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家乡研究的理论反思
安德明
(《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总第144期)
我对家乡民俗学这个话题的兴趣，直接来自写作钟敬文先生传记《飞鸿遗影》和田野报告《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过程中积累的心得和感想。前者使我开始注意到家乡这个“关键词”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开拓者的学术实践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后者则使我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对民俗学家乡研究的方法及相关讨论做了初步的梳理和分析。随后完成的《家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和支点》（以下简称《家乡》）一文，即是在此基础上参照西方本土民族志（或局内人民族志）的相关成果，对这方面问题所做的进一步探究。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了一些同仁的积极回应，其中既有鼓励，也有不少批评。受这些意见的启发，我对“民俗学的家乡研究”或“家乡民俗学”这个命题做了更为认真的思考，思考的重点，尤其集中在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上：所谓“家乡民俗学”，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之所以产生这个疑问，是由于自己此前就家乡民俗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参照的是西方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但民俗学，特别是中国民俗学，与西方人类学有着十分不同的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中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是指向本土的、本文化的，其兴起同发现和张扬民族精神的目的密切相关；而西方人类学，则是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产生，它从一开始就是针对殖民地的、异文化的。因此，中国民俗学从开始阶段就以对家乡的调查和研究为主要方式并由此形成一种传统，仿佛是一种不证自明、自然而然的结果，根本毋庸置疑。而西方人类学界所倡导的关于本土民族志或局内人民族志，则是在经历了长期以客观性、科学性为最高追求并禁止关于本文化的研究的过程之后才出现的，所以进行“本土文化”与“异文化”、“局内人”与“局外人”等等的比较，在它那里才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看来，像我在《家乡》一文中参照西方人类学本土民族志的相关理论，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家乡研究提出问题并加以解答，似乎其前提本身就存在着不成立的地方，更不要说进一步的讨论了。
不过，即使只就中国民俗学家乡研究传统的发生和发展历史来说，其中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询的问题。例如，中国民俗学在发展的早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经典人类学所强调的研究异文化、禁止关于熟悉文化之研究的规则，不可能不在民俗学者那里留下印象。但是，为什么从早期一直到现在，以“科学”、“民主”为大旗的中国民俗学者，却始终没有对民俗学的家乡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证或反思，甚至连相关的疑问似乎都没有产生呢？与对异乡民俗的研究相比，家乡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既然这种研究取向构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其特征又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民俗学理论与方法上的特性？在家乡与在异乡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家乡研究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我们从“家乡”出发来思考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史及理论和方法特征，既有了根据，也有了必要，从而也间接回答了上文提出的疑问：即我在《家乡》一文中的技术上的缺憾，并不能否认“家乡民俗学”这一命题的合理性。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的早期缺乏对家乡民俗研究的反思和总结，大概同以下原因有关：早年知识分子所做的搜集工作（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作品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田野作业，而只是对文本所做的采录。其主要目的是为文学而不是为“科学”，他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的记录而不是整体生活文化的研究上。因此，搜集材料的过程——也即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作为那些文学作品的主体的人，往往只是充当着文本材料的提供者，可以被忽略不计，或被掩盖在了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之后。这实际上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优越感的一种表现。他们在高扬“民主”大旗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民众的知识值得发现和展示，但发现和展示需要科学的手段，我们正是这种科学的拥有者。这种事实上的文化地位的不平等，被掩盖在了所谓科学研究的旗帜下，民主变成了“为民作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众只是被拯救的对象、被改造的角色。学者们一系列的学术实践，目的是要寻找民众精神中的真美与真理，要教育民众重新认识他们自己的文化，至于民众对这些长期被贬抑为下里巴人的文化事象突然被誉为阳春白雪究竟能否接受、有什么样的态度，却并不重要。难怪早期在家乡进行搜集工作的一批学者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误解甚至攻击了。 （常惠，1922；孙少仙，1924）
如果说关于家乡民俗的研究，以往在中国民俗学中只是一种自为的实践，那么，在学术发展的今天，对它进行自觉的理论反思，就应该是一种当务之急。
要对家乡民俗学进行归纳和反思，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何为“家乡”的问题。“家乡”似乎本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但当把它与“祖国”、“本土”等本土人类学语境中的概念相提并论时，却又可能因外延的无限扩大而变得难以把握。结合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对“家乡民俗学”这一词组中所谓的“家乡”做如下的界定：它首先指的是研究者出生于此、生长于此并在此处有比较熟悉或稳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又可以被研究者对象化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里的“家乡”，是民俗研究者的家乡，它既是研究者身处其间的母体文化的承载者，又是可以被研究者所超越和观察的一个对象。其次，这个概念又可以扩大为研究者与之建立了熟悉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实践关系并可以把它对象化的任何地方，这样，“第二故乡”一类的地方，也都可以作为“家乡民俗研究”所关涉的范畴。
与“家乡”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家乡民俗研究者”（或简称为“家乡研究者”），它主要指的是那些能够运用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家乡的民俗事象进行观察与分析的研究者。这一类的研究者，既包括那些长期生活在外地、为了研究目的重新回到家乡的学者，又包括那些始终生活在家乡但接受了民俗学专门知识的学者。他们既融汇或生活在家乡的民俗氛围当中，又能够跳出这个氛围，成为一个观察者而不只是单纯的民俗实践者。而使他们跳出这个生活氛围并把它加以对象化的主要力量，是专业的知识。
由此而言，对于一些朋友提出的在海外从事人类学或民俗学研究的人士回到祖国来进行田野研究究竟是不是“家乡”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祖国”或“本土”，并不一定对应着“家乡”。因为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也往往存在着地区、人群等等之间的差异性，对一位研究者来说，即使是在本国或本土，但除了我们所说的“家乡”以外，许多地方往往是陌生的甚至异样的，自然不能算作“家乡”。因此，所谓的本土人类学或家乡人类学，实际上也只是相对而言，对于从事此类工作的学者来说，同样有着因地域差别等而造成的陌生与熟悉的张力问题。
由于家乡研究在中国民俗学当中是作为一种自明的传统延续下来的，因此，通过与异乡研究的比较来论述孰优孰劣并论证家乡研究合理性的问题，并不像人类学本土民族志那样迫切和重要。事实上，即使在本土民族志当中，方法上的孰优孰劣，也已成了简单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深层的思考则应该投向对于其中所折射的文化和伦理问题的探讨。（Kirin Narayan，1988:163-187）在田野工作以及民族志的展示过程中，家乡研究者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何处理与自己血肉相连的文化以及文化的主体——人——的关系，等等，成了更有意义的探讨。
在进行家乡研究之时，研究者首先要面临双重身份（至少是双重身份）的问题：他（她）既是家乡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成员，同时又要变成一个旁观者，担负起观察、调查和探究自己生活世界的任务。于是，本来与他（她）处于同一状态的地方、事象和人乃至于研究者自己的生活，都被对象化，成了一个外在于他（她）自己的可以被审视、被探究的客体。（安德明，2004：10-45）如何在田野工作中协调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便成了家乡研究者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最常见的是学者身份会掩盖当地人的身份，从而使得他（她）身为当地人不能接触的事或必须遵循的规矩，因为研究者的学者身份而对其开放。这在客观上势必造成对家乡父老生活的扰动，既让研究者也让当地人承担了风险和责任。我自己在甘肃天水的家乡进行关于农事禳灾仪式的调查时，就曾多次遇到过家乡人对作为研究者的我过度热情、因而改变仪式进程或放松相关禁忌的情形。例如好心地允许我对求雨仪式拍照，而这本来被认为是一种会破坏仪式神圣性的行为。又如因为知道我来调查而临时改变主持仪式的阴阳先生人选，从而影响了仪式的进程。（安德明，2004：85-89、116-119）客观上，我的参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家乡仪式的规矩，也使得我和仪式的参加者都承担了一定的心理负担：他们可能会因担忧仪式的灵验性受到影响而忐忑不安，我也因为作为当地人、在知道相关规矩的前提下又破坏这些规矩而感到羞愧。类似的遭遇，进行家乡研究的民俗学者或民族志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有过。例如，一些女性研究者就曾谈到过自己在家乡或熟悉的环境中进行调查时所遇到的尴尬：由于被调查者的过度热情，一些在实际生活中本来禁止女性参与的活动、禁止对女性展示的文化现象，也允许她们参与或观察。这在对当地的现实生活、当地人的精神造成扰动的同时，实际上也影响了学者自己的心灵。（宜家；Kirin Narayan，1988:169）显然，从这一点上来说，家乡民俗的研究者，与异乡的研究者相比，要经受并克服另一层特殊的心理困扰。
在对民俗事象进行选择并加以描述、表现的过程中，家乡民俗学者也要面临诸多道德与义务上的困扰：究竟哪些事象是可以选择出来、作为家乡文化的某种代表来描述和展示给世人的？所展示的内容是否会给自己家乡的荣誉或家乡人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会不会招致家乡人的不满和批评？这一类问题，异乡研究者也可能会遇到，但表现在家乡研究者那里，却要突出得多，对其研究的制约作用也更为强烈。而且由于身份立场的不同，异乡研究者对这一类的问题，远不如家乡研究者那么关心。
可以说，进行家乡民俗的研究，一方面使研究者能够在一种相对自然、真实的语境中，在较深地理解家乡民俗文化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家乡民俗展开调查和探究；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研究者面临着伦理和文化方面的诸多困扰。如何更好地处理研究者的身份转换、伦理困境等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在田野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的。因为，这直接关系着家乡研究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中国民俗学整体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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