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献疑
模糊的地平线
曹卫东
(《读书》1997年第9期)
得到《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以下简称为《现代性》)一书的出版消息时，很兴奋。因为我对此书心仪已久。
然而，当我初步读完，并选取重点加以校对时，发现译者不但在语言上没有吃透原文，在思想上对哈贝马斯也知之不多，甚至可以说，不少地方已曲解了哈贝马斯的思想。另外，该书在编选和摘译方面也存在着去难就易、无的放矢的问题。
首先说基本错误，即错译和误译：
(一)人名错误：本来人名翻译是无所谓错与对的，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有固定译法外，其余只要做到基本符合原来发音即可，但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上下文译法应当统一。可是，《现代性》一书中不但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人名，就连那些我们比较熟知，并且已有约定俗成的译法的人名也都翻译得前后不符。比如：文化人类学家A·Gehlen在第3页叫“吉尔伦”，到了后来变成了“哥伦”；哈贝马斯的导师E·Rothacker在第20页叫“罗萨克”，到了第88页改名成了“罗萨科”；哈贝马斯的高足A·Honneth在《理性辩证法》一文中叫“荷内思”，到了《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大学》中就变成了“贺勒斯”。
如果说以上这些人物有些太专的话，那么，下面这些人物恐怕应该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在第32页还叫此名，到了第71页就变了，叫“戈莱麦斯”；社会学家R·Dahrendorf在第56页叫“达伦多夫”，到了第160页就化名为“巴伦多夫”；语义学家Frege在第91页叫“福里奇”，到了第129页就更名为“弗雷根”；心理分析学家C·G·Jung在第177页叫“容格”，仅仅相差两页，就变成了“英格”。历史学家Ranke先在第92页被改名为“兰科”，到了第163页又被正名为“兰克”；另外，把生命哲学家“伯格森”译成了“本格森”(第85页)；文学大师但丁被译成了“丹特”(第92页)；语言学家塞尔(J·Searle)译成了“舍勒”(第144页)，这还不要紧，大概是译者太喜欢“舍勒”这个名字了，所以干脆把一九七七年曾震惊德国内外的绑架事件主人公Schleyer也译成了“舍勒”(第53页)；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第109页改称“高柏斯”；诸如此类，尚有不少，不再一一列举。此外，有些人名后面干脆连原文都不附，或者所附原名字母丢落现象严重。
(二)一些专门用语，如地名、书名、专业名词等译得不伦不类，比较起来，这类基本错误在全书中并不比人名错误要少，比如：德国统一之前，前西德人为了区别于前东德，都称前西德为“联邦德国”。哈贝马斯的许多访谈录都是在德国统一之前发表的，因此，在谈到前西德时他都用“联邦德国”(Bundesrepublik)，译者则全改成“联邦共和国”；德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化“扩张”机构，即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目前在我们国家也有分院，可是，不知为何，它到了罗马就改称“歌德研究所”(第24页)；“系统论”一度曾十分流行，在译者笔下成了“现存体制的理论”(第34页)；“罗斯福新政”曾把美国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可是译者却说是“新政府”(第35页)；“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恐怕算是最复杂的一个词，于是，译者把它们全改为“思想”；我们只知道“Haubrich”是一个著名的收藏家，但不知道“哈伯里齐·科莱克辛”是何许人也(第3页)；维科写过《新科学》，的确反对笛卡儿，但他好像没有写过《笛卡儿之批判》(第92页)；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也没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正义哲学》(第139页)。
(三)理解错误。比如：佛洛登塞尔告诉哈贝马斯的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宣称，法兰克福学派已经结束”。可在《现代性》中，这句话却变成了“人们常常提起法兰克福学派留下的传统”(第17页)；五十年代，哈贝马斯到了法兰克福，在阿多诺的影响下决定不再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马克思，译者却认为阿多诺教唆哈贝马斯要从人类学的角度解读马克思；战后，德国政治文化杂志纷纷批判纳粹主义，在出版界掀起了一股非纳粹化运动，其中，《水星》杂志一枝独秀，至今依然影响甚大，译者却指责这些杂志都具有纳粹化倾向(第110页)。
(四)表达问题。虽然这是一部访谈录，但谈论的还是思想，因而在翻译时当以准确为主，而不应追求花哨。再说，哈贝马斯本来就是个“略输文采”之人，非要把他的东西译得文采照人，也显得不副其实。《现代性》在表达方面就存在随意添加辞藻的毛病，把一本严肃的思想史著作搞得花里胡哨。比如，第13页，哈贝马斯并没有说他“绝非想哗众取宠，故作耸闻”；哈贝马斯如此有学养之人估计不会骂人家是“白痴”，他再气也不会说自己气得“七窍生烟”(第112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下面，再从书中抽取比较具有思想性和代表性的段落，作参考翻译，来和《现代性》相对照，以便读者能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
哈贝马斯的哲学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其名著《后形而上学思想》中的《现代性的地平线正在移动》一文堪称其哲学提纲，在这篇篇幅并不太长的文章里，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思想背景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在谈到现代思想主旨时有这样一段话特别值得我们留意：
原译：引人注目的是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得以发展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弗雷根的语义学中引进的新的表现工具。但是，捕捉到了所有思想运动的、特别现代的要素在这些方法中并不像在思想主体中存在得那么多。四种主题标志着与传统的决裂。其航向为：后形而上学思维、语言转向、处境理性以及颠覆理论对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第129页)。
参考译文：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的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现代统摄所有思潮，其特殊性更多的在于思想主题，而非方法。(现代的)四种思想主题标志着它与传统的决裂。概括的说，这四种思想主题是后形而上学、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对实践的优势的倒转——或者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
限于篇幅，不能多举例，但类似问题在书中尚有多处。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认为，《现代性》在选题上同样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按照主编者的意图，这是一部访谈录，可是书中却出现了跟访谈不搭界的篇章。这些篇章基本上选自《后形而上学思想》。这部书的确很重要，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姐妹篇。如果非要从中选择，倒是另外两篇有些访谈的味道，这就是哈贝马斯与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争论《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以及书评《回归形而上学》。
其次，在访谈录的选择上，《现代性》也有欠妥之处。总的来讲，哈贝马斯的访谈录有两种，一是直接访谈录，主要是就他的生活历程、思想背景及社会制度等展开讨论。二是间接访谈录，集中就他的某部著作、某一概念或命题展开的争论，如有关交往理性的争论、有关公共领域的争论以及有关宗教话语和神学思想的争论等。前一种访谈录基本上是导论性的，后一种学术味更浓一些，因而更值得介绍，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访谈录，《现代性》一篇都未选录。
退一步讲，就是在第一类访谈录的选择上也有偏差。概括的讲，这一类访谈录主要集中在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针对的分别是哈贝马斯的三个重要思想阶段。关于第一阶段，共有三次，除了《现代性》中与佛洛登塞尔、波拉菲的访谈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次，即与霍斯特(D·Horster)和范莱恩(W.van Reii-jen)的谈话，但《现代性》没有收录。关于第二阶段的谈话较多，讨论范围也较广，其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应当是哈贝马斯与前东德哲学家克鲁格(H-P·Krueger)的对谈，这篇我们在《现代性》中也找不到。针对哈贝马斯第三阶段思想的访谈录不多，其中，和马基里(R·Maggiori)就后传统社会的认同问题展开的交谈比较独特，而且，其中还谈到了中国，因而对我们更有切身性，令人惊讶的是，这篇也未能被选中。
总而言之，《现代性的地平线》在编选、翻译、校对方面的不足，使理应清晰的哈贝马斯现代性图景变得模糊和难以辨认。目前，对国外学术文化的评介、引进日益深广，负有重要责任的学人，尤其应持谨严、细致的作风，为学界提供高质量的成果。
(《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当代思想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版，12.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