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最早的“李银河”》
文/ 阿忆(转自作者的新浪博客)
这里说“最早的”,不是在说“李银河早年的时候”,李银河博士比我大12岁,她年轻的时候,我还是个儿童,无法亲历她的生活,窥视她和王小波有什么密闻。我要说的是张竞生博士,20世纪最活跃的革命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和李银河有许多共同点,都是留洋博士,只不过前者留法,后者留美,他俩都曾供职北大,前者在哲学系,后者在社会学所,最重要的是,两人都以科学态度研究性学,都为我由衷敬佩。我所感慨的是,两个人的学术命运,却是南辕北辙,天壤之别,只因为张竞生生活在“当年”,是“当年的李银河”或“最早的李银河”。
张竞生留法归来,做潮州金山中学校长,倡导男女同校,遭体面家长激烈抨击。他恳请广东督军陈炯明推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超生罚款,被陈炯明暗地耻笑。他在广东报纸上写文章,呼吁避孕节育,被冠以“卖春博士”的恶名。这是张竞生第1次碰壁。
在广东混不下去,张竞生接受蔡元培校长聘请,做北大哲学教授,开拓性地举办性心理学讲座,这让他碰了第2次壁。
1922年4月,美国节育专家山格夫人访华,在北大做报告,蔡校长亲发消息,亲自主持,胡适当翻译。张竞生感叹,山格夫人被视为上宾,只因为她是美国女人,而自己,竟被开明的陈炯明和落后的国人同视为发神经。1923年4月,在当年的中国人看来,张竞生大发了一次神经。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的研究》,引发了情爱大讨论。北大生物系有一位名师,叫“谭熙鸿”,妻子是汪精卫的小姨子,得猩红热病逝,其妹陈淑君北上避乱,在北大中文系旁听,寄居亡姐家,很快跟姐夫结了婚,陈淑君的男友在《晨报》上控诉谭熙鸿夺爱,陈淑君不示弱,也在《晨报》上宣称,与谭熙鸿结婚“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张竞生刊发弘论,为陈淑君辩护,同时系统阐述现代婚恋观。今天回望,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简直是天经地义,无新奇可言。可在当年,却是惊世骇俗,招致激烈反对。
北京也不好混,但张竞生没有止步,他为北大中文系创建了“风俗调查会”,以文字记录和实物调查法,整理研究风俗,这让张竞生碰了第3次壁,碰得相当狼狈。张竞生拟定调查表时,列了30多项,“性史”是其中一项,被调查会否决,张竞生不甘心,直接上《京报》副刊征集性史,收稿300多篇。他挑选了7篇,分做编者按,结成《性史》第1集,1926年4月发行面市,立遭口诛笔伐。这一次,参与围剿的,不只是庸人,大批文化名流成了急先锋。潘光旦教授翻译过《性心理学》,却对张竞生冷嘲热讽。周建人因为《性道德之科学标准》,遭到过激烈抨击,现在却成了伐挞者,大力批判张竞生。林语堂博士说,《性史》是一本“很颓废的书”。梁实秋博士更猛烈,他发表《张竞生丑态毕露》和《性学博士》,呼吁禁止张竞生出书,查禁他的《新文化》月刊。老同学宋子文博士,怒斥他倡导“乱爱”。最终,南开校长张伯苓以“诲淫”之由,力促天津公安局查禁《性史》,被北京效法。张竞生狼狈至极,被迫停印《性史》第2集,被北大辞了,转道上海继续碰壁。他想去杭州西湖休养,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博士敦请浙江公安局,以“性宣传罪”,把他抓进待质所,最后驱逐出省。从此,张竞生被挖苦为“性学博士”,终以淫虫小丑形象被铭记。
近年有传闻,说鲁迅曾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仿佛是张竞生的知音。其实,遍查《鲁迅全集》,决无此话,完全是杜撰。相反,鲁迅因为张竞生开书店雇佣女店员,曾有微词。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关于张竞生的3条注释,全是“宣传色情文化”,只是到了李银河时代,新版《鲁迅全集》才改成“宣传性文化”。不过,这已无济于事,说起李银河,国人语之勇敢,怀之敬佩,提起张竞生,仍是奚落、揶揄、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