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甜甜

自古以来，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吴儿驶船如驰马”，杭州一带的水路交通形式丰富多样，相关习俗也令人瞩目。运河开通之后，这个特征便愈演愈烈，至南宋，则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运河风俗，其中尤以交通商贸习俗最为突出。
一、船与船民
这一带历史上所使用的船种类繁多，不胜枚举，有生产用船、生活用船、娱乐用船、礼仪与宗教用船、军事用船，也有的则一船多用。随着时代演进，船只的样式型制也多有衍变。据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河舟”记载，当时“杭州里河船只，皆是落脚头船，为载往来士贾诸色等人，及搬载香货杂色物件等”。所说的这种木船型制一般不大，可以载人，也可以运载小件货物。如要运载大件，则有专门的运输船。同书接着提到，那时“又有大滩船，系湖州市搬载诸铺米及跨浦桥柴炭、下塘砖瓦灰泥等物，及运盐袋船只”。说得很明白，这种“大滩船”专门用来运粮食、柴炭、砖瓦、石灰、黄沙、盐等物资。
同书还提到了当时专门用作客运的航船，文云：“若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  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也就是说，从杭州出发，经由运河，当时的人们可以去往苏州、湖州、常州、嘉兴……等地，而且有专门的航运船只，称为“  船、舫船、航船、飞篷船”。[ 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航运风俗一直沿袭到近现代，据老人回忆，近现代这一带的航船一般都很干净，有的还供应膳食酒菜，服务颇为周到。据有关史料，民国年间杭州市区就有147家航船、11个埠头营运。
历史上在运河一带又特别流行夜航船，乘客傍晚上船搭乘，在船上将就着睡一夜，天蒙蒙亮就到达目的地了。这种船在解缆开船之际，总要鸣锣为号，广而告之，形成一种风俗。明代作家张岱有一部笔记，就以《夜航船》为名。当年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这一带“乘醉放舟”，一路上也全是“运河夜行”。说起来，“夜航船”确实是运河风俗中很值得回味的一个亮点。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河舟”还提到了一种宋代专门从事运输的连家船，文云：“又有下塘等处，及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者，大小不同。其老小悉居船中，往来兴贩耳。”这样一种特殊职业可以说也一直沿袭到了今天，我们在今天的运河水路上，还可以见到有这样一种大船，他们以运货为职业，妻儿老小，全都吃住在船上，以船为家，四处漂泊。
在传统社会里，这种吃住都在船上的底层民众，一般不具备在岸上定居的实力，通常被认为是比农民还要低一等的弱势群体。在这个群体里，世代相传着一系列颇为独特的风俗习惯。他们往往在船尾放一些小盆，种上万年青、葱之类的盆景，象征兴旺昌盛。他们信仰“船头菩萨”一类的神灵，有种种禁忌：吃鱼不许翻身，不许将筷架在碗上，不许打翻饭碗，不许当船头小便，不许在一些被称为“哑子桥”的桥下开口说话，不许载死人，等等。随着时代进步，许多船民都在岸上有了自己的家。不过，为了水上运输这个职业的特殊需要，他们往往还是拖家带口，生活在船上。
二、坝闸渡与挑埠业
由于地势的原因，运河与周围水系之间历来会有一定的水位差。水往低处流，这是无法阻挡的。为了保持这种水位差，使得运河和相关的水系都能有足够的水量，发挥各自通航和排灌的一系列功能，就需要在上下河道之间建起可以拦水的坝，又称为堰、埭。坝可以把水挡住，不过当船只过坝时，又会遇到很大困难，于是就需要人力来帮助船只过坝。后来，人们又想出了“船闸”这种设施，可以让船只临时通过而又不影响上下游的水位差。
一般认为，南北朝时期江南一带水系中就已经出现了堰、埭、坝一类的设施。而杭州的船闸，则肇始于五代。到了南宋，杭州运河的坝和闸已经大致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一“堰闸渡”对此有较详细的记叙。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发现，杭州的一些小地名常常会出现坝、堰、埭、闸、埠、渡一类的称呼。如果我们到当地去寻访，那里可能已经不再有河道，也无法找到当年这一类设施的踪影了。不过在人们的口头上，却世代相传，绵延不绝，依旧十分亲切地这么叫着这些小地名，看来还将这样继续叫下去。比如“羊坝头”、“闸弄口”……就有着一定的知名度。
历史上，船只过坝是很费力的一件事。一般小船或空船，可以用人力或牛力把船直接拉过坝去。俗称“磨堰”，也就是利用船的一头一尾，轮番作为支点，一边磨，一边往前挪移，虽然没有轮子，却也可以把船“磨”过堰坝。大船装满了货，不能用这种方法过坝，要把货先卸下来，让空船过去，然后再把货物搬运过坝，重新装上船，继续航行。这里有几张老照片，给我们留下了近代杭州运河翻坝的真实场景，弥足珍贵。
历史上，货船到了埠头就需要有人来卸货，或是进仓，或是改用陆路运输。再是在翻坝的时候，也需要有相当多的劳力来帮助卸货、装货。历史上，称这样一种行业为挑埠业。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河舟”对此有过一番记述：“杭城乃辇毂之地，有上供米斛，皆办于浙右诸郡县，隶司农寺所辖。本寺所委官吏，专率督催米斛，解发朝廷，以应上供支用。搬运自有纲船装载，纲头管领所载之船，不下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官司亦支耗券雇稍船米与之。到岸则有农寺排岸司掌拘卸、检察、搜空。”说的是当时的皇粮装卸搬运，全是经由运河水系，有专人负责，不得马虎。
同书卷十六“米铺”，又提及民间商家货物的装卸搬运，也都经由杭州运河水系，依靠船只和挑埠业的操作。文云：“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夜不绝可也。且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故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矣。”[ 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说的是南宋杭城的码头上已经大致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管理体制，看上去人声嘈杂，混乱不堪，其实负责装卸搬运的“肩驼脚夫”早已训练有素，分工有序，哪条船上的货物该搬到哪家店铺，心中明明白白，一般是不会出现什么差错的。从这段史料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当时这一带的挑埠业已经形成了一些民间组织，他们的头领称为“甲头”，这种称呼也被一直沿袭到了近现代。
三、接待寺与香积寺
“天下名山僧占多”，杭州风光旖旎、湖山如画，历代高僧纷纷选择在这里开山弘法，势在必然。早在五代吴越国时，这里便被公认为“东南佛国”。道教传入这一带也很早。佛寺道观，交相辉映，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其中来自杭州以北广大地域里的烧香客，当年大多经由京杭大运河赴杭，他们结伴乘舟，经湖墅而入城，一般都会在杭城盘桓数日。各地游方僧侣来杭州参学挂单，也往往从湖墅上岸，这就使得湖墅一带的寺院又兼有一个接待客人的重要任务。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当年座落在湖墅夹城巷的“接待寺”。接待寺是俗称，顾名思义，就因为这个寺兼有接待客人的重任，而且声名远播，众望所归，所以才异口同声地给了它这么一个雅号。
接持寺的大名是“妙行寺”。《武林梵志》卷四有载：“妙行寺，在夹城巷。宋徽宗时，有僧思净者，姓喻，工画佛，人称‘喻弥陀’，遂弃家学佛，舍宅为寺，以接待云水。二十年间，往来者三百万众，故俗称‘接待寺’。”[ 明·吴之鲸《武林梵志》，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
近人钟毓龙《说杭州》第十三章“说祠庙寺观”也提到“接待寺”，文云：“在湖墅北关，原名妙行寺。宋室南迁，大批流民南下，北关为必经之途，寺乃为接待之所，遂有接待寺之名。凿秦皇系缆石为石佛之僧思净住此寺，乐善好施，接待流寓僧俗人等无算。宋绍兴七年，思净圆寂，寺僧为立‘斋三百万僧喻弥陀之塔’。盖思净俗姓喻，好画弥陀佛像，故有此称。”[ 钟毓龙《说杭州》，杭州掌故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关于这个寺院的历史，清邱峻编辑的《圣因接待寺志》二卷记叙颇详。接待寺今仅存遗址，历史上曾颇具名声。宋徽宗大观年间，由思净禅师开山，因为思净禅师曾“斋三百万僧”，这才留下了这样一个大名。而据钟毓龙考据，则还与宋室南迁时这个寺院曾接待过大批南迁流民这样一个史实有关。[ 钟毓龙《说杭州》。]钟氏的观点是可信的。旧时寺院开方便之门，不仅接待僧侣，也接待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妙行寺的位置在运河边，而且是运河入杭州城的咽喉要道，它在当年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
思净禅师被人称为“喻弥陀”，张九成有《喻弥陀塔铭》云：“钱塘喻氏子，生不茹荤，少好画，学吴道子，臻其能。后专画阿弥陀佛，无为子杨次公喜之，呼为‘喻弥陀’，世因以称焉……”[ 载《武林梵寺》卷四。]原来他还是个画家，因为专门画阿弥陀佛，又画得非常好，这才有了这样一个雅号。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思净禅师小时候游西湖北山，看见宝石山麓有一块大石头，民间传说它是当年秦始皇游浙江时的缆船石。于是他就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要把这块有着非凡来历的奇石镌刻成佛像。后来他成为高僧，终于有一天实现了这个愿望。再后来又在石佛像的地方建成了一个寺院，称之为兜率寺，而老百姓则一直称之为“大佛寺”。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也慕名前去游览，还留下了两首诗。其中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季春所作的诗中，就清楚地提到：“此何以大称？凿像山骨窈。始自宋思净，六百年名表。”今碑刻犹存，亦可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了。
运河边上，湖墅一带，还有一个寺院也是声名煊赫，不得不提到的，那就是至今依然还在的香积寺。今天杭州的街巷地名中，依旧保留着一条“香积寺巷”。香积寺则位于香积寺巷48号。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十三“北山分脉城外胜迹·佛刹”载：“香积寺，在江涨桥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柯氏舍宅为寺。旧名兴福，大中祥符间，赐额香积。门临官河，帆 樯往来者日百千计，秉烛犹喧。一径蛇行，茂林荫密，隐然城市异薮也。”[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建寺至今，称之为千年古刹，一点也不夸张。这个寺院就建在运河边上，特别是到了每年香市的季节，杭嘉湖、苏锡常一带的香客，都要经由运河来到杭州，然后去往天竺、灵隐一带朝山进香。这些烧香船往往就会停泊在湖墅一带，首先就要到接待寺、香积寺这几个运河边的大寺院进香，这也已经成了一种传统风俗了。
四、康王逃难与蒋相公施赈传说
民间故事是人民大众的“历史记忆”，在民众口耳间世代相传的传说故事里，往往保存着民众对于历史的朦胧回忆，它虽然不是信史，其间已有不少虚构、夸饰和集体创作的成分，却仍然曲折地表达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理解，在讨论宋代杭州运河史时，我们不得不提到在这一带颇具影响的两则民间传说：小康王逃难传说和蒋相公施赈传说。
关于“小康王逃难”较早的文本见于《宣和遗事》。此书又名《新刊大宋宣和遗事》，作者不详。大约成书于宋末元初，或者有可能是宋人所作，而元人又有所增益。一般认为这是宋朝说话人“讲史”时所用的底本，文辞为浅近的文言和纯粹的白话凑合而成，其中保存了“水浒”故事的早期材料，历来为学者所重视。该书贞集的《泥马渡康王》云：

且说斡离不自遣康王归国后，心甚悔之；既闻康王再使，遣数骑倍道催行。康王单骑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君庙，不觉困倦，依阶砌假寐。少时，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马，追兵将至矣！”康王道：“无马奈何？”其人：“已备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环顾，果有匹马立于旁；将身一跳上马，一昼夜行七百余里，但见马僵立不进，下视之，则崔府君泥马也。

这里说为了逃脱金兵追杀，崔府君庙中的泥马居然载着康王疾驰七百里，显然是典型的幻想情节，只是在这个文本里还没有提到渡河。在元佚名《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一，所述情节略同则已经提到了渡河。此后，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十四、明张岱《西湖梦寻》卷四、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陈仁锡《潜确类书》卷一一一引《南渡录》、《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四引《滑县志》等，都记有类似的说法。其中尤以《至大金陵新志》的说法与后世最为接近，文云：

宋高宋为康王时，靖康初避金兵，走甚急。忽有白马，莫知从来，康王乘驰千里，夜宿村市，马不复见，黎明复来。越数日，康王渡海，自明越海之杭，渡钱塘江，甫登岸，马复在前。王策之，至晚不见。遍寻之，乃土地庙所塑白马，尚复微暖流汗。康王即位，行下临安，建白马庙，岁差官祭之。
至此，泥马渡康王的发生地点已经被定在了浙北一带。倘若根据《宣和遗事》分析，这个传说大致上应该发生在北方。但随着宋室南迁，这个传说自然也会逐渐南移，而终于在浙江扎下根的。
从历史上看，宋徽宗的儿子赵构（康王）在南京即位称高宗之后，确实有过一段逃难生涯，先到扬州，再渡江由镇江到杭州，然后逃到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狼狈入海，泊台州，到温州，一路逃窜，疲于奔命。而在此期间，浙江各地的抗金斗争却是此伏彼起，奋勇不息，这才使得金兵被迫北撤，康王又终于回到临安。[ 倪士毅《浙江古代史》第162-16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当时的民众希望有个皇帝带领他们抗金，使他们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所以便会产生这一类传说，幻想有神异在保佑着这个皇帝，让他得以大难不死，逢吉化凶。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盐官（今海宁）作家吴炽昌的笔记《客窗闲话》续集卷二所记《康王逃难》，则已经说的是发生在杭州一带的康王逃难传说了。其大意如下：

康王逃至盐官蛇墩，有农夫兄弟二人在田中耕作，其弟与康王换衣，骑马南驰。康王扮农夫在田中劳作，骗过追兵。追兵抓住农夫，怒戮之。康王逃至城北，又被一僧人掩护。僧人说服追兵将领，此将系宋人，后自杀以保护康王。至杭州半山，又有采桑女将其藏入桑叶筐中躲过追兵。采桑女被父兄误会，无以自明，遂自杀，其鬼魂引康王到宋军军营。康王从此定都武林。“帝不忘救驾功，封二农夫为蛇墩双土地、崇善明王，征僧为护国大禅师，不至。为女神立端山巅，至今香火不绝，春间佥朝拜半山娘娘云。”

从此以后，康王逃难传说完成了“浙江化”的演变过程，并且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有了密切关系。在杭州半山，半山娘娘庙一直保存到今天，历来都说这个“半山娘娘”是敕封的，每年清明有庙会，确实称得上“香火不绝”。在此期间，许多有着鲜明的浙江地域特征的康王逃难传说陆续被民众创作出来，进入口头叙事领域。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卷上“寺观”，又有《大树庵》，说昔日康王逃难至绍兴府城西北十里大树港时，“岸有松、杨两株，忽自拔其根俯于水，两木相向如覆舟状，帝缘木而渡，及岸，顾其木，仍昂首直植。已而金兵至，怒而截为数段，委于河而返。”据说从此以后，大树便屡屡显灵。至清顺治间，当地民众为其“建庙祀之”，即为“大树庵”。绵延至今，康王逃难传说愈演愈烈，几乎遍及浙江全境，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传说群。
这个传说群与前述《泥马渡康王》一脉相承，大都有着强烈的幻想色彩，相比之下，后世流播的一些传说往往更加强调民众的智慧和勇敢，比如有的传说就说某个女子在危难之中救了康王。宁波的《浙江女子尽封皇》、杭州的《九溪姐妹树》、《半山娘娘》，尽管说法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这样一层意思。比如“半山娘娘”就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其中一种说法与运河边上的香积寺有关。说小康王后来做了个梦，梦见当年救过她的姑娘在河边洗衣服。他想上前道谢，突然间天上出现朵朵祥云，姑娘已驾云上了天。小康王伸手去抓，只抓住一只脚，顿时雷声大作，把他惊醒。第二天地方官上奏，说城外一小巷突然从天上掉下一块青石，活像女人的一只脚。小康王便下旨在那个地方造起一座寺庙。那里的老人说，这块神奇的青石至今依然还在。
有的传说则虚构一些动植物在康王逃难途中神奇地救了他的命。有的甚至还说康王后来要报恩，偏偏又封错了，闹出了笑话。杭州一则传说是这样讲述的：

康王逃难，见运河边一株火桑树，枝叶茂密，就钻了进去，躲过了追兵。后来康王记起此事，派官员去找这树，找来找去找不到。因为此时火桑叶都被摘下来喂蚕了。那官员就封了株梓树。梓树从此很神气，火桑树却气得垂头弯腰。

有的传说则说，桑树的树杆上为什么常有些空洞和疤痕？这也是因为它当年没有受封，才把肚皮气破了的。当然，一些植物外部特征的形成自有其科学原因，与这些故事情节是扯不上的，说的人和听的人也都未必尽信。不过千百年来人们却一直在那里数说着这些典故。说到底，这正是传说的一种艺术特征。它并不是历史，却往往会艺术地反映历史的本质方面。那些帝王将相在危难的时候也会对底层民众感激不尽，而一旦事过境迁，他们便会把恩人抛到了脑后，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难道还见得少吗？传说的讲述者故意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像讲述历史似地跟你讲故事，一切就像真的曾经发生过似的，而实际上却是在抒发他们对历史的感叹。传说讲述者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此。
传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奇妙，传说并非信史，却又艺术地反映了历史，充满情感地诉说着历史，如果我们要从传说中去寻找我们祖先对于生活的理解，恐怕比读历史书的收获会更大。宋代在杭州民间还有过一个著名的传说，后来甚至成为了沿袭近千年的一个民间信仰，那就是著名的蒋相公传说。蒋相公又有庙，称“广福庙”，民间则直呼“蒋相公庙”，又称蒋侯庙、盐桥庙。庙在盐桥上，盐桥在运河上，一度曾颇有些声望。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六云：“广福庙，在盐桥上，其神曰蒋七郎崇仁者，里人也。仗义乐施，仿常平法，以家资籴谷，贱粜以救贫者。其弟祟义、崇信，亦承兄志，行之六七十年，规以为常，里人德之。比卒，即其家立祠祀之，有祷辄应。咸淳初，京尹潜说友请于朝，赐庙额曰广福，封崇仁孚顺侯、崇义孚惠侯、崇信孚佑侯。淳熙间，京尹韩彦质将改作其祠，神忽凭老兵言，愿徙桥上，遂立庙焉。士女争趋之，日拥隘桥东西十余丈，至不得旋踵，两街沽酒作餐饵、鬻象马钱二三十家，供给不暇。至今父老言神异事甚多”。[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清丁丙辑《广福庙志》是迄今辑录有关这个庙宇及其传说最为完备的典籍。[ 清·丁丙《广福庙志》，《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三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不仅在宋、明、清的地方志里有相关记载，甚至还赫然载入《钦定大清会典》卷二十九，称“守土官春秋致祭，以羊一、豕一，行三跪九叩礼。”规格之高，非一般民间信仰可比。其中有田纯《盐桥广福庙蒋侯传》，还提到“凡有告籴者，许所鬻钱偿之数，任其自持概。人或过取，归而较之，适如其直，诧以为神。由是众莫敢欺，故有‘蒋自量’之称。”
近人钟毓龙《说杭州》也提到了这件事，则说这个蒋相公是“北宋时杭人，居蒋村，力耕致富，设仓备荒，惠及乡里”，又说，“民国时香火犹盛，称‘蒋老爷’。传六月初九为其生日。又半山东北有蒋王庙山，庙祀福德明王，亦即盐桥庙之蒋侯”。[ 钟毓龙《说杭州》，杭州掌故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里所说的这个神灵，生前是个米商，他专为百姓做好事。每当米价暴涨时，他却总是按原价出售，而且听凭顾客自己用升斗量米，以致于人人称他为“蒋自量”。这里大概有夸饰的成分，不过在当年居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而最终成为杭州米业的祖师神，香火鼎盛，一直沿袭到民国年间，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杭州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蒋自量三兄弟？很难查考。十分有趣的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九居然有《张不量》，文云：

贾人某，至直隶界，忽大雨雹，伏禾中。闻空中云：“此张不量田，勿伤其稼。”贾私意张氏既云“不良”，何反佑护。雹止，入村，访问其人，且问取名之义。盖张素封，积粟甚富。每春贫民就贷，偿时多寡不校，悉内之，未尝执概取盈，故名“不量”，非不良也。众趋田中，见棵穗摧折如麻，独张氏诸田无恙。

估计直隶一带曾经流传过这个传说。仔细分析，它与杭州民间盛传的神灵传说有着相似之处。传说主人公这种耐人寻味的行为方式，还常常出现在别的一些故事里。旧时在讲述神仙试探人心的一些故事时，也往往会说神仙让人们自己动手拿货物自己付钱，而不作计较。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无人售货”。这种经商方式在当年是很难做到的，但却是广大民众在道德修养方面的一种执著追求，只是它曲折地在祖师神崇拜和相关的传说故事中反映了出来。时至今日，显然仍有它的现实意义。这样的祖师神崇拜传达出来的当年米业商人和底层民众的心态，是很值得加以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