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堂

   1934年4月，钟敬文先生偕夫人陈秋帆东渡日本求学。1936年7月，钟老先期回国，次年5月，陈秋帆结束学业回国。
   76年前的日本往事，想起来是那么遥远。前段时间意外发现了钟先生与陈先生在日本留学的几份档案，顺着其中的线索追踪下去，好似坐着时空穿梭机，穿越到了1930年代的东京城。
那时候，日本物价比中国还低(要不中国人要抵抗日货倾销呢)，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当然不在今日之下，一齐扎堆儿住在东京高田马场、神保町附近，把这一带的餐饮业和房租市场带旺起来。当时在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早稻田大学附近，卖饭的日本姑娘若不懂得说两句中国话，一天生意会差好几倍。
   钟先生抵达日本之初，先是住在神保町的中国学生宿舍，1934年秋季开学之后，搬到早稻田大学旁边的高田马场下宿居住。昨天我们实地走过一趟，只觉得钟先生太幸福了，走5分钟不到，就可到达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笼起来读书”。而陈先生要走到她所在的法政大学，却需半小时以上。
据钟先生回忆，当时秋子女士(陈先生常用的笔名)每天一早，就带一个布书包上学去。从高田马场走到法政大学，要翻越一个长长的山坡——神乐坂。这一带是旧江户(东京的旧称)的老城墙沿儿，今日所见，风景还带着欧洲小镇的悠闲味道，坂上一溜儿全是卖小手工艺品的小店。上坂的路有些坡度，8月艳阳底下，我们不禁有些气喘。然而我想，二十来岁的秋子女士，她的步调是轻快的吧，路的起点是异国的温馨小家，路的尽头则是学业所在。
   钟先生在1990年代回忆东京生活时说，秋子常穿一袭日本的连衣裙。时隔60年，钟先生的这一映像竟如此清晰，让我这样的晚辈有些暗暗惊奇，为他们苦难的人生底色上那一抹淡淡的浪漫而感动。昨天在神乐坂，看着坂上历历浮云，清风拂过时，如丁香般的秋子女士似乎从坂上轻盈走过，裙角微扬，那一袭日本连衣裙就是这样定格在钟先生永远的记忆之中。
    1936年春，钟先生结束了早稻田大学的学业，陈先生则还在法政大学的第三年学习中，这时候他们搬到神乐坂中部的赤城町77番地居住。已经在中国等得心焦的朋友如郁达夫，隔海传话，希望散文清朗绝俗的钟敬文能够恢复旧业，多做些小品文。钟先生确实也准备利用在日本的最后几个月，好好写下日本见闻，是以他在东京当起了“坐家”，窝在家中静心写作。当时他们的经济情况似乎不是很好，所租房子只有6叠，约等于10平方米，不过秋子女士上学的路却是近了好多，十几分钟即可到达。
    昨天费了好多时间，才找到钟先生夫妇在东京的最后落脚点，具体过程可以参见论坛的贴子。物非，人亦非，赤城町77番地的旧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主人家中川氏亦非当年的东家。然而这家女主人却那么热情，听完我们叙述钟老在此地的经历，直说“残念”(“可惜”)，若是他们家祖上接待过钟老，那就好了。
    说起来，这位女主人与中国留学生也颇有缘份，40多年前她在东京大学上学时，与两位中国留学生成为语言伙伴，颇能说得一些汉语，不过如今都记不全了。她把我们请到屋里喝水，絮叨着40多年前的中国相关记忆，忽然她说，我会唱中国学生教的歌曲，名字忘记了，末了就哼起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音调与歌词发音，都相当准确，比我这个中国人记得还完整。嗯，何日君再来？我想那些中国留学生教她唱这歌的时候，肯定忽略了歌曲的“军国主义背景”(1990年代末大陆卡拉OK厅禁播此曲，偶当时在某省委党报充职记者时，还跟着文化部门去查封播放此曲的歌厅)。只是音乐本身，歌词本身，足以让这位日本老太太隔着40多年的时光，还能够完整地哼唱出来。
   起身告辞的时候，女主人急切地说，你们远道而来，我必须送你们一点小礼物，然后闪进厨房，端出两个水蜜桃，塞给我们。这是她的朋友特地从北京带过来的礼物，又红又大的水蜜桃，说实话，这么大的桃子，我在北京都舍不得买。可是她就这样送给两个打扰了她一下午的外国人，我们甚至感到内疚，如果她家祖上接待过钟老就好了。
   回到东大办公室，把水蜜桃放在最近为写作钟老东京生活而搜集的资料面前，合张影。如果不是追寻钟先生的东京旧迹，我们无缘在异国他乡品尝到如此甘甜的北京水蜜桃。我更愿意把它看作钟先生送给晚辈的小礼物。
   秋子女士晚年回忆说，1936年前后，中日形势虽然颇为紧张，他们居住在东京，却时时感受到日本人民的善意。我在东京也生活了一些时日，对这句话还有些补充：异国人对待你的态度，有时是你态度的一面镜子，笑脸见笑脸，忿者亦见忿。钟先生是那样和气温雅的人呢，1930年赵景深先生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说话很文雅，低而略柔，带一点女性的羞涩，字写得很小，也纤细得有如作簪花格的卫夫人。这样温和的书生及其娘子，在异国严峻的留学生活中，大概也会收获比较多的善意吧。而这份善意，竟然福荫到了74年后追寻他们足迹的后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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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8-13 13: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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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陶老师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