出不恰当的结论甚至引起人们观念上的混乱。为此，他主张应当解决两组不同的区别：一是思想事件与行为事件之间的区别；二是主位事件与客位事件的区别[8](P31)。“主位”和“客位”的概念源于语言学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主位”方法强调将在文化观察中当地人的观念和范畴作为依据，以其所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为最终的判断标准；而“客位”方法则把旁观者在描述和分析事件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作为最终的判断依据。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地方性知识》强调了对当地人想法的研究，但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格尔茨作为解释人类学家，仍坚持自己的解读。对“说明性的客位”（explanatory etic） 和“解释性的主位”（interpretative emic）之间所持观点的异同，是1960 年代文化生态学家与象征人类学家争论的核心之一，奥特纳（Sherry B. Ortner）在《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中认为，双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象征人类学家放弃了所有“说明”的权利，而文化生态学家则忽视了人类行动得以发生的意义框架[9](P126～166)。
人类学家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做到客观地描述其研究对象的，因为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文本永远都无法摆脱他的“自我”，尽管最初人类学者想证明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是一门“客观、公正”的学科，但直到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的出现，人们才被精彩的民族志文本所唤醒，原来对于“异文化”的了解可以在这样一种标明非常主观的文字中得到与以往民族志文本一样的知识。
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态度。照法国人类学家杜蒙（Louis Dumont）的说法，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观察者所扮演的角色在观察之过程里面，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了。他所送达出来的图像并非是其中没有了主体之属的客观描述，而是某个人对某样事的一种看法”[10](P4)。
（未完，后接《人类学研究的范式交叉与民族志创作（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