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演化:当代端午民俗的文化思考
孙正国
民俗传统具有极其强大的文化整合力，它不仅有着历史内涵的丰富积淀、传承空间的广阔延展，还有着久远的承继历程和众多的实践群体，呈现出民俗传统的模式化与习俗惯制的影响力;同时，一些民俗现象又往往因为获得时代性而从此面貌一新，展示为民俗传统相对的演化与调整的内在可能。端午民俗是中国最为古老、承递群体相当广泛的传统民俗之一，从其对传统的深层延续和在当代都市社区文化中的演化形态这两个层面，本文以实践的民俗文化观为出发点，认为当代端午民俗已发生了一些重大演化，这既是民俗传统深层延续中的演化，也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民俗内部结构的自发调节，其本质是民俗传统与当代社区文化的互动演化。在一定程度上，端午民俗的当代形态也折射了普遍意义的民俗在其生成、发展中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的基本规律。
一、深层延续:端午民俗与民俗传统
端午民俗在中国有着浓厚的文化意味，中国的十多个传统节日中，端午的地位仅次于大年春节，这不仅因为它久远的传承历史，更在于其独特的民俗蕴含。正是这一意义，使得端午民俗具备了穿越千年文化时空而仍保有其传统的强劲生命力。《荆楚岁时记》在谈到五月龙舟竞渡的起源时注云: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泪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揖以拯之。舫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尧”，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揖为马也，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庵。”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
“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由此可知，两汉时期楚、吴、越等地都已盛行五月竞渡习俗，但其意义却并不相同，这种差异根源于当时对竞渡习俗的解释是比较晚近的事实。闻一多先生曾指出，端午节是古代自称为“龙子”的吴越人民祭龙的“龙子节”，在这一天，他们要划着绘作龙状的独木舟，把用竹筒或树叶装裹的食物投人江中祭龙，然后竞渡作乐。这一观点是颇有见地的。
据当代一些学者考证，“端午节的主干是先秦时期的三大节日，一个节日是五月镯毒、采药，一个是纪念、祭祀某个亡者，一个节日是五月举行水上赛神大会，驾舟竞渡’，①。也就是说，端午节的民俗形态并非从来就是后世广为接受的形态，它的最早渊源是南方水居民族的庆祝龙神再生的祭典和由此形成的龙舟竞渡习俗。汉晋之际，楚人将五月五日或十五日凭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活动与之融合起来，并赋予竞渡以拯救屈原、为屈原招魂的丰富内涵，从而在深层的民俗信仰与民族精神的意义上强化了龙舟竞渡这一习俗，使之得到民俗行为与民族心理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同时也整合了中原民族的崇龙信仰和祈龙求雨习俗。后来，这一节日在其漫长的传承史上又汲纳了中华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多种民俗文化元素，从而呈现出涉及信仰、游艺、饮食、体育、歌舞、经济等诸类民俗事象的丰富多彩的民俗形式。
民俗传统的内在规律性是端午民俗具备相对固定的民俗形态的决定因素。植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民俗传统，不只是单纯的历时态影响，也有着很强的共时态条件下的综合作用。或者说，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同时发挥其影响的。民俗传统是民俗生活在久远的和广阔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定型化的一种力量，它既是个体民俗的量的实践，也是所有民俗的质的提升。它是多种层面的传统，是在民风、民情、民性和具体的习俗相统一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一般性传统，也就是立足于民俗行为主体—民众和民俗本体之间相谐和而形成的为人们普遍认可的惯制，因而具有普适性、约定性、同构性、综合性和开放性。民俗传统所凝练的“经典民俗模式”、强劲的凝聚民心的“民俗情结”、综合各种民俗形态的多重展示以及民俗行为主体的广泛与自发性，使其具有了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比拟的内在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
俗信是民俗传统的基本内容之一，端午民俗有着深厚的俗信基础，“俗信原来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事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秘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从迷信的栓桔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产目的，这便是俗信”②。端午民俗肇始于水居民族对龙神的最古老的俗信，人们虔诚地相信龙神的存在，并认为它对自然与社会发生着决定性的神秘的作用，当冬去春来、生命复苏的时节，人们就举行具有巫术意味的龙舟竞渡习俗，以实现龙神再生的目的、汉代人的祈雨仪式已与祭龙结合起来，唐宋以后，龙神信仰发生重大转变:一是佛教和道教均极力强调龙王与云雨的关系，佛经称诸大龙王“莫不勤力兴云布雨”，道教则逢有水之处便封一方龙王，于是龙神信仰逐渐广传，并由原来的图腾神变成农神，成为农业祭祀的重要对象;二是封建帝王封龙神为王，加速了龙王信仰的普及与深入，并迅速造成“大江南北龙王庙林立”的局面。③应该说，龙神信仰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信仰要素，它贯穿了端午民俗自起源以来的整个历程，尽管其间也渗透了其它一些俗信内涵，民俗样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龙神信仰却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也正是这一信仰基础，实现了端午民俗潜在的与整个中华民族对龙的特殊信仰的统一，“龙，不仅是一种文化实存，也是一种象征—它是一种信念，一种意义，一种精神”④，这种根源上的与整个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为端午民俗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文化传承力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端午民俗广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人们接受，历经漫长的民俗演化史而依旧得以深层延续的本质因素。
同时，我国上古关于五月的俗信也对端午民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已有五月俗信的记载:“是月也，长日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汉代《风俗通义》的记述更直接:“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俗说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据此而言，我国古人俗信中，五月被视为毒月、恶月、死月，五月五日更是灾中之极端了。由是产生了许多五月死亡型故事，如汉代蔡琶《琴操》记晋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火，以纪念和伤吊隐士介子推，邯郸淳在《曹娥碑》中讲述曹娥之父死二于五月五日，曹娥悲痛得投江而死，汉代钱塘潮神伍子青的祭日也是五月五日，等等。这些故事又生发出五月五日(或十五、二十五日)的纪念与祭奠习俗，而屈原五月五日为国家和民族付出宝贵生命，恰好与相关俗信有本质上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后来端午节之时间的根源之一。我们知道俗信对民俗形成有深刻作用，就其社会功能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整合作用。它是民间用以进行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民众往往以此来维持评价标准，统一社会行为。二是实践指导价值。除去一些消极的东西以外，不少俗信有其‘合理内核’，是民众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晶，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三是心理制衡工具心理健康，即心理平衡、心理稳定，是人类正确感受生活意义的基础。这种心理需求，在民间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普遍的替代物时，自然而然选择了传统的、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俗信。’，匆依据这一观点，我们结合端午民俗的形成因素，不难理解民俗传统对端午民俗曾经产生的重要影响〔另据闻一多先生考证，龙与数字“五”关系密切，“一方面，龙的数即是五，所以在图腾社会的背景之下，‘_互’便成为一个神圣个数，而发展成为支配后来数千年文化的五行思想;一方面，作为四龙之长的中央共主是第五条龙，所以‘第五’便成为一个神圣的号数，至今还流行的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便是那观念的一个明证”’珍。闻一多先生从哲学层次论析端午节的时间起源，与上古民间的“五月”俗信共同建构和强化了端午民俗的时间概念。
端午民俗自先秦以来，由于它与人们的信仰、生活、健康及群众性运动相结合，因此其传承在相当广泛的中国各民族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在荆楚地区的传承与发展而言，由于端午民俗与纪念屈原极为密切地结合于一体，因此，呈现出很强的地域色彩，其最主要的传统形态是:食粽习俗。端午前夕，家家户户蒸食粽子来纪念故楚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这一习俗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吴均的《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泊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间大夫，谓曰:‘群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棣叶塞其之上，以五彩丝及糠叶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棣叶，皆泊罗之遗风也。”由此可大略观其形态与产生时间。龙舟竞渡习俗，与食粽习俗共为端午两大核心内容。在楚文化南部区域、屈原投江报国的泊罗江畔，这一习俗最为典型与繁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礼仪程式，主要包括朝庙、操练、竞渡、“做故事”四个部分
一)朝庙。五月初一，参与竞渡者要划龙船去屈子祠祭奠，在神完上供奉龙头，烧香，燃鞭，全体竞渡者齐跪于神完前，磕头祷告三次;(二)操练。竞渡前夕，参与龙舟竞渡者都要集中队员不舍昼夜、水陆并举地进行赛前训练;(三)竞渡。端午节下午，龙舟竞渡正式拉开，各参赛队在指定江面奋力拼搏，沿岸观众数以万计，鼓声、呐喊声惊天动地，场面极为壮观;(四)“做故事”。即用可以移动的特制支架平台做成活动舞台，以舞台剧方式演出一些传统剧目，如《拜月记》《断桥会》等，在锣鼓声与鞭炮声的伴随下，剧组巡回演出，与江面上热闹的竞渡场面交相辉映，充分展示出楚文化雄奇豪迈与绚丽妖烧相映成趣的丰富内涵。⑦
在民俗传统的影响下，端午民俗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传承形态，而且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端午民俗为中国各民族的人们所接受和模仿，充分展示出民俗传统的强劲生命力。
二、当代意义:端午民俗与都市社区文化
端午民俗延展、继承至今，其基本形态变化较少，尤其是以饮食习俗和竞渡习俗呈现出的形态，仍旧保持着强劲的传统影响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端午民俗在当代语境中没有发生变化，相反，它在深层次的本质上出现了转折性的擅变契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带有本质性变革的文化转型，国民经济的运作方式在主体上已经与传统中国有霄壤之别，人们的生产、生活、观念也有很大的改变，体现为民众意义的习俗开始出现传承主体的转型问题。传统上，民众更多的代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而当代社会中，民众则指称所有参与社会的一般劳动者，甚至包括与官方相对而言的所有群体，农业者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而且一定程度上开始成为边缘化的群体，不再具有对于民俗的言说权威性，民俗在主流话语中成为与都市社区文化相对应的价值对象，端午民俗在荆楚地区的当代演化，正是大背景的文化转型与小领域的民俗主体变化共同影响的结果。自20世纪末期以来，荆楚地区的都市端午民俗在市场文化和都市社区文化的作用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食粽习俗扩展为饮食文化的展演习俗，不再局限于特定食品，而是荟萃荆楚饮食乃至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饮食风味，成其经典饮食之市场，在新的传承主体的意义上为实现端午节食粽习俗向整体的饮食民俗的转型开拓了渠道。另一方面，竞渡习俗的传统目的是以民众集会与社会交流为主，而当代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经济利润，于是传统上的龙舟竞渡以娱乐和运动为出发点，当代则演变为具有现代体育精神和博彩意味的竞技项目，并以此带动一系列的商业经济活动。另外，更为直接的变化是时间上的显著错位，从农历五月初调整到公元纪年的五月初，进而与全国性的公众假期“五一”国际劳动节、旅游黄金周对应起来，并在节日称谓上作了变更，命名为“龙舟节”，虽然不是对端午民俗的直接更名，却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把实质上属于端午民俗的几乎所有形态都前移到“五•一”龙舟节上，换言之，当代端午民俗在荆楚地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此，我们必然地要面对这样一些问题:都市社区文化在端午民俗演化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这种演化在哪些方面可能成为端午民俗自此以后的转折性方向?端午民俗的演化对社区文化具有什么意义?
我们在都市社区文化的语境下观照端午民俗的当代演化，也就是从社区文化的角度进行的一种思考，是运用社会学的社区方法论来探索这种演化的意义。王铭铭先生对社区方法论价值作过这样的评述:“社区研究仍然是可以体现生动而富有广泛说明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事实上，正如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所体现的，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历史与现实错综复杂、小群体与大社会的互动频繁，以及个人不得已在习惯和创新之间寻求自身定位的世纪。以社区的‘时空坐落’来反映这一系列多重现象，是中国人类学不断在‘写文化’中得到更新的途径。’，⑧尽管他的结论以人类学为目的，其实作为一种方法论，社区研究是具有跨学科意义的。因此，立足社区背景来分析端午民俗的演化，已经是一种互动体系的分析，端午民俗在当代荆楚地区的一些中心城市已是社区互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都市社区文化容纳并促使它与其他因素发生关系，并最终实现了端午民俗在这一互动体系中的适应性生存，其条件是民俗形态的部分演化。都市社区文化的影响本质上是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有目的的干预和调节，“从文化来讲，其本身就应该属于大众的，是从大众中长出来的。当然，从大众文化中还会长出一种文化叫精英文化，也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我们要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⑨。社区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概念，它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是在现代都市发展历程中必然要予以关注的社会话题，现代社区环境中，不仅要求不断完善和恢复城市的社会服务功能，而且还要求不断完善和转变政府行为。在当前，旅游经济占据经济生活重要地位，社区文化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时代需求而得到强调的，尤其是一些有着良好自然条件和深厚历史积淀的城市，对社区文化的发展寄予了两种社会期望:一是通过发展健全、高效、优质的各种社会服务来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一是立足社区的历史和现实特点，创建具有市场效应的社区文化“品牌”，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及其所代表地区的标志。应该说，这两种社会期望也是都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两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融通，前者是基础，为适应当代市场经济与文化而必须首先建立的基础，也是生存与生活这双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后者是发展，作为推进社区进步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参与市场一体化竞争的最佳方式，对于社区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利益而言，无疑是社区居民和政府互动而促进社区文化、经济发展的有效渠道。在荆楚地区的一些中心城市如荆州、宜昌、岳阳等，社区文化建设的重点都是从楚文化的角度突出传统民俗特色，以此来开发旅游资源，从而在长远利益上发展社区文化与社区经济。
端午节由于在相当早的历史时期即已成为与屈原相关的传统民俗，因此也就成为荆州等几个荆楚地区城市的社区文化建设的突破点、悠久的楚文化传承，使得这些城市具有了强化、演绎和发展当代端午民俗的独特身份与文化能力。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末期，这些地区或城市的政府作出了突显端午民俗的社区文化策略，并征求楚文化和民俗学专家及社会各界建议，把传统的民俗活动与当代节日融于一体，进而实现了适应时代需求的龙舟节的诞生:继承传统龙舟竞渡的基本形式，但在参与竞赛的范围方面进行了当代意义的扩展，不再是局限于传统地域的小范围竞赛，而将参赛对象扩大到世界范围内许多地区和国家，使这一植根于民族传统的民俗从此具有同当代其他文化现象共通的特性，即市场一体化;传统龙舟竞渡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和民众集会、交际，而当代龙舟节则有显著不同，它更多的与商业运作的现代体育竞技相似，突出参赛代表队的体育素质，竞赛与一系列商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特殊性使传统民俗的意味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从紧张、精彩的龙舟赛上体验到的是现代体育的魅力，是包裹着浓郁的商业气息和经济目的的市场效应，而不是传统_L温情脉脉的民俗风情;调整端午民俗在中国农历年的时间，使其与公元纪年的国际劳动节时间相一致，这一看似简单的时间调整，可以说是整个民俗转换的关键所在，它既是本质意义上的对传统端午民俗的修正，也是端午民俗在当今时代得以更广泛推行的必要环节，缺此而难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或者说，这就是社区文化与民俗传统在时代的关系维度上的一种有效融合、龙舟节升华了端午民俗的龙舟竞渡习俗，使之成为一项在当代语境中可以置换端午民俗的综合民俗形式，传统民俗中的其它习俗也随之移人龙舟节中，并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一些适应性的演化。这种演化，已经成为端午民俗在荆楚地区十分显著的现象，尤以湖北荆州和湖南岳阳二市各自独立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龙舟节最具代表性。端午民俗在当代的演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首先，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民间影响力的传统民俗，端午民俗自身蕴含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品牌潜能，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对时代需求的适应，无疑为其进人当代市场文化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利于作为一种旅游项目来发展，另一方面也利于从市场品牌的角度来进行多途径的经济和文化开发，既不抛弃传统，又积极拓展和发掘新的内涵，从而在广泛的民众生活、审美和文化传承的基础上为实现市场扩张提供了良好条件。其次，在逐步构建端午民俗的当代形态的同时，探寻当代社区文化的基本走向与有效模式，为创造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包括民俗在内的普遍意义的社区文化提供了一种思路。社区文化建设已是当代社会发展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如何有效利用现实的自然与社会条件是思考这一问题的首要因素，而民俗传统就是首要因素中的重要一环、由于民俗传统具有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在广大民众的日常行为中得到实施与传承，因而既有社区向心力的基础，又有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就端午民俗来说，它发挥了很好的社区整合作用，对上述荆楚地区一些中心城市的社区文化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推而广之，只要有意识地、合理地利用民俗传统，对于社区文化及经济发展就一定会产生积极影响
端午民俗在当代都市社区文化中的演化是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既是对这一时代的主动回应，也是其自身演化的内在规律的某种表现。我们前文已经论及端午民俗形成史的具体问题，也就是从起源到相对‘定型之间发生的一些演化，这说明了端午民俗本身的演化本质是当代都市社区文化对端午民俗个别的民俗形式——龙舟竞渡的放大与改装，对民俗时间J喷制的调整，都得到民俗内在机制的良性适应，一是民俗主体——广大民众的认同，一是民俗内容的整体性位移，龙舟节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端午节俗的“都市版”，而不只是其中的龙舟竞渡的点式表演。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进程的逐步加快，传统农业布局将分阶段地转向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就后者而言，“是农村人口不断转化为城市人口、农业人口不断转化为非农人口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包括农村社区逐步被城市社区所取代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城市化趋向与相应地加快农村社区中的城市建设发展进程两个方面”。。在这一总的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我们假以时日，农村社区文化大多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转型为城市社区文化，少量未曾转型的也深受城市社区文化的影响，于是正发生的端午民俗演化的当代形态就极为可能是未来社会的主要形态，简言之，当代城市社区文化为端午民俗提供了适应时代的演化条件，以及这一习俗在当代传承的必然方式。
端午民俗的演化对社区文化本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孝通先生曾论述社区的系统关系问题:“社区是通过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群体，在这种人文世界里谋取生活的个人已不是空间上的一个点，而是不断在扩大中的一堆堆集体的成员，就是在幅员可伸可缩的一堆堆集体中游离的分子。”@他对社区整体的单向度描述提出反思，主张社区研究与大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空间力量和多重的历史时间观的融会贯通。端午民俗演化后的形态已为都市社区文化认同，并以新的民俗形式在都市社区文化中发生作用。一方面，它成为展示特定社区文化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式，对社区文化中的其他因素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演化后的端午民俗将缓慢地定型，成为影响社区文化体系趋于稳定性的积极因素
由此而论，端午民俗在当代的这一演化，必将成为它此后的关键转折，成为它在形式和内容上向社区文化作出适应性演变的一种趋势，逐渐与当代节日理念相融通，展示出民俗传统与社区文化互动影响的强大力量
三、互动演化:一种实践的民俗文化观
在实践的社会现实中，民俗的传承并非封闭的完全的继承，它具有本质上的潜在的流变特征，这种流变是以继承为前提的，是一种接受之上的更新或延展，“这些变化不是时间导致的衰落，而是持续出现的由后继的世代和社会所做出的再度逢释。传统并没有衰落，而是存在于绵延持续的复兴与更新世界之中。因而这些范型保持着如此的推进力就必定是超历史的”⑩。民俗传统的传承性与流变性辩证一体的本质特征是本文阐述的互动演化理论的逻辑前提。
美国著名社会学交换理论创始人霍曼斯在其早期代表作《人类群体》中提出过“互动”概念，认为互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以及某一组成员与另一组成员之间的活动关系。与此同时，他把互动视为小群体的三个要素之一，其他的两个因素是活动与情感，活动是群体成员属性的主要表现，情感是群体成员对群体情感的总和，三要素之间具有小群体这种社会系统的要素关系。在霍曼斯的理论中，互动是重要的学术概念，而且它与活动、情感等概念密切相关，充分揭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互动理论的丰富内涵，即强调了社会主体之间融合了情感、日常生活在内的互动关系。本文继承霍曼斯的互动理论，又作了自己的一种理解，把互动从人际关系扩展到民俗传统与社区文化乃至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从另一个层次来发展互动理论，也就是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一宏观层次，无论在民俗文化学还是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下，宏观层次的互动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规律。
以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看，一定程度上，民俗就是一系列生活方式的具体形态。“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全体成员为一定的价值观念所制导的、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全部生活活动的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⑩恩格斯也曾论述过生活方式问题:“人们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世界的实际关系。”妙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生活主体为社会中的人，他们的生活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一是生活主体参与了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中的多种多样的活动。这也是民俗的重要内涵，而且在实践中，当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时，这些内涵则以更为鲜明的主体性和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来。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结构一功能学派代表帕森斯是较早关注社区与礼俗关系的学者。他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对社区作了变量分析，以试图区别各种类型的社会行动系统。社区变量有:情感的、公利的、特殊的、先赋的、扩散的，这些变量与社会变量共同构成各种各样的“模式变量”，在此，帕森斯发展了德国社会学家托尼斯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理论，认为礼俗社会的“模式变量”为:情感性因素的结合，机械的团聚力。本质上讲，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就是实践的理论，是在实践意义上探讨社会学的一些重要命题，尤其是对于社区与礼俗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就是一种实践的民俗文化观。正是在这种观念下，他才十分敏锐地认识到情感对于社区的重要性，才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托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深刻提出了礼俗社会的“模式变量”。我们可以看到，运用实践的民俗文化观来研究问题，首先是因为研究对象第一位的特性是实践的，其次是研究者坚持的一种方法论，经由这种方法能够认识社区与民俗的相关性及其互动生成的实践意义。
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从实践的角度来系统研究传统文化的相关命题。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意味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也就是量的积累。所谓现代化就是上述时间和空间跨度在我们认知中的重新排列及其产生的新价值和新意义。从这个视角观察，对于多数不发达社会来说，现代化既是生活方式变迁的外部动力，也是生活方式变迁本身……在时间意义上，传统文化的存在就是现代化的存在，在政治、经济意义上，传统文化的对外开放、对外互动，是一种现代化过程。”⑩这一论述是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命题展开的，但也适于在当代社区背景下对民俗的考察，论述中关于现代化在传统语义中的理解极富启迪意义，把现代化视为传统时空跨度上的新价值和新意义的生发，而传统文化的对外开放、对外互动也就是一种现代化过程，这是对现代化的两个层面的深刻认识，更是对传统与现代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的本质性概括，这种基于实践认识的观点对民俗而言，对民俗与社区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意味着民俗的演化即是社区文化的一种形式，社区文化是民俗生发的新价值、新意义、新模式，二者互为表里，在具体的实际生活中，它们之间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互动影响。值此，我们认为，互动演化是一种实践的民俗文化观。
综上所述，端午民俗延续着强劲的民俗传统力量而得以在当代产生影响，同时又受到社区文化的挤压与渗透，从而呈现出演化趋势，这是一个漫长却又十分深刻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过程，也是一个相互融汇、彼此消长的过程。从实践上看，这一过程展示了民俗传统与当代社区文化之间剧烈的互动演化的本质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民俗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它往往呈现出双向流动的状态，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也并不是冰炭不同器的，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民族，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意识，失去自己的民俗文化传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传统的习俗文化推陈出新，以崭新的形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和光大，有的甚至向国际社会辐射。当代民俗文化的现状及其流变趋势，正是这种叠彩纷陈的变化多端的局面”⑩。换言之，端午民俗的当代演化所显现的普遍意义是，象征并代表着富于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民俗现象在当代社会中的基本走向。
①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267页。
②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68一269页C
③金泽:《中国民间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巧2页。
④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⑤刘德龙、张廷兴、叶涛:《论俗信》，《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⑥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一巧7页。
⑦巫瑞书:《南方民俗与楚文化》，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81一82页。
⑧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0页。
⑨费孝通:《费孝通文化随笔》，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⑩林国灿:《现代社会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⑧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9%年第4期。
⑩t美]J.M.弗里:《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
110页。
⑩同⑩，第14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8页。
⑩高丙中等:《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
367页。
⑩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孙正国:湖北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