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方法论研究——论“民族志”方法论（转引自
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 ... &extra=page%3D3）
【摘 要】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导入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后，对新闻传播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传播学甚至由此而产生一个新分支即民族志传播学。同时，新闻传播研究也在质化研究的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在新闻传播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个领域均有应用。本文通过分析民族志的产生及发展，论述民族志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及启示价值。
【关键字】民族志、新闻传播、方法论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自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创立，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新闻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民族志被导入新闻传播研究中后,对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做出了极大贡献。
一、“民族志”方法论及代表人物
民族志，也译作文化志，主要指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作田野调查，深入到其特殊的社区生活中，以“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通过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这些民族志描述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此文化的基本概念。一般认为，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民族志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
民族志最初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马林诺夫斯基把民族志发展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由该方法取得的特殊的文本形式，格尔兹则把民族志发展成为一种用“深描”方法对文化进行阐释的地方性知识。目前，由于民族志重视研究对象的社会行为及其与整个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所以其被广泛地运用到其他学科，而民族志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对新闻传播研究产生了很大的促进和影响。
二、“民族志”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两大传统。早期的新闻传播研究大多采用的是量化研究，然而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自身的深入与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的传播，而意义是很难单纯通过量化来进行研究的。再加上文化研究思潮在全球的蔓延，使得新闻传播的质化研究愈发受到重视，民族志方法于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引入到了新闻传播的研究中来。
从民族志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细分领域的影响上来说，首先，民族志在人际传播中的影响，是产生了传播学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民族志传播学，其关注的对象是语言社区中的人际传播。
民族志传播学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被誉为该学派的创始人。海默思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的中心是传播实践而不是语言形式，分析的对象是在自然语境下的具有一定模式的传播实践，模式化了的传播实践是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
为了进一步指导民族志传播学,海默思还提出了一个SPEAKING框架,用来考察和分析一个语言社区所采用的语言模式。SPEAKING是由八个英语词汇的首字母组合而成,而这八个词是海默思归纳出来的调查研究者从事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八个方面。它们是: 1、背景(S, setting),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 2、人物(P, people),指的是参与者; 3、目的(E, ends); 4、行动次序(A, act sequences); 5、基调(K, key); 6、工具(I, instrumentality),指传播渠道; 7、规范(N, norms),包括行动规范和解释规范; 8、类型(G, genre),指传播的种类 [1]。SPEAKING框架的构建，对于语言社区中的人际传播研究具有基础性作用。
民族志传播学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是格里·菲利普森(GerryPhilipsen)，他进一步发展了民族志传播学理论,把民族志传播学真正地导入到传播研究中来。“菲利普森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确立了传播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是通过一种文化途径来对传播进行研究，并且这种文化途径还有别于文化研究学派对传播的研究方法。”[2]
其次，对于大众传播研究，民族志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对受众方面的研究，民族志方法论更是形成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成果，其中最为显著的体现是，有的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及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受众民族志和建构主义视野，从中可以看出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3]。
由此可以看出，在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民族志方法的导入，都给新闻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新鲜内容，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民族志新闻传播方法论的应用及启示
民族志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可以帮助新闻传播学学者理解他们的理论是如何受到文化的制约的。在新闻传播应用和研究领域中，民族志从自然的角度来描述、说明、诠释传播实践，能够更有效地帮助我们在文化及社会语境中理解传播活动。民族志方法决不仅仅是一种搜集资料的途径，它也是一种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视野，同样是一种理论。民族志方法在传播研究中的运用，对传播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个人的体验，因此会给传播学研究带来更多的鲜活内容和人文色彩，甚至产生一些天才式的发现。而且民族志方法论的成果表现形式是描述性的，这对于丰富传播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它能够弥补在量化研究中摈弃太多的描述性叙述的缺憾，各式各样的“深描”所闪现着的理性火花也是很多严格的量化研究难以形象表达出来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采用民族志方法论虽然“研究者为了克服自身的偏见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获得一种更真实、更准确的再现所采用的策略”，却终究不能够“彻底克服他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障碍”，达到“完全真实的再现”，因个体的差异而产生的随意性非常大。即使在同样的研究区域中，不同的研究者也会获得不尽相同的体验，因此对于结果的检验也就显得十分困难。也就是说，描述性成果的自由式的笔触，并不是很容易把握的，描述性成果要表达的意义也是发散的、多元的，这使描述性成果缺乏一定的规律，难免出现一些意义上的混乱。而“深描”是这类研究成果的最终理性追求，但是“深描”只有经过严格的多学科训练的研究者才能够胜任，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流于表面的描述(或者说“浅描”)在所难免。
而且与以往传播学研究中惯常使用的量化研究方法相比，“民族志”不受样本规模等方面的限制，切入的区域或群体相对狭窄一些，有时容易过多地陷入某个点的个别材料中，若对面上的情况缺乏了解，容易使描述限于个别的偶然性材料中，而缺乏普遍性意义。这些都是民族志方法论存在的，需要继续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对于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如何扬长避短地应用及发展，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随着民族志方法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民族志转向问题已经被广泛提及，而这种民族志转向必将将给新闻传播事业带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注 释
[1] Hymes, D. (1972).“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n Gumperz, J. &Hymes, D. (eds.)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rgraphy ofCommunication.Holt, Rinehart&Winston.
[2] 蔡骐，常燕荣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2(2)。
[3] Alasuutari,P.’Introduction:Three Phases of Reception Studies’. In Alasuurari,P.(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The New Agenda [C]. Sage Publication.1999,p2-8.
参考文献
1．（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陈燕，《传播学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3．（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4．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
5．郭建斌,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J]，新闻大学，2003年夏季号。
6. 常燕荣,蔡骐, 民族志传播学的发展与贡献—克里斯汀·菲奇博士访谈录，国际新闻界，2002.6。
（ 作者： 李 潇 河北大学新闻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