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叶老师让我们分享这篇精彩的文章。
因文中提到的很多人我都认识，所以更觉有趣。有些感言，忍不住在这里发发，以博一笑。
顾彬是我的老师，沈卫荣先生当年的副专业也选的汉学，也在顾彬那里考的试，但他从来不认顾彬为师，所以我也就不敢称他是师兄，只能算是学长或校友吧。
和我同时期在波恩学习的，还有现在北外当教授的李雪涛先生。他和我一样，也跟顾彬做博士论文。李先生和沈先生意气颇为相投，作为中国人，他们两个内心里都是看不起顾彬的，且常常公开地拿老先生开玩笑。
我是属于比较尊敬老师的那类学生，就连德国学生都曾笑话我是“保皇派”。我这人不仅没有反骨，而且从学识上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批评老师，所以在一些中国学生的眼中，或许就该归入“既没学问又没骨气的中国人”那一类吧，呵呵。
尽管如此，我后来还是做了两件天大的违背师意的事：
一是2004年左右国内有些出版社筹划出版顾彬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我当时是他的科研助手，所以被指定做这本书的翻译。可我当时一来因为希望做自己的研究，二来似乎也觉得中国的出版社大肆出版和宣传外国汉学家的著作有些过分，所以没有接受。
二是2005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做完博士后后没有再回波恩，而是直接到了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大学的汉学所就是备受沈先生推崇的傅海博先生原来的工作单位，至今坚持“语文学”传统，在德国汉学界以老派、保守著称。记得顾彬先生听说后非常生气，他问我为什么选择慕尼黑，并说慕尼黑大学那些老师们写得文章都是每一句话下面都要带上半页甚至一页的注解，“简直枯燥头顶，难道你就想做这样的学问吗？”
我到了慕尼黑之后，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学术思维，逐渐习惯于德国语文学的传统方法。慕尼黑大学的现任几位教授，其实都属于这一学派，特别是普塔克教授，是最典型的语文学家。他研究古代中国的地名、动植物的名称等等，考据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但可惜很少得到别人的关注。也许就像沈先生在文章中总结的那样，语文学的方法在德国乃至欧洲学界，已经彻底地过时了。
至于沈先生的以语文学方法撰写的博士论文，为什么能获得如他本人描述的巨大成功？我想方法或许并非是其中决定一切的因素吧。他的论文主题涉及西藏、宗教、宗教领袖的传记，等等，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很俏的话题，或许他所使用的资料也是颇为珍贵的，又是别人看不懂的那种。这样一来，这部著作的意义当然也就非同凡响了。
如果沈先生使用语文学的方法，也像我们的普塔克教授那样去研究西藏古代文献中的动物或植物，不知道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