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阵之否》一文的补充
作者：徐则文
二○○八年，北京的奥运会开幕式展现了两千零八名演员击缶而歌的盛大场面，当我听到电视转播说明“缶阵”时，就产生疑问，自己问自己：“哪里有过方形的缶？”“哪里有过蒙皮的缶？”“哪里有过迎客的缶？”
过不多天，读《南方周末》（八月十四日）《张艺谋解密开幕式》一文，恍然大悟，所谓“缶阵”乃是张氏团队“创意”之作，是最新产品，是摆样子，露一手罢了。
现在，读《读书》二○○八年十期王纪潮先生的文章《缶阵之否》，认为王先生写得有根有据，清清楚楚，很好很好。认为这样的“订正”是很及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王文提到北京学者章立凡先生的“批评”没有被重视，我也没有机会拜读，真是憾事。
这里，请允我嗦几句：
（一）“缶”，古作（音同），从字形上就知道它是陶土烧制而成的瓦器。各种字典上都说是小口大腹，用以盛酒浆的容器。最好的说明是李商隐《行次西郊作》诗中一句：“浊酒盈瓦缶。”
（二）因为是盛酒用的，所以饭饱酒酣之余，正如王先生所说：“率性而为”，拿缶当乐器使用了。《汉书·杨恽传》上说：“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
拊缶而歌，不是“雅乐”，也就是说不是标准音乐。在朝会宴享的正式场面上是看不见的。
（三）陶制的缶，很早就有了。用作乐器，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的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大章》是尧部族的图腾乐舞，缶是伴奏乐器，不是主乐。“百兽起舞”是古人夸大之辞，不可引为经典。
（四）“缶乐”在秦以前用于祭祀神灵，不用于迎宾。
《礼记·乐记》引《诗经》云：“肃雍和鸣，先祖是明。”
《史记·乐书》云：“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
《周易·豫·象》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史书告诉我们，古乐不是为了人自己的娱乐，而是感召祖考，和悦神灵，所以不适用于体育盛会。
（五）《张艺谋解密开幕式》长文中，讲了团队人马对打击乐器“缶”，该怎么打，该怎么击，都下了功夫，收到成效。可事实上，古乐“缶”是不打不击的，而是用手掌抚，用手指叩的。更重要的是：“缶”不论是瓦是青铜，只要蒙上“皮”，就不是“缶”。八音有别，岂可混同？
（六）作为乐器的“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慢慢地演变成礼仪上用的祭器了！不但改变了制作原料，也改变了功能性质，失去了“乐”的作用。据猜测，是周末，礼与乐分家，歌与舞独立，新石器时代的产品随着社会的进步，就慢慢地变成青铜器时代的产品，体态模型都变了。
《辞海》语词分册（下）2023页上的图是“青铜缶”，不是“”。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上说：“公元前二七九年，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秦王请赵王弹瑟，蔺相如乃请秦王‘击缶’，秦王不悦，但最后还是勉强地一击了事，那时用的是瓦缶。”
李斯《谏逐客书》上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
这段文章充分说明，就是在秦政之初，击缶已经不吃香了，缶乐已在淘汰消失之中。
（七）在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中，写到“缶乐”的只有《陈风·宛丘》一篇。这说明在周朝中叶，缶乐还有存在，可它不用于“迎客”之时。《宛丘》有三段：第一段讲跳舞，第二段讲击鼓，第三段讲击缶。鼓在先，缶在后。鼓声迎客，缶声节歌止乐，要送客上路了。（《说文解字》有注：“瓦缶，秦人鼓之以节歌。”）所以《诗》云：“坎其击缶，宛丘之道。”
这样看来，“击缶”是不适用于开幕式的。这样看来，“缶阵”不就是“缶乐”之否吗？
综上所述，我认为：“击缶”并不是大国风范，也不宜于作为优秀文化介绍给外国朋友，更何况用的是“假缶”。
王先生很厚道，最后评说：“这是误读。”
如果我们能细读《解密》全文，或许你会发现，王先生所说的第三种“假设”比“第二种假使”更为恰当。
历史文化不是电影技术。濡化（enculturation）不是我们追求的。真实的幻觉（illusion of reality）也不是我们希望的。而“作伪”却是文化的污蔑，艺术的悲哀。
《读书》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