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遗言建中国 ——读清华简《宝训》（之三）
武家璧
刊发时间：2009-05-12 14:16:34 光明网
清华楚简《宝训》与《尚书·顾命》在形式上十分类似。首先，《宝训》开篇言文王"不瘳"、"自靧"（洗面）；《顾命》首叙成王"不怿"、"洮颒水"（盥手洗面），皆因病不能沐浴斋戒，以洗面代之。其次，文王"念日之多鬲，恐坠宝训"因而训示太子姬发；成王"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因而顾命作训。再次，文王言"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成王曰"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所不同者，前者直接授训太子发，后者授予顾命大臣，故后者题曰"顾命"。
依文意"詷"似可解释为"训"或"遗训"。然詷、侗、同三字可通，《顾命》描述成王崩后三天有"受同"仪式："上宗奉同瑁"，"（康王）乃受同瑁"，"太保受同"，"授宗人同"等。《传》曰"同，爵名。"孔疏"《礼》于奠爵无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甲骨、金文"同"字作" "、" "，从冃从口，其形符"冃"颇似青铜酒器中的一种亚腰筒形觚，中间二横画表示觚的脰部。"瑁"以加冠，"同"以奉酒，两者可能因形制相近而合称"同瑁"。
"授同"是"传宝"的仪式，"同"是藏礼于器或藏道于器的载体，故文王曰"传宝必受之以詷（同）"。文王"宝训"应是成王所言"文武大训"的一部分，失而复得，弥足珍贵。本简释文作"宝训"，李学勤先生题名"保训"，按文献当称"大训"。此类"大训"宗旨要在"执中"，征诸文献，可将二帝三王之"大训"列如下：
（1）尧以授舜：《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2）舜以授禹：《论语》载尧以授舜之言"舜亦以命禹。"《尚书·大禹谟》载舜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3）禹传《洪范》：箕子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其居于"九畴"之正中的"五皇极"有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陆游谓此《洪范》"八句盖古帝王相传以为大训，非箕子语也。"（《老学庵笔记》卷五）
（4）汤王之诰：《尚书·汤诰》、《墨子·兼爱》、《论语·尧曰》："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5）周文武大训：文王大训今始见于清华简《宝训》，武王大训见《书·泰誓》、《论语·尧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以上只有《尧曰》授舜之言强调立国于"四海"之中，看不出与"王道"或"中道"有什么联系。《大禹谟》及《洪范》被疑为伪书，已将天地中极与王道、人心相联系。汤武之训，以"朕躬"为民极，汤武本人要代表"万方""百姓"向天帝承担责任。这种以最高统治者承担责任，免罪下属以求平衡的做法，是典型的帝王之术、中庸之道。建中立极的说法还见于《仲虺之诰》"建中于民"，《君奭》"作汝民极"，《周礼》"以为民极"等等。这些观念何时产生值得研究，应是从"天极""地中"的本义衍化而来。即便"王道"的观念已很流行，天地中极仍然是"王道设教"的载体，如同"传宝受同"一样，借助物质载体传授思想观念。孟子主张行"王道"当"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荀子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荀子·大略篇》）。万变不离其宗，行王道者必居中央，是为"王道"源于天地"中极"而打下的思想烙印。
《洪范》曰"皇建其有极……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保极"者，保斗之极也，即盖之钮。桓谭《新论》"盖有保斗矣，盖虽转而保斗不移"。《论衡·说日》"天之居若倚盖矣，故极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极其天下之中，……极星在上之北，若盖之葆矣"。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周本纪》），以"天保"指代中都洛邑。《洪范》所言"皇极"、"民极"与"保极"已融为一体，成为"王道"的代名词。可能在文明形成初期，天地中极就已物化成为中坛或者宗庙一类建筑，《宝训》所谓"前夗传宝"中的"前夗"可能就是这类建筑。当这类建筑成为"王道"说教的工具时，其为神道设教的意义，已十分明显。
《宝训》以讲历史故事的方式说明"居中"的重要性，这与文王为易卦"观象系辞"的风格很相似，后者将高深莫测的卦象与历史故事、古歌谣、自然和社会现象等联系起来，"系辞焉而明吉凶"（《易·系辞》），正所谓"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不过文王所说的"中"不是载之空言的"中道"，而是"天下之中"。文王阴谋剪商数十年，念兹在兹的是进取中原，建立中国。《书·武成》载武王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泰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武成》作"大统未集"）。此与清华简《宝训》显示文王已"受命"称王的事实互相印证，儒家编造的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的故事被证伪。《尚书》载"西伯戡黎"，或以为"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或以为在壶关黎岭，总之此举意在占据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是为山西出入冀南豫北之孔道，此陉失，则安阳以北无险可守，纣王迁都朝歌疑与此有关。文王"大勋未集"而殁，遗言子发，引古喻今，大谈其"中"，显然是希望太子发能"莅中国而抚四夷"，完成"大统"。
纣王退至太行山下淇水以南、大河以西的朝歌，砺山带河，据险以守，致使文王阴谋落空，赍志而没。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书·西伯戡黎》）其有恃无恐，殆缘于朝歌"肘山腋水"的地理形胜。纣王遂移师东夷。朝歌虽在西、北、东三面临山环水，然南临百泉，无险可守。武王迅速改变进攻路线，首次伐纣率八百诸侯观兵于盟津（《周本纪》）；第二次"师度孟津"（《书·泰誓》），"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压于牧之野"（《荀子·儒效》）。如此长途奔袭，如入无人之境，使朝歌防御形同虚设；加之纣师主力在东夷，临时组建的数十万刑徒队伍"前徒倒戈"于牧野，武王遂灭商。《周本纪》载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伯夷、叔齐为此叩马进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伯夷列传》）《武成》载武王自称"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这些记载表明文王曾经遗命武王伐纣，现在公布的清华简《宝训》看不出文王直接要求武王伐纣的命令，但借古讽今，要求武王"居中"的意愿十分明显，那么伐纣灭商是其前提。文王遗言暗藏杀机，表示出进取中原的强烈愿望。
周文王被商朝封为"西伯"（《周本纪》），周人自称"西土之人"（《书·牧誓》），"西土君子"、"西土有众"（《泰誓》），武王称其父"肇国在西土"（《酒诰》），"显于西土"（《泰誓》）等，终文王一世，他的影响都局限于"西土"。周族可能是在"西土"最早建国的民族，建国必"立极"，然而他们建立的"极"并不被承认为"中极"，而被称为"西极"。《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海外东经》郭璞注《山海经图赞·竖亥》"东尽太远,西穷邠国。"《说文》"汃，西极之水也…《尔雅》曰'西至汃国，谓四极。'"《司马相如列传正义》引"《尔雅》云'西至于豳国为极'，在长安西。"《列子·汤问》"西行至豳，人民犹是也；问豳之西，复犹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太平御览》卷二引）。《周本纪索隐》"豳即邠也，古今字异耳。"《说文》"豳，周太王国，在右扶风美阳。本作邠…亦作豳。"郑玄《诗谱》"豳者，后稷曾孙公刘自邰出徙戎狄之地，今属扶风栒邑。"地在今陕西省旬邑县、彬县一带。
《诗·公刘》载公刘在豳"乃陟南冈，乃觏于京"；"既景（影）乃冈，相其阴阳。"朱熹《诗集传》"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又于《豳风》下云"公刘…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国于豳之谷焉。"是谓公刘用测影之法来选址立极，所立之极或称"京"。《周本纪》载公刘徙豳"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所谓"保归"，就是归于"保极"。邠国称"西极"，大约自此始。《周本纪》载武王灭商之后"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这是站在"西极"望"中极"，因未能实现文王在"中极"建都的遗愿而夜不成寐。
文王在《宝训》中并未明言应在何处居中，只是通过历史故事暗示要"归中于河"，即要在大河地区建中都，具体地点在河南、河东还是河北，未有明示，这就给武王留下很大的选择空间。武王不欲在殷都所在的邺东大河一带建都，而打算复"有夏之居"，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逸周书·度邑》、《周本纪》）。《天亡簋》铭"王祀于天室"，表明武王确实到过"天室"。《书·毕命》作"迁于洛邑，密迩王室"。揆其文意，此"王室"应是"天室"之误。武王之所以要靠近"天室"建都，是为了"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这里武王提出一个新概念--"天室"，它大约相当于"北极"与"南极"中间的"天之中极"，具体位置位于"天下之中"与其"天顶"之间，是天帝上下往来的通道，靠近此地与天帝沟通十分方便。提出这个新概念，是武王为践行文王遗言采取的新举措。
《周本纪》载武王发表"定天保，依天室"的一番言论后，随即"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又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何尊》铭"唯（成）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是铜器铭文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实物与文献都证明武王亲自相中洛邑而决定在此建"中国"。
"天室"在今嵩山。说文"嵩，中岳嵩高山也。"《诗·崧高》"嵩高维岳，峻极于天"。所谓"极于天"隐含"天之中极"意涵。《书·舜典》孔颖达疏引王蕃《浑天说》曰"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而嵩高正当天之中极。"从现代天文学知识来看，此"天之中极"实即北纬三十六度地区的天顶。因大地为球形，即使纬度（等于北极高度）确定，"天顶"在东西方向是不确定的，但上古盛行盖天说，以为大地是平坦的，故认为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顶"只有一个。武王大约是基于这样的知识提出"定天保，依天室"的政治主张的。
对应于"天之中极"的"极下"地区，就是"土中"或"地中"。《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所谓"自时中乂"就是躬自践行"土中"致治之法，密近"天室"以"绍上帝"。于"土中"建国（都），称为"中国"。狭义的"中国"指中都，广义的"中国"指中原地区。《诗》《书》中追忆成周以前与"中国"有关者，多指中原诸国。如《书·梓材》"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荡》"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皆作于武王"宅兹中国"以后，追叙先王事迹，指广义的"中国"。《诗经·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此"中国"与"京师"同位对举，属同义反复，是为狭义的"中国"。
武王欲"定天保"之事并未实际完成，推测在"武王大训"中可能也有"宅兹中国"之类的遗言。此事因武王去世、周公摄政、管蔡之乱等而被搁置，周公归政成王后被再度提起。《周本纪》载"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书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可见成王属意召公，并未请周公预其事。建中国是文武遗训，武王当年因未定"天保"而夜不成寐，周公亲历其景。已归政的周公大力支持成王，积极参与其事，并取得营建中都的主动权（《鲁世家》载周公营建成周后才归政成王，与《周本纪》异）。周公在武王"天室"论的基础上，提出更加现实的依据："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周本纪》）。《作雒》"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周公在此明确指出为延续周朝统治，必须居天下之中。
不仅如此，周公还解决了建造"周髀"的技术问题。周髀是测影用的表杆，它是确证"土（地）中"在洛邑的标志性建筑，应即文献提到的"中坛"或者"中"。"周髀"的建造须使表杆垂直、地圭水平，且树立足够高才能保证测量精度，但表杆越高越难以保证垂直。周公访问殷大夫商高得到"勾股定理"解决了这一难题。使地表或地圭保持水平比较容易，在地面或圭面刻槽注水即可，然后利用"勾三股四弦五"的数量关系，制造一个直角三角形，从而使表杆与地面保持垂直。周髀高八尺，就是将"股四"扩大一倍的结果。
《诗·公刘》"既景乃冈"表明周人很早就掌握测影技术。《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悬），置槷以县，视以景（影）。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周髀算经》"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淮南子·天文训》载有"三望"（日、晷、表三点一线）法以"正朝夕（方向）"，与《考工记》及《周髀》原理相同。但上述方法只能用来测定天子午、卯酉方向，不能致"地中"。
判断"地中"的标准有三，如《淮南子·地形训》"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前一标准如武王言"依天室"，即得"众帝上下"之所；后一标准只要在平坦广阔的空旷地带，都会"呼而无响"；只有中间标准"日中无景（影）"颇费周折。
真正的"日中无影"只有太阳位于天顶正中、阳光垂直照射地面时才会发生，现代天文学常识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只有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地区才有可能，中原地区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周髀算经》明确记载"古时天子治周，此数望之从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夏至）日中无影。""日中立杆测影…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郑玄注引郑众曰"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上引文献表明周公曾设定可以解释为"日中无影"的前提条件--置土圭：制一石（玉）圭约为周髀的五分之一，埋于表杆正南的土中，称"土圭"或"地圭"；当夏至日影与土圭相等，土圭之外无日影时，称为"日中无影"。推广"土圭"法，可根据不同影长来测定四时节气、邦国远近等，如《周礼》之《典瑞》"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度）地。"《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考工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据《召诰》记载，召公"先周公相宅"，在"来三月"的庚戌至甲寅，"攻位于洛汭"，历经五日后"位成"。这种"攻位"方法，应即《考工记》、《淮南子》的"正朝夕"法，"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数日可成。因"攻位"在夏至之前两月完成，召公不可能采用"土圭"法以致"地中"。
《书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召诰》载召公"位成"的第二天，"周公朝至于洛"。《洛诰》称"（周）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公既定宅。"即周公在召公"攻位"之后再一次"相宅"。《康诰》"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此"初基"，当是在"攻位""相宅"的基础上开工建设。《洛诰》载成王于"新邑"庆功册封周公后人，是在成王七年"十有二月"。周公自三月开工建城，至十二月落成受赏，历时九个月，经历夏至、秋分、冬至等重要节气，因此只有周公才有可能最早践行"土圭"法，以"求地中"、"致四时"等。不过已经是边施工、边论证了，显然是政治需要的产物。
"土圭"法使"地中"在南北方向上得以唯一确定。按"浑天说"据南北两极的出没度来定中极，经验告诉人们，某一北极高度必定对应同一南极没度，那么任一纬度的天顶都是"天之中极"。《庄子·天下》"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样就会产生任意多的"天极"与"地中"，使之失去宗教和政治上的意义。周公发明的"土圭"法，避免了任意"地中"的出现。
武王的"天室"论，与周公的"土圭"法，使得执行文王"居天下之中"的遗愿具有可操作性。成周新邑的建成，使文王建设"中国"的遗言最终实现。从此"逐鹿中原"成为王者所必争，"统一"和"居中"成为最高的政治目标，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出现打下基础。
（作者单位：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