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子夜话3：德国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
本来我规定自己，不到天黑不许打开“民俗学论坛”。为何？那里太热闹了，太有趣了，也太“危险”了。要是一不小心和谁交上手，就会大伤元气，或者用论坛上的套话来说，“太伤内力了”。
但东瓶先生留的作业没做，晚上做梦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趁着早餐之后脑袋里氧气还足，把我所了解到的一些德国民俗学的历史发展情况介绍如下。信笔所致，如有考证不够严谨之处，还望各位方家指点。特别是最近很少在网上露面的“面鸭”同志，这个纠错的任务，非你莫属啊！
德国的民俗研究起源于１８世纪晚期，于德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之际，在狂飙突进运动的思想家赫尔德的倡导下开展起来。最初是由一些知识分子，走向民间搜集歌谣、传说等民间文学原材料。由于他们本身都是文学家、诗人，又加上他们对于民间的那种浪漫主义情怀，所以一边搜集记录一边自由加工是常事。这一点，在格林兄弟所搜集的童话中，体现尤为明显。《格林童话》，就是从他们所搜集到的几百个民间故事中挑选出来、润色而成的。加工的原因，主观上是他们想要更好地展现人民的智慧和民间文学的魅力，客观上则是应出版家的要求，希望他们能把原来粗糙的民间创作，提升成为可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古代神话。毋庸置疑，其中的历史学倾向非常明显。研究者的目的，是为了追根溯源，寻求诗歌、传说、故事、风俗的所谓“原初形态”。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建立起来，是在１９世纪中期。有个Wilhelm Heinrich Riehl (1823-1897)，被认为是德国民俗学的创建人。不知道以前的中文著作怎样翻译这个名字，我且把他称作里尔。他是慕尼黑大学的文化史教授，研究德国的地方文化、家庭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并首次提出了“作为科学的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他对于民俗学的功能和在人文科学大家庭中的位置，是十分夸大的，认为民俗学是一门政治科学，对国家管理意义极大，在人文科学中扮演其他相邻学科的“精神故乡”的角色。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民俗学必须把自己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反映民族的精神和心理气质。出于这种意识，里尔对于乡村、农民和德国人的日常生活，都难免带有美化的倾向。他眼中的德国农民，就像鲍辛格评论的那样，是“具有市民精神的农民”，意指里尔用当时先进的市民精神，来阐释农村生活，由此制造出了一幅浪漫的假象。
但和后来纳粹时期的民俗学相比，里尔的历史倾向并不强。他的眼光还是停留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的，而没有刻意去寻找当代德国农民文化和古代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
二战前的德国民俗学，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一是搜集和研究当代社会现存的民俗事像上，他们独创出了制作“民俗地图”的方法，即通过在各地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各项民俗的分布情况，并在地图上标识出来。
二是把研究的对象，逐渐从民俗事项转移到人和人群上来。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社会学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在Hans Naumann (1886-1951) 的“下沉的文化遗产”理论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民间文化有两大类型，一种是民众自己创造的“原初”的文化，另一种是他们从城市精英阶层中学来的、经过再创作的文化。文化传承的走向，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不断地由上层输往下层。这一理论的缺陷很明显：它把文化的传播看成是单向的。它只看到上层文化对下层的影响，而忽视了从下层到上层的倒流现象。但他所提出的文化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与群体的作用问题，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民俗学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中，从语言学、文献学和心理学中也都吸取了不少的滋养。在此其间，民俗学和人类学（在德国只称“民族学”）就像一对小姐妹，她们肩并肩地共同成长。她们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方法往往都是共同的，只不过人类学研究海外，民俗学研究本土（德国和欧洲）。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的联系，但也从不打架。到了现代，由于国际人类学的飞速发展，民俗学在方法论上越来越接近于人类学，以至于今天的德国民俗学，大多直接改名为“欧洲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课题，也已远远超出里尔所提出的４个Ｓ: Stamm（族群）, Sprache（语言）, Sitte（风俗）, Siedlung（聚落），而涵盖了人类学所关心的方方面面：房屋居住、家庭与家庭经济、技术工具和手工艺、图画、服饰、食品营养、劳工生活、城市社区、性别研究、习惯法、种族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传说故事、读写文化、民间医药、戏曲、民俗博物馆学（以上都是Brednich《民俗学概论》中所列的条目），等等。
德国民俗学和历史学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是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当时很多学者，都把民俗学看成是一门历史科学，如柏林民俗学会（德国第一个民俗学学术组织，创立于１８９０年）的创始人Karl Weinhold就把民俗学定义为一门“民族的和历史的科学”。不过当时很少有人真正去使用史学的方法研究民俗，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介入到民俗学的研究中来。关心民俗学的，大多数还是日尔曼语文学家和社会学家。如社会学家韦伯，就曾在一篇演讲中，批评民俗学只注意搜集资料、没有科学的工作方法。但他本人也把民俗学定义为一门“从历史和社会角度来定位的科学”。
到了纳粹统治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政治对学术的控制，民俗学家们不能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战前开始的一些大工程，如“民俗地图”的绘制，也不得不一度中止。为了满足独裁政府的意识形态需求，民俗学被迫远离现实，而到古文献中去为日耳曼文化的优越性和历史承续性寻找根据。当时有个著名的“语言岛”研究，探讨散居在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德国遗民的语言，和古代日耳曼语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要证明日耳曼民族伟大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
民俗学的史学方法，在战后一段时期之内，也在继续发挥着作用。１９５０年代，有个所谓慕尼黑学派，也称“历史挡案学派”，代表人就是撰文批判“民俗主义”的那个莫泽。和以前的历史学派民俗学家所不同的是，他们更重视近代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档案类的地方文献。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年代较近的、有明确出处的民俗资料，才具有可靠性，也才能作为民俗研究的资料使用。
１９６０年代，德国民俗学开始大转向。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方法论上也越来越倚重于人类学。虽然学者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书桌旁，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也还是离不开历史文献，但专职的“书桌民俗学者”和“文献民俗学者”则很少见 — 或者从来就没有过？
当然，这只是“他山之石”。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使用文字的时间比德国长得多，古代留下了很多民俗文献。中国民俗学和德国相比，队伍相当庞大，人力资源充足，所以在研究上分工也就可以更加细致。一些学者愿意舍弃田野，钻研古籍，献身于释读枯燥的古文献，这是非常可敬的行为！
日本民俗学和史学似乎也很有渊源？我常看到日本的民俗学家跑到中国来做田野调查，不知道他们是把这当成人类学还是民俗史抑或是比较民俗学的研究来做的？
且听东瓶先生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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