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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搞点民歌好不好？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了对民歌的重视,提倡大家收集和创作民歌。

“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

在随后的汉口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提到民歌,他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作为文学家本身的毛泽东，在早年革命生涯中，很早就重视民歌的作用，在湖南、广州、瑞金的进行农民调查的时候就非常注重搜集民歌，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民歌的质朴、直接反映生活，非常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观。


1938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就发言说“乡间的农民不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却很生动，言辞也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仅是很好的散文家，而且是很好的诗人。”

在毛泽东看来，作家、诗人们应该向农民学习，创作的作品要反映农民的生活，但他的想法还不止于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毕，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即将来临之际，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享受文学，还要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理想。就在此前不久，他还表态说“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由此，发动群众写民歌便很好理解了。



　　目标：每个生产队都要有自己的李白  
               
毛泽东讲话以后，从这年4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有关收集新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与此同时，文艺部门也迅速发动起来，诗坛泰斗郭沫若大谈民歌的价值作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撰文在理论上论定和支持新民歌运动。


在新民歌运动期间,高喊“乘风破浪”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经过文化革命,几年后,我国将出现农村办大学,人人知书识理,个个有科学文化,都能够读《资本论》。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至此，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下，新民歌运动已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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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况空前的图景”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 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这是诗人徐迟在新民歌运动第二年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言中所说。接着,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这一运动的“盛况空前的图景”：

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了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致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数不清到底写了多少诗，是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  

徐迟描绘的这种情况，是有着具体数据支持的，虽然那几年的数据可信度有多大现在几乎已经人尽皆知，但即使刨去其中的水分，剩下的数量恐怕也能令人咂舌——

1958年上半年,湖北省著名“诗歌县”红安县县委宣传部做过一次摸底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搞不清”；呼和浩特市决定在3年到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收集50万首民歌,把收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571个,创作量是几百万上千万首。仅许昌一个专区,光有组织的业余作者就是57000多人,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河北省委曾发起1000万首的民歌收集计划,结果被保定地区包了。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 30万个“郭兰英”。“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

而毛泽东最初的想法，仅不过是下次开会时“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

曾创作出《回延安》的贺敬之豪情满怀地说:“大跃进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

那么，这些新民歌时代涌现出来的作品，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水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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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歌作品赏析：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红旗歌谣》影响最大。这个“官方钦定本”共选了300首，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者的编辑理念是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看齐——《红旗歌谣》想要成为“新民歌”时代的圣经。集子分为四块内容：《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具体作品的水平如何呢？仅举几首为例——


《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主席走遍全国》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

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

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


整体水准基本如此，无非展现了“人定胜天”、“农民的革命乐观主义”还有些个人崇拜的内容。毛泽东本人在看过《红旗歌谣》后，都感觉相当不满意，“水分太多，还是旧民歌好”，还说“巢湖怎么端得起来”。

别的选本大致也差不多：“放下锄头写诗歌/写成诗歌千万箩/歌声高涌冲云汉/屈原李白不敢和”(《华南新民歌选》)；“要叫顽石让路走，要叫高山尽低头，要叫穷村变福地，要叫恶水变驯流，要叫番薯像冬瓜，要叫谷粒象大豆，要叫鸡蛋粗过碗，要叫肥猪赛过牛”（大跃进民歌选）


　　被逼的写作：劳改犯也要写诗  
即便从当时的眼光看，“新民歌运动”产出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想必也有人能看出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连劳改犯也要被逼着写诗，所以很难发出什么声音。

聂绀弩在诗集《散宜生?自序》里记录了领导传达上级命令要求劳改队员写诗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

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作为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成为了创作水平下降最快的时期——在“努力”为大跃进创作的过程中，因为他诗中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不得不反复修改，这水平能不下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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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不再提倡：短命的新民歌运动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波折,新民歌运动逐渐退潮。1958年底,全国各大报刊刊载的新民歌就大大减少了。推动和提倡新民歌的毛泽东，正如他开始觉察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也在1959年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态度。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

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在它发动一年以后逐渐降下了帏幕。但“文化革命”没有结束，如果说“新民歌”还可以算是“歌谣化的口号”，1966年以后，便连歌谣这件外衣也顾不上套，只剩下赤裸裸的口号了——八亿人民沉浸在八个戏之中，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为什么新民歌运动夭折了？  

毛泽东在否定全民写诗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问题说的相当清楚了——“违反辩证法”。纵观整个运动过程，其实不过就是“左”的思想在文艺界的一次大体现。

诗歌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限定了题材的发挥，统一了艺术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好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完全违背了重视民歌的初衷——“新民歌”变得虚假、呆板，以及莫名其妙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怎么能够不失去民歌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所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虽然新民歌运动仅仅存在了不长的时间，但这场运动失败背后的一些原因却并未被解决，甚至还不断发育，以至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界都难以摆脱影响。如今某些官员诗人现象和“纵做鬼、也幸福”等奇句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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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与建国后的“新民歌运动”，前者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端，后者造就了一大批民间文学作品，成为文化革命的序曲；前者的目的是文艺的学术的，后者的目的是政治的精神文明的……但都是在民歌与歌谣的召唤下，影响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

不过，二者的波及范围与影响深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的影响可说是历时的、无限延伸的，后者乃是共时的、仅存于那个时代的横截面上。

歌谣运动是在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反思下，让我们看到了启蒙的力量。民俗学的早期研究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个学科无比地重视民间，重视民俗文化，她真正的看到了民间文化的魅力与精髓。不过，民众的力量远比民俗学的想象要大得多，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民歌运动一下子让所有的中国人发了疯似的创作，被创作出的民间文学作品可能用后来的“大集成”工程都无法统计。而在革命之后，一切烟消云散之后，这些“制造”出的民间文学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民俗学是否有责任去记录下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被创造了民歌与本真的民歌有何区别？政治家发动的民歌运动中存在着怎样的民俗关系？这些政治的民歌作品是否在多年以后也会成为历史的文化遗存而备受后人的珍惜？我们研究的中国古典文化有多少带有这样的政治成分？今天的非遗运动，留给历史的又将是什么，它的影响会持续会绵延不断吗？民众是对政治家发动的“文化革命”更加热衷，还是对政府发动的针对自己的“文化保护”更加热衷？“搞点民歌”~搞点非遗，有没有共同的政治动因？如果学术从种种政治行为中撤出之后，会不会上演又一次的新民歌运动？作为平衡力量的学者，如何做到自我平衡？


[ 本帖最后由 山间野人 于 2010-12-19 18: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