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地图集的绘制
罗伯特﹒威尔德哈贝（Robert Wildhaber）
“Folk Atlas Mapping“, in: Richard M Dorson (ed.). Folklore and Folkliefe: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e, 1972, pp. 479-496.
翻译：姚丽梅、陆玉儒、叶瑜、董颖杰、李会林、张筠、禤颖、兰慧君、王欣
校对：王霄冰
按：本文由中山大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10级硕士生集体翻译，属练习之作，虽经校对，但难免还存在错误。欢迎各位方家批评指正！另：此非正式出版物，仅供内部参考和交流之用。
引言：历史与目的
我所叙述的关于民俗地图的大部分内容，似乎只适用于欧洲国家和他们的民俗文化，也许还包括北美洲的部分地区。民俗学——或者更广泛意义地说，民间生活研究——其本质在某种程度上仍属历史-语言诸学科。它与欧洲各国（日耳曼、英语、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语言文学的历史和地理，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民俗学才开始作为独立的“系”出现在部分大学里。以往作为历史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民俗学运用以语文学和历史学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只要问题能够在狭义的民俗学范畴中得到解决，这也是可供选择、而且不错的研究途径之一。举个例子，对于童话来说，了解它的主题、来源、历史背景、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和变异，以及在不同文化和区域中的适应性，都是十分有趣的。但事实上，关于这个故事在某个村子流传而在相邻的村子却没有的问题，对于研究童话本身来说却并不是很重要。
历史价值和在一些案例中的民众心理是研究童话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在解决纯粹的民俗学问题时，这种方法已经开始被接受，并被卡尔﹒科隆 (Kaarle Krohn) 在1926年那篇著名的论文《民俗研究工作法》（Die folkloristische Arbeitsmethode）中被强调。同时，通过这方面的努力，他还创建了通常所说的“芬兰学派”。在法国，让﹒布吕纳 (Jean Brunhes) 的著作《人文地理学：客观分类的尝试、原则和案例》（La geographie humaine; essai de classification positive; principes et exemples，Paris 1912) 成为了发展的推动力。而德方坦（P. Deffontaines）则在他的著作《法国人文地理》（Geographie humaine de la France，1920)中，将此方法运用到了实践中。同年，西班牙语言学家梅恁德斯﹒德萨尔（R. Menendez Pidal）发表论文《关于地理民俗学：一种方法的尝试》（Sobre geografia folklorica. Ensayo de un metodo）。在这篇论文中，他试验了民俗地图的理论，结果清晰而令人信服地呈现了两个西班牙童话的发展过程。梅恁德斯-德萨尔给出了区域性变体的分布格局，同时考虑到文学主题和文体的特殊性，并由此指出古代的和新发展的区域，辐射的中心以及扩散的线索。可见，在为了理解民间文化的生物性法则的需求下，语文学的视角不得不为之让道。
民俗和民间文化不再仅仅是语文学的源泉，而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能够回答其他学科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德国，由赫尔曼﹒奥宾（Hermann Aubin）、西奥多﹒弗林斯（Theodor Frings）和约瑟夫﹒穆勒（Josef Muller）所写的《莱茵河地区的文化思潮和文化区域：历史、语言和民俗》（Kulturstromungen und Kulturprovinzen in den Rheinlanden: Geschichte, Sprache, Volkskunde），是呈现这个新趋势的主要作品之一。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已经指出，莱茵河流域的文化走向和文化区域受到了历史、语言和民间生活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弗里茨-克鲁格（Fritz Krueger）的《法国传统文化地理》（Geographie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 en France）(1950) 也属同一类型。而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地理系的埃斯廷﹒埃文斯（Estyn E. Evans）教授对民俗元素的地图绘制，对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当我们读到安娜﹒伯吉特﹒露丝（Anna Birgitta Rooth）的《欧亚地区的传统》（Tradition Areas in Eurasia）这篇论文的标题时，就会联想到利翁戈曼（Waldemar Liungman）那本有名的关于“传统的漫步”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论述了民间文化现象是如何沿着传统的地理路线得以传播的。另外，哲乃普（Arnold van Gennep）在他的杰作《法国当代民俗学手册》（Manuel de folklore francais contemporain）中也采用了同样的观点。
在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的题目中，我们看到了地理学思考的这一新的趋势。尽管在用到地图时，它们似乎还只是偶尔地被利用——你可以说是偶然的而不是系统地——或以自在的方式，或是为了追求一个复杂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曼哈特（Mannhardt）可谓是这种方法的先驱者，当他在进行他的《森林与田野崇拜》（Wald-und Feldkulte）的写作时，他意识到了只要通过对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特殊答案做问卷调查便可使某些问题得到解决。因此，他于1865年向德国、奥地利、瑞士、匈牙利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的2000多名联络员发送去了调查问卷。这些问卷包括大约30个涉及到农业耕作习俗及其尤其是在收获季节时期的风俗习惯的问题。但是这些被送出去的问卷调查却只有2%带着答案被收回来。曼哈特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并决定亲自出行从而获得到他想要的信息。实质上，在这儿我们已经勾画出了两种不同的绘制地图的系统，即：通过联络员或者通过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调查。曼哈特从未打算自己来绘制地图，但是他使用这种新方法可以越来越多的收集到有关他脑中想到的主题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系统当然是武断而有问题的，因为在寻找获得信息的合适的地点、人物时有太多的偶然性。
体系化的地图绘制实际上始于语言学的言语地图。由于目的不尽相同，他们不能被看成是民众生活的地图集，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将“词语和事物”结合起来。原本是地理学家的帕斯勒（Wilhelm Passler）应是第一个提及并讨论到关于绘制现代民间生活地图集的想法的人。这一令他毕生为之努力的想法，也体现在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即《老萨克森农民屋的地理分布》（Das altsaechsische Bauernhaus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Verbreitung）。他的理论后来发表在了一篇题为“民俗学的地理学方法”（Die geographische Methode in der Volkskunde）的论文中，以及在《德国的民间地理》（Deutsche Volkstumgeographie）这本书中。他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我们所理解的民间生活，而是德语的作为一个整体的Volkstum（民族性格特征）：根据当时德国（1931）的政治倾向，包括地理环境、种族和文化影响。同时，帕斯勒他自己也绘制了一个样本：《下萨克森的民族特征地图集》(Volkstumsatlas von Niedersachsen）。
在民间生活中的现代的地理学方法可以被称之为用绘制地图的手段表现事物，因此是一种观察其区域环境和分布的方法，并得出一些可靠的结论。有一点必须得非常清楚：地图总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它不是最后的结果，但可以是研究工作的理想工具。从某种程度上看，一本地图集的功能就像是一本得到很好的分类和整齐的排版的资料集。在绘制完好的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文化圈和文化疆域，也就是说，从那当中你可能会了解两个不同民众群体和地区之间的特征，或者是来自外群体和区域的影响及与他们的联系。为什么一些地区如此，为什么一些边界线对民众生活具有影响，而其他的一些却没有，这些都将不会在民俗地图中显示出来。在这一点上，就看你是否运用比较的方法，去在档案文献和历史资源中寻求帮助，或者尝试其他的研究方法。当然，民俗地图未必是固定不变的；也许在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是通过添加一些有用的符号和附加的注解，地图便能够将所给出的事项的动态的历史发展呈现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那些地图策划家与设计者的灵活性了。
技术和方法
这项工作最好区分为三个阶段
A 材料的搜集
B 出版的前期步骤
C 出版
A 材料的搜集
让我们先理所当然地认为，你知道去哪些地域搜集材料和你想要做成地图的问题，同时财政的困难也克服了。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调研是采用通讯式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还是通过派遣“专业调查员”（受过学术训练的民间生活调查人员，能独自进行材料搜集），或是两种方法同时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哪种形式取决于是需要一个“大区域的地图集”(Grossraum-Atlas) 还是“小区域的地图集”(Kleinraum-Atlas)。它们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时间、个人因素和金钱这些简单的现实原因。采用信访通讯员的形式（即发放问卷），就能以相对低的成本在高密度地区回收问卷答案。一个当地的通讯员可以通过联络他的邻居或其他村民来提供答案；这样的话，一个当地人和村里其他居民就比一个专业调查员更有价值。但是他可能无法理解所有问题，也可能对一些问题不感兴趣，甚至就不回答它们，他甚至可能有宗教和政治的种种偏见。同样，对调查研地区的选择或多或少也是靠机遇。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通讯员不同，在为一个完整地图而回收上来的问卷中，并不是所有答案对于整个地图都有相同的可信度。只要问卷答案不是Yes和No的形式，而是更为具体的答案，那么客观比较的可能性就削弱了。若是使用训练有素的调查员（受过民俗地图搜集专业训练的田野调查人员），时间和金钱成为相当重要的问题，否则的话他们则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他们受过相同的训练，在每个地区采用相同的方法操作，因此所有问题和答案就拥有相同的质量。在开始搜集信息之前，调查人员在选定的地点需要找到为自己提供正确的信息的合适人选。他们总能根据信息提供者的水平对问题做略微的改变，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找到其他的信息提供者。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他听说在附近的地方有一些有用的民俗事项和事实，而这些地方之前因看起来不值得一去而没有被选中，那他会迅速决定去那里采访。如果幸运的话，他会找到新的民俗事项。还有一个心理方面的因素要被考虑进来：村民们也许会对回答书面的问卷有反感，相反他们更享受被他人口头采访。
一个关键问题是调查问卷的设置。被选问题的答案应该可以清晰地帮助阐释民间生活现象。这些答案将有助于显示各种文化圈。同相邻区域和村庄的联系是很必要的，他们可以显示出这些民俗事项是正在濒临灭绝还是具有扩张的生命力。那些在地图集的全部区域内可能答案都完全一致的问题也许就不必问了。然后，问题的数量也要考虑到，不能滥用信息提供者的时间和耐心。还要考虑到哪些问题可用来转化成地图。最近有个热门话题就是，（制作）一个有关全欧洲的（或某个国家)的传说地图是否会有结果。
常见的问题类型是为了弄清楚是否在某地发生一个或几个事项。一般来说，“发生”是指一个传统的或群体的事件，而不是孤立的事例。这些由问题组成的地图可以展示既定区域中一个事项的发生，但几乎没有提到各事项作为一种文化财产和文化承载者之间的关系。而理想的表述应该能使地图阅读者知道这事项的频率因子：知道是否只有特殊群体是该民俗的承载者（农民而不是工人，天主教徒而不是新教徒，年轻人而不是老辈人）；知道一个信仰仍然十分受人尊崇还是仅仅偶尔被人提到；知道它是否正处在一个衰亡倒退或进步积极的进程中。
调查问卷应该公之于众，不仅是因为要把它发送给通讯员或交给派遣调查员，而是因为对于其他学者来说，知道问了什么问题从而获得关于地图的目的和倾向的构想是非常重要的。有时，不是所有的问题和答案都能或会被公开出版，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学者应该被告知他可以在档案库中查到这些事项的相关材料。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被考察地在一个区域内的均匀分布。特定的地方需要被考虑进去——尽管无需它们来构成一个均匀分布的模式——是有原因的，比如为了代表远离交通线路的区域，或孤立的山区聚居区。一个现代的地图集将不仅展示村庄，而且还应展示或大或小的乡镇。如在有的国家有少数民族的群体，那么即使只有一两个聚居区也不能将它们忽略。可能也有很古老的聚居区或新兴的社区，或者是居民几乎都是工人、手工艺者、矿工、渔夫、牧民等等的地方。也就是说，所有种族的、社会的、少数语言族群和任何特殊的案例都应该受到调查。
如果要用通讯员系统，你必须先找出合适的人选来发放调查问卷。这些人可以通过牧师、神父、医生、教师或者市长的帮助来找到。如果偏好派遣调查员的系统，就必须找到训练有素的调查员。他们会巧妙地与当地人进行农业、喂牛、家务以及手工艺方面的讨论。调查员们必须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尤其是当他们遭遇到与宗教和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时。一个优秀的调查员应该经过语音方面的训练，应该会讲并能理解当地的方言，并在有农民叫帮忙的时候能够帮他干活，因为这样做可以方便联系。和地图策划者共同进行试验性调查的做法备受推崇，因为它可以在正式开始前纠正误解，并能使调查员能够估计调查可能花费的时间。一个调查员常常会需要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些为他提供信息的当地人。他应从不同的职业和年龄群体中去找；他应该问及男人、女人，甚至有时候还会问小孩。调查员应该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每一个信息提供者的各种信息（年龄，受教育程度，在社区居住的时间，职业和社会地位）。
至于问题的答案，则应该区分第一手资料（直接的回答），和第二手资料（不是立即而是事后反馈回来的答案），以及自发式的材料（那些在讨论过程中所做的随意的、而不是作为问题答案的表述，这些表述通常非常有用，它们可以引导我们发现可能会被忽略的事实。）
B 出版前的准备步骤工作
在所有通讯员和调查员的材料汇集并检查（也许有些需要退回去补充额外的信息）、登记、存档之后，关于一个问题的地图绘制便可以开始了。以季节性习俗为例，先从头到尾阅读（这个问题）所有的问卷答案，以便获得一个生成主要的线条与区域的基本想法。然后，分析这一习俗并且将它细分为多种元素。并不是所有的（元素）都可制成一个满意的地图或者得到很好的地图式展现；有些因素只能放到注释中去讨论。为一幅地图做一些恰当的符号选择是必须的。一个项目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那些事实要能让人一眼便能认出，以便使得“区域”、“边界”和“线条”能清晰的被分辨出来。一幅地图中也不能装满太多的符号和标志；有时最好将两个或多个元素并在一个符号中，并且通过在符号里增加小标志来区分它们。次要的细节不应通过为其特意设置符号而得到过分强调。在发生频率之外，其他方面的事实（历史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有关密集性的）应通过加设小标志来表明，例如指出它们是过时的、最近的、稀有的还是先进的。一幅地图若只要简明的反映出某一事项是否发生在被调查之地，那就仅仅需要两个符号——就说用一个圈和一个点吧。如果要将许多在一幅地图里呈现出来，那就可采取平面几何形的、基本的符号（直线、圆圈、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并完全或部分地填涂成黑色或者其他颜色，以区别它们。也可将基本的符号合并起来。但无论如何，在选定符号时，应让它们在以更小的比例被印刷时，也不会丧失清晰度。
常常讨论的一点是，到底是使用“面式”系统还是“点式”系统，更便于制作出一份较好的地图。地图是为了方便研究而不是招贴广告，因此，最好从学术而不是审美的角度来考虑。简单而言，“点式”系统能通过精确的方法给出确定的事实，从而显示出每一个陈述内容所适应的地方。而“面式”系统可以从一个集结了或小或大数量的地方性报表中概括出一个区域性的单元（可能水平线或者直线、周围再加边线来表示），同样包括了那些在文档中没有提及的地方。当然，当某区域的所有地方都被调查，或者当一个地区的人口分布是如此的均衡，以致于可以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时（当在一个大的、平的区域而不是许多小的山谷时），“面式”系统较合理。在所谓的“零散的小区域”（Kleinkammer-Gebiete），“点式”系统更受青睐。
那些可能被写成一本小专著一样长的书面注释，应尽量避免去诠释事实。诠释的任务应留给那些使用地图的学者。注释只应涉及相关的档案文献、从被印资料中抽取的段落以及所谓的自发性的数据。然后应有一份尽可能完整的参考文献，可能还要附上图画、图表和照片等。序言必须包含一份“目录清单”，解说从数据中框架出的所有材料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且是从脑中的哪些要点出发而选择了这些关键词、标志和符号。语言学的辅助说明也将证明是有用的。
C 出版
让我们先理所应当的认为你已经找到了一个为地图项目进行投资的出资者。一个出版商将接受这个项目，并且主编非常热爱他的工作。但是仍然有些小问题。首先，就比例尺而言，在欧洲,相邻的国家会试图使用易于同化和易于相互换算的比例尺，因为一些新的地图集已经考虑到了要将其融入到一个全欧地图集中。对于一套反映民间生活的地图集来说，能将一些基本的地图如政治边界的、地质的与气象的、土壤性质的、铁路的、街道的、语言的、宗教的、历史发展的、人口的、城镇的、工业的等等，是非常有用的。这些地图可能对理解地区文化及描述民间生活事项的消长变化有所帮助。必须做出决定的是，应该把这些单一的民俗地图印刷在硬纸上（不透明的），还是应该做成透明覆盖型的，以使他们可以一两张迭放在一张基本地图上。在某些情况中，尤其是在处理物质文化时（例如各种房屋的类型，各种犁的形状和各种工具等），在地图的边上增加图片能够迅速地显示是否需要别的延伸描述。
国家地图集
一般国家地图集的概念指的是绘制一个政治国家的地图，但在有些案例中，由于民族或者语言的原因，地图集会超越政治的边界。当今的做法是，像瑞典与荷兰的地图，两国的机构会进行通力合作。战前德国地图集也包含了所有在欧洲说德语的地区与国家，但是现在的德国地图集严格限制于德国境内。也有一些地图计划只包含一个政治国家的一部分，假如这个部分在语言与文化上与本国的其他地区不同，或者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
德国民俗地图集（ADV）
我们必须区分ADV的两个系列。第一个也是最老的一个现存的民俗生活地图集计划于1930年前。原本是想要给德意志人民俗的各个方面建立一个详细的地理库存，也就是说，欧洲的所有德语区域都将被涵盖，不管其国界。（真是一个巨大的地图集！）1930至1935年间，5种问卷被发送至通讯员处。第5种问卷涵盖的问题包括眼睛、头发的颜色和鼻型，因为编辑们（或隐身其后的政治家们）深信他们能够构画出德意志民族性的轮廓。1937年，纳粹政权夺走了地图集的组织权，所以以前的地图集编委成员都被遣散了，并且新的编辑没有再发出问卷而是立即出版了地图。1937至1939年间，6个地图集分册出版了，每一分册附二十份地图。这些出版物没有任何说明和评论，因此今天阅读和理解它们十分的困难。从1940年开始，所有关于地图的工作被叫停。直至1954年，曾德尔（Matthias Zender）才被委托出版新系列地图集。他面临如何继续的问题。最初的问卷并没有被战争破坏，并且是对1930年的情况的一个完整统一的搜集（当然，通讯员搜集的资料，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但却代表了一笔他国无以能及的有价值的材料）。如果Zender想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搜集，那将意味着要考虑到战争的后果，包括从根本上改变了的局势、无处不在的工业化和新的难民聚居地等问题。很明显新制作的地图不能够与第一系列的地图相比较。最后，曾德尔决定使用老的问卷材料，由此制作出了他的地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部历史地图集，它显现了与现在相对的1930年的所有状态。由于物质文化在旧系列中完全没有代表，Zender在上世纪60-70年代间发起了一轮新的调查，这些调查由调查员完成，大致反映了这段时期内的状况。新调查的部分结果被印在特刊中。新系列的第一分册出现于1959年，包含12份地图和详细的评论。到1967年，4个分册出版，都带有一流的评论。这些地图册涵盖了一些极有趣的问题：农业中的男女分工问题；大众对圣人的尊敬；墓葬仪式中坟墓与棺材中物品的摆放问题；洗礼和婚礼的风俗；幻象与预言；恶梦的信仰，和相关的观念等。
瑞士民俗地图集
这一地图集材料的搜集基于两个不同的问询。第一种是发给通讯员，但毫无体系可言。因为也没有前期的调查学习，所以这或多或少只是对于今后将要做的调查的一个初步的尝试。第二种是在8个调查员的帮助下完成的，他们都熟悉当地并且能说瑞士的4种方言。问卷包括150题，部分进行了细分。瑞士3000个行政区划中有400个被抽出来作为瑞士语言和地理多样性的代表，如山地区、乡村区、工业区、高山区等。调查员平均要在每个地方花大约3天。资料搜集于1937到1942年间，1949年开始出版。至1967年有12分册问世，并计划再出16册，每个分册均有详细评论并收入了大量来自书籍、档案的信息。虽然瑞士的地图册涵盖了民俗生活的许多方面，但有些部分还是故意的省略掉了，像家庭研究和聚居地；民歌；民间戏剧；口头传统（笑话、轶事、传说、仙女故事）等。
奥地利民俗地图集
这个地图集在搜集和编辑的理念上与其它的有所不同。首先，作为资料它使用了第一个德国地图集（1930年）的调查问卷。然后，在1953年奥地利的地图集创建后，又给各地的学校当局发放了调查问卷，由校方把问卷交给学校老师们回答填写。最后，还有某些学者们因为一些特定的问题而自发地进行个人搜集。这些学者应邀为他们的特殊领域绘制地图并撰写相关的注释。 这些地图本身是非常好的，但缺点在于它们不能与其它的相互比较，因为一些学者在整合他们的材料时所使用的方法不同，不仅不来自奥地利所有邦州的材料的可靠性不均等，而且记录的时间和年代也不同。尽管这些缺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注释加以纠正，但这些地图的材料缺乏可比性。第一册是1959年恩斯特.布格斯塔勒（Ernst Burgstaller）和在阿.赫尔博克（A. Helbok）在林茲编辑的，有13幅地图，涵盖了一些互不相干的主题如：奥地利的德语方言，节庆点心和面食，与仆人相关的条款，基督降临节的花环，以及说来很奇怪的一种瓶内画。与此同时，由理查德.沃夫姆（Richard Wolfram）担任主编，在1965年于维也纳编辑了第二册，使得以各式牲畜栏，烤箱，面包烘烤以及日常的白兰地制作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得以表现。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地图涉及习俗，例如：圣诞节庆。
波兰民族志地图集
1958年，作为地图集编辑者的盖耶克（Gajek）发表了一个“试验性的尝试案”（experimental trial issue），包括17幅地图和一个小评论，以此作为决定地图最终体系的前奏。这一任务显示出了巨大的困难，因为战后波兰的边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上百万的人口移民定居到了其他地方。波兰地图集尝试去做一些新的改变，他们试图定义新移民者带来的文化元素，展示这些新元素，并将其调适的结果绘制成地图。派遣调查员根据四张物质文化的问卷调查报告进行了实地考查工作，问卷的主题分别是养牛、农业、建筑的经济功能和房屋的类型。这些地图尝试了不同的系统，通过点、面、不同的色彩。通过网状系统，波兰被分成了同等大小的方块，在每个方块上，被挑选出最具典型性的村庄。人口密度没有被列入考虑的范围，只有方块的数量被列出，但没有地名。
战前的波兰地图集由莫辛斯基（Kazimierz Moszynski）在格拉高（Krakow）出版，共三册，一共三十幅地图，出版年份为1934-1936年。但是当代的波兰和战前的条件不一样了，开始绘制新地图是必要的。
瑞典民间文化地图集
第一卷阐释“材料与社会文化”的瑞典地图集是于1957年在艾里可森（Sigurd Erixon）和莱德（Eerik Laid）的编辑下出版。它包括24幅主地图和44幅小地图。从地理上讲，它不仅包括瑞典，也包括芬兰的瑞典人口。这些成果是由联络员、调查员用那些1850-1900年的历史材料来完成的，现代的情况和条件并没有呈现出来。这些地图仅仅是为了再现某一事项的发生；这一事项的社会功能和人类对其的态度则留给了评论的部分。计划中还将出版三卷，来阐释民俗（传说、信仰、年节），流行语言（谚语、谜语）和地名。
荷兰和比利时民俗地图
在（梅尔滕斯）P.J. Meertens和马耶尔（M De Meyer）编辑的这个地图集中，荷兰和比利时的弗兰德斯（州）这两个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它们二者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这些资料的收集是由联络员对于民俗生活的全部领域进行询问而完成的，这些领域有：民俗信仰、大众科学、年度周期、家庭生活、社区生活、手工艺、职业。两分册于1959年和1965年出版，每一分册都有10幅地图，并附有评论。第一分册特别有趣，因为它尝试进行了绘制“信仰问题”的不确定性实验：鬼火、女巫的识别、狼人、烧草人节（burning man）、狩猎仪式。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二分册一直沿着同样的线索：民间医术、吓唬儿童的妖怪、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
南斯拉夫民族地图
南斯拉夫民族地图是由布拉塔尼克（Branimir Bratanic）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编辑的。自从对收藏家的问卷被建立起来，以及开展了一些实验调查后，1963年8幅试用版地图的出版成为了可能，这些地图展示了轭的分布、脱粒打谷的方式、脱粒的工具、村庄集会场所、年节篝火、化妆舞会。编辑和调查员的任务并不简单，因为这些问卷必须用斯洛文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来书写。该地图也必须顾及到多族群人口地区的所有少数民族。
正在进行中的地图集筹划工作
一些出自第一份报告的出版物，包括丹麦、芬兰、匈牙利、前苏联、和意大利（弗留利和撒丁岛）的，都已可供利用。当前的目标是绘制一部欧洲民众生活的地图集。完成此目标的确切步骤已经于1966年在萨格勒布的会议上被提出来。大家呈列的意见都指向同一观点，即最好是从三个项目展开：耕田工具、打谷脱粒和篝火，因为这方面有效的初步工作（地图、专题著作、文章）似乎早已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得以出版。对于进一步的地图，其计划包括：其他农业工具（锄头、镰刀、长柄大镰刀）、房屋建筑、遗产继承问题和冬季习俗。
最后，一种新的国际化地图集的特殊形式值得提出：于1960年被决定的关于教会史的国际地图集。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地图。奥地利于1966年开了一个头，彼时第一个分册成形。它包括12幅地图，其中一些涉及到民众生活问题，例如宗教秩序、朝圣和圣徒的崇拜。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