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in

联合报：余光中：五四90周年冷落“孔先生”

2009年05月04日 09:4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4日电 台湾《联合报》3日刊出余光中的文章说，五四迄今，忽已九十周年，思之堪惊，对于德先生与赛先生，实行的效果仍然有待完善。而这么多年来，孔先生被冷落，这需要省思。

　　文章摘录如下：

　　五四迄今，忽已九十周年，思之堪惊。当日的读书人，为挽救中国之积弱不振，有心引进西方文化，呼声最高的两大理念，是德先生与赛先生。赛先生最受欢迎，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未必深入人心，但科技带来的方便舒适，却无人拒绝。另一方面，科技后遗症的环保危机，也赋“杞人忧天”以新的意义。

　　德先生表面上也普受欢迎。然而这位不速之客，若无自由相助，就有口难言，若无法治支持，就有足难行。

　　五四90周年 冷落孔先生

　　而这么多年来，孔先生却被冷落了。西学为用，往往变成西化为体。所以“打倒孔家店”发难于先，“批孔扬秦”高潮随后。到了今天，大陆回过头来，广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

　　台湾也不能免，“教育部”这些年来一直在“去中国化”，包括“去儒”、“去故宫”，如今杜“部长”虽已“去冠”，其势仍未止。另一方式之“去”，则是“国科会”。科学之于人生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取代一切学问。

　　独尊科学而轻人文，将使民族之心灵“六神无主”。我一直认为“国科会”早应正名为“国家学术发展委员会”。

　　白话含文言 文字有力量

　　五四另一变革，便是弃文言，行白话，乃有新文学、白话文学。如果有人认为，文言已成冥钞，白话才是现款，就错了。文言其实是以成语的身分传了下来：受过教育的人，每天口头无可避免地要说许多成语，而一篇白话文更需要一些简洁、铿锵，甚至对仗的成语来滋润、变化，或加强。

　　无论口头或书面，如果禁用成语，势必松散而累赘，费力又耗时。何况许多成语都含有生动的比喻，例如“釜底抽薪”、“破釜沉舟”、“心血来潮”、“目光如豆”、“孤掌难鸣”、“众志成城”。

　　有些场合，简练的文言才有力量，所以“毋忘在莒”之后有“庄敬自强”，“庄敬自强”之后有“戒急用忍 ”。就连五四的爱国运动，也不免动用岳飞的壮语“还我河山”。经典之作若不保留原文，也会失去权威，破坏气氛。论语庄孟，能用白话代替吗？金刚经、心经，不用鸠摩罗什、玄奘的文言体而改成白话，佛教徒肯念吗？牧师讲道，不还是在用十七世纪的《钦定本》吗？

　　慈母手中线 动人又白话

　　文言与白话并非截然可分。六百年前的《水浒传》已经用白话写了，至于宋人话本，就更早了。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旧小说的章回体极兼善的过渡。今日的青年未曾经历此一边疆，只迷于当前畅销的翻译小说，对中文的认识乃停留于平面，而不知有文白对照甚至文白相济的立体感。

　　其实古诗之深入浅出者，多非文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能再白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也和文言无关。如果把唐诗宋词都算在文言的比例里，是不合理的。老实说，今日报刊上发表的现代诗，有许多比古人深入浅出的诗词难懂多了。

　　读古典文学 涵养好作家　

　　至于古文本身，也大有艰深与平易之分。“国文”课本选文，艰深古僻的可以避免，平易动人的不妨容纳，其间的取舍天地仍大。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应该不算学究中遗老。读了六十多年英诗，教了五十年英诗，也做了半世纪的翻译，我的结论是：古典文学与古文，对于现代作家的修养与气度，教益至巨。我自己及身而验，相信对于王鼎钧、张晓风等，也是如此。

karin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举行 胡锦涛等出席

凤凰网  2009年05月04日 12:4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4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消息，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

李长春指出，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昭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推动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动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唯一正确的选择。青年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

李长春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希望当代青年进一步宏扬五四精神，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确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karin

弘扬五四伟大精神　肩负民族复兴时代使命

2009年05月04日10:53   来源：《光明日报》

       

北京大学红楼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集会游行。

　　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在当时，爱国，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进步，首先是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时期，革命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郑师渠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这是对五四精神的精辟概括。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90年前,当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悍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转交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时,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终于爆发。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学生数千人到天安门集会游行。在游行受阻的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冲进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五四”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全国众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商各界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最终迫使军阀政府罢免卖国贼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回顾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由于有先期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铺垫,五四运动便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提升到了更高和更加自觉的层次,这就是彻底和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其二,因五四运动的推动,很多爱国者得以更加自觉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以它作为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进一步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永远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光辉旗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耿云志

　　自从清末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介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之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便无不以追求进步为人生第一宗旨。他们相信,世界万物都在进化的大潮之中,如不随流而进,就要被淘汰。到了五四时期,因新思想、新观念如大海之潮水,喷涌而至,于是,求新、求进步的思想就更加强烈了。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说:“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李大钊礼赞青春说:“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他们都以无比的热情,号召国人,特别是青年,树立进步的观念和进取的精神。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所指出,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皇帝,但未曾实现真实的民主共和制度。于是,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引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诞生,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共产党人最有进取精神,最肯奋斗,最求进步,乃领导中国人民,联合一切进步力量,通过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并克服一切困难,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日臻富强。

　　高举民主大旗　推动思想解放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海鹏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了在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艰难曲折中走向胜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

　　五四时期的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所谓共和,只是一个空招牌。民主的口号,民主的精神,首先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也是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文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少数统治者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封建专制;广大人民群众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民主。

　　要解决民主问题,就要解决思想解放问题。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不破除,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镣铐就不能解除,国民性的改造就不可能。因此“思想的解放”,就成为民主的先决条件。五四时期,人们提出“打倒孔家店 ”,并不是要否认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而是要破除“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旧道德、旧教条、旧礼教。正是五四时期的民主精神和思想的觉醒,开启了“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

　　“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国共合作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知识界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出路,出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民主精神、思想解放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为近代中国社会走出“沉沦”的谷底、迎来社会整体向上发展的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力量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特别是在青年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青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弘扬科学精神　开创新的未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杜祥琬

　　90年前的今天，满怀着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学生发出“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言，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一面大旗。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科学精神之重要，把科学精神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富国强民的锐利武器。陈独秀曾高度评价科学的重要性:“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时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并不是单指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提倡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与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下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该怎样发展？归结到一点，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须依靠不断创新。对今天的青年人而言，五四运动的精神，包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只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就一定能奠定人生进步的根基，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

　　传承五四精神　勇担时代使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杨哲昊

　　一群人、一次事件、一段历史,“五四”是一种记忆、一个符号,更是熔铸了民族精魂和青年热血的历史标尺。90年前的中国青年,以无畏的气魄、勇敢的担当,呼喊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开启了爱国自强的壮伟篇章。从此,民族独立、解放、自强,成为历史进程的主旋律。90年后的今天,当代青年面对“五四”, 除了追思、怀想和感佩,更要有承续发扬其精神的责任和担当时代使命的抱负。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这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四精神最可宝贵的是爱国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爱国,而爱国的集中体现是奉献和牺牲。这种精神激励一代代中华青年心系国运振兴、胸怀苍生福祉,竭心尽力,共克时艰,前仆后继,殒身不恤。时至今日,仍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五四精神最富启发的是科学理性精神。五四精神张扬着青年的昂扬激越,也蕴含着科学与理性的精神。爱国,爱得热烈而理性,才更真切,才能长久。“五四”一代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有爱国的呼喊,更有深沉的思考。

　　五四精神最应铭记的是躬身实践精神。“走向社会,深入群众”,这是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行动口号,也应是当代青年成长的方向。胡锦涛总书记说,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茁壮成才,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正确方向、这条正确道路。我们青年学生要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在当时，爱国，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进步，首先是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时期，革命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郑师渠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这是对五四精神的精辟概括。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90年前,当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悍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转交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时,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终于爆发。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学生数千人到天安门集会游行。在游行受阻的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冲进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五四”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全国众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商各界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最终迫使军阀政府罢免卖国贼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回顾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由于有先期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铺垫,五四运动便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提升到了更高和更加自觉的层次,这就是彻底和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其二,因五四运动的推动,很多爱国者得以更加自觉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以它作为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进一步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永远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光辉旗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耿云志

　　自从清末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介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之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便无不以追求进步为人生第一宗旨。他们相信,世界万物都在进化的大潮之中,如不随流而进,就要被淘汰。到了五四时期,因新思想、新观念如大海之潮水,喷涌而至,于是,求新、求进步的思想就更加强烈了。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说:“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李大钊礼赞青春说:“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他们都以无比的热情,号召国人,特别是青年,树立进步的观念和进取的精神。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所指出,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皇帝,但未曾实现真实的民主共和制度。于是,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引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诞生,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共产党人最有进取精神,最肯奋斗,最求进步,乃领导中国人民,联合一切进步力量,通过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并克服一切困难,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日臻富强。

　　高举民主大旗　推动思想解放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海鹏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了在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艰难曲折中走向胜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

　　五四时期的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所谓共和,只是一个空招牌。民主的口号,民主的精神,首先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也是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文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少数统治者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封建专制;广大人民群众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民主。

　　要解决民主问题,就要解决思想解放问题。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不破除,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镣铐就不能解除,国民性的改造就不可能。因此“思想的解放”,就成为民主的先决条件。五四时期,人们提出“打倒孔家店 ”,并不是要否认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而是要破除“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旧道德、旧教条、旧礼教。正是五四时期的民主精神和思想的觉醒,开启了“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

　　“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国共合作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知识界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出路,出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民主精神、思想解放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为近代中国社会走出“沉沦”的谷底、迎来社会整体向上发展的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力量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特别是在青年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青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弘扬科学精神　开创新的未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杜祥琬

　　90年前的今天，满怀着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学生发出“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言，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一面大旗。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科学精神之重要，把科学精神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富国强民的锐利武器。陈独秀曾高度评价科学的重要性:“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时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并不是单指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提倡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与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下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该怎样发展？归结到一点，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须依靠不断创新。对今天的青年人而言，五四运动的精神，包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只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就一定能奠定人生进步的根基，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

　　传承五四精神　勇担时代使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杨哲昊

　　一群人、一次事件、一段历史,“五四”是一种记忆、一个符号,更是熔铸了民族精魂和青年热血的历史标尺。90年前的中国青年,以无畏的气魄、勇敢的担当,呼喊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开启了爱国自强的壮伟篇章。从此,民族独立、解放、自强,成为历史进程的主旋律。90年后的今天,当代青年面对“五四”, 除了追思、怀想和感佩,更要有承续发扬其精神的责任和担当时代使命的抱负。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这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四精神最可宝贵的是爱国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爱国,而爱国的集中体现是奉献和牺牲。这种精神激励一代代中华青年心系国运振兴、胸怀苍生福祉,竭心尽力,共克时艰,前仆后继,殒身不恤。时至今日,仍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五四精神最富启发的是科学理性精神。五四精神张扬着青年的昂扬激越,也蕴含着科学与理性的精神。爱国,爱得热烈而理性,才更真切,才能长久。“五四”一代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有爱国的呼喊,更有深沉的思考。

　　五四精神最应铭记的是躬身实践精神。“走向社会,深入群众”,这是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行动口号,也应是当代青年成长的方向。胡锦涛总书记说,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茁壮成才,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正确方向、这条正确道路。我们青年学生要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karin

人民日报社论：

为民族复兴奏响青春乐章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人民日报  2009年05月04日

今天是五四运动９０周年。胡锦涛总书记２日上午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当代青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条希望，指明了当代青年前进的方向，对于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大力弘扬五四精神，把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９０年前，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京青年学生奋起抗争，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历史由此迈入新的历程。

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面对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仁人志士们在苦苦求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五四先驱们率先奋起，第一次燃起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火炬，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不顾身地奔走呼号。这场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面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旧文化，五四先驱们在深刻思索：如何冲破思想的禁锢，追赶世界先进潮流，走向现代化。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２０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猛烈地冲击和荡涤着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所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深刻影响和推动着２０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９０年来，作为五四精神忠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繁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辟着前进道路。今天，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五四先驱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许多已经成为现实而且被大大向前推进和发展了。

“青年者，国家之魂”。９０年过去，时代环境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五四精神永存，依然是引领我们向前的强大力量。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五四运动以来９０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６０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年的历史都充分表明，青年确实是我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确实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祖国为有这样的青年而骄傲，党和人民为有这样的青年而自豪！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我们深信，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当代青年必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五四运动９０周年恰逢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辉煌的历史照亮了希望的未来，伟大的事业展现了灿烂的前程。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同心共济、锐意进取、顽强奋斗，我们的国家必将更加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稿源： 人民日报

karin

调查显示：75.4%大学生为作为中国公民而自豪

http://www.edu.cn　2009-05-04　来源： 人民日报　

　　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有关单位和专家，以五四精神如何在当代青年中传承与深化为主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这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和专家调研等方式，共采访大学生、家长、教育管理人士和专家520人，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网络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018 份。调研显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浓厚，75.4%的大学生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自豪，87.9%的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

　　国家民族地位神圣

　　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关心国家前途和改革进程。

　　在对于五四精神的理解上，40.2%的受访者选择了“爱国主义”，认为这是五四精神中首先需要传承的精神遗产，23.4%选择“民主精神 ”，20.8%选择“科学精神”，15.6%选择“创新等其他精神”。调查显示，国家、民族在大学生心中占据神圣的地位，75.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为作为中国公民感到自豪”。

　　在“对改革开放成就”的情感取向上，80.2%的大学生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很大”，9.1%的大学生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不错”，总计 89.3%的大学生对改革开放的成就给予肯定。“在过去的30年中，你认为‘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两位的，一是 “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占66.8%；一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占56.22%。

　　对中国未来有信心

　　调查中，高达87.9%的大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信心，在回答“你认为我国能否成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42.8%的大学生选择“充满信心”，45.1%的大学生选择“较有信心”。

　　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期待，大学生更加关注公平、民生等领域。在回答“‘中国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你认为应当重点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时，排在前两位的分别为：“完善社会分配体制，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占87.3%；“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占70.7%。在问及“是否认同当前的各项改革措施”时，58.2%选择“赞同”。

　　在个人未来的发展上，深入实践和奉献社会是大部分受访者的首选。在回答“您对国家为促进就业，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和基层就业政策的态度如何”时，65.2%的大学生选择了愿意参与其中。

　　个人选择趋务实

　　调查显示，大学生在对于个人价值的理解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8.9%的大学生认为人生价值首先在于“对社会的贡献”，48.2%的大学生选择“健康快乐的生活”。

　　而在对于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答案趋于务实，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存在“重待遇”、“怕吃苦”等心态。在面对“你会接受一份个人收入较少，但对社会贡献较大的岗位吗”的提问时，58.5%的受调查者选择“不会”，22.2%选择“可以考虑”，只有19.3%选择“会”。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有 59.2%的人把“经济收入”放在首位，24.3%的人把“有利于施展个人的才干”放在首位，有14.7%的人把“有利的晋升机会”放在首位。

karin

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发布时间： 2009-05-04 08:00　光明日报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郑大华、浙江大学教授高力克和洛阳师范学院教授张宝明等三位先生，就五四运动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 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教授）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记者：自五四运动发生以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就有着不同的解读，各位认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

　　郑大华：人们对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以上海“六三”运动为代表的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广义的五四运动，除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外，还包括此前兴起、此后得到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人们一般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而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为其结束的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以1923年为结束年代）。我们今天通常讲的五四运动，根据不同的语境，两种提法都是可以的。

　　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我认为其精神主要有三点：一是爱国主义。北京学生之所以要游行示威，就是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英、美、法所主导的巴黎和会没有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交给了日本，使中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侵害。所以，爱国学生呼喊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其游行示威的直接目的是要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背景，是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换言之，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之一。二是思想解放。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我非常赞同郑师渠教授提出的观点，即“五四”的思想解放包括两种解放：“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对传统求解放”，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和重新估定其一切价值。“对西方求解放”，主要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国人一方面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另一方面不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而主张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民主与科学。1915 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国人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尤须指出的是，“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不仅指的是民主制度，而且还包括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五四”所倡导的科学，除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外，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对民主与科学的倡导，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正是从 “五四”起，民主与科学开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

　　高力克：由于五四运动有广狭二义，人们对五四精神也就难免有不同的解释，这应视为正常现象。1919年5月 26日，《每周评论》发表署名“毅”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首次将5月4日北京爱国学潮称为“五四运动”，赞誉其为中国学生的创举、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和中国国民的创举，并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最看重五四运动之 “直接行动”的精神，并将其视为平民运动的第一步。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则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运动之嚆矢”，他亦强调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其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以上观点，都将五四精神归为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直接行动精神和牺牲精神。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五四精神”则以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为精神内核。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高揭之“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阐扬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无疑是“五四精神”之最核心的内涵。“民主”和“科学”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两大现代性目标，“评判的态度”则表征着新文化运动之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批判精神。“五四”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五四精神”最深刻之内核是思想解放的精神。陈独秀主张：“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这是一种彻底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张宝明：“五四”和“五四精神”是两个既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的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是一个囊括了整个五四精神之来龙去脉的一个思想体系。比如它既包括自《新青年》创刊伊始的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包括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一系列新潮行为和运动；它既包括“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身的言论行为，也包括由《新青年》杂志激活起来的保守主义等的思想和观念；它有西方资源，也有东方资源；既有“导师”一辈的先驱，也有后生一代的崛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五四、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总结和概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进一步说，“五四”和“五四运动”也不是一个概念，如上所说，“五四”是一个系统工程，外延和内涵都可以见仁见智，但“五四运动”一般指的是发生在1919年 5月4日的导师和学生共驱的“直接行动”。如果我们把五四系统工程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段，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前一阶段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启蒙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后一阶段则是以爱国、进步之救亡为主题的社会运动。五四运动高潮之后，主导者陈独秀就发表文章声明“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区别，还专门连续撰写《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对当时各界的误解以及误会予以澄清。现在看来，陈独秀的观点并不过时。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是注重“创造的精神”的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则是“直接的行动”和“牺牲的精神”两个要素。不难看出，当时的策划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要求“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也达到了目的。从注重人文思潮到关注社会革命，“五四”所有的一切正是在这一条被先驱设计好的线路上进行的。

　“五四”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

　　记者：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有人说“五四”后期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你们是怎样看的？

　　高力克：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晚清以降，在西力东侵导致中国深刻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问题的本质是文化冲突与文化再调整，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五四”的精神遗产，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它还包括一组体现启蒙运动成果的现代价值，如“自由 ”、“人权”、“法治”、“个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将“人权”和“科学”并列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五四”的另一重大精神遗产，是“评判的态度”，即反思传统的批判精神，它表征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普列汉诺夫将法国启蒙哲学归为“ 解放哲学”，“五四”启蒙思想亦为一种“解放哲学”。同时，“五四精神”的丰富性还在于，它并不仅限于启蒙思想，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对立面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杜亚泉、梁漱溟和《学衡》派等对传统的阐扬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亦不乏深邃的思想智慧。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颉颃激荡，构成了“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的文化对话。

　　“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诠释“五四”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五四”风潮以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逐渐压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此说与胡适晚年的“政治干扰文化”论一脉相承，胡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中断。应该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看到的只是历史的一个表面现象，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他们的“救亡”概念含混地包括民族救亡运动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而且这种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外在解释，忽略了启蒙的内在矛盾和自我瓦解。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救亡与启蒙难解难分。自严复始，中国的启蒙即源于救亡，救亡是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因。与法国启蒙运动相比，中国启蒙运动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因而，以“救亡”与“启蒙”对举，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语境错置的问题，似乎中国有一个欧洲式的纯粹的“启蒙”。“五四”以后，新思潮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启蒙到“直接行动”、从“价值重估”到“社会改造”的转变，由此革命运动代新文化运动而兴。这种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消长，是“启蒙转化革命”，它本身亦为启蒙逻辑演化的结果。胡适晚年的学术秘书唐德刚就反对胡适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之说，他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为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阶段。

　　郑大华：救亡和启蒙不仅是“五四”时期的历史主题，也是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主题。因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过程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之过程的历史。如果说反帝是为了救亡的话，那么反封就必须进行启蒙。反帝和反封，亦即救亡和启蒙，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个重要的组成方面，始终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关系。以五四运动而言，如前所述，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青年们的思想获得极大的解放。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了许多宣传和研究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如新潮社和《新潮》杂志）。这些社团和刊物的负责人和成员后来大多成了五四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由此可见，没有新文化运动，便不可能有“五四”和“六三”那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的发生。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正是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契机，新文化运动开始从北京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逐渐发展到全国。以白话报刊为例，五四爱国运动前，全国的白话报刊屈指可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全国的白话报刊猛增到400多家。

　　说“五四”后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主要是说“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及发展，淡化甚至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前期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宣传。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说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是相对于中国的旧文化而言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属于新文化的范畴。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压倒或中断五四前期的启蒙，因为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实际上五四时期激烈批判封建主义的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民主和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人民民主和阶级解放、民族自由。从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到阶级解放、民族自由，这是启蒙的深化和提高。第三，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要实现民主和自由就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只能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路。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启蒙的中断，而是以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形式进行的启蒙。实际上，对于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来说，他们不是从胡适等人那里知道民主、自由的，而是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抗战时期边区的民主改革）知道民主、自由的，并学会了如何行使民主的权利。

　如何看待“五四”的历史局限性

　　记者：目前学界在“五四”研究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论，如“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是否全盘西化等问题。你们怎么看？对“五四”的历史局限性，你们又是怎样看的？

　　张宝明：自从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天起，就开始有人对此作研究和总结。如同“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一样，90年来学术界关于“五四”思想谱系的论说也可以说是新论迭出，纷至沓来。譬如“五四”是不是全盘反传统、是不是全盘西化，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命题。而且，它并不因为论争已久、论争深入而显得无足轻重。实际上，“五四”反传统、西化的全盘性命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给予全方位的透视或说一并解决。试想，既然是全盘性，那就有非此即彼的嫌疑。质而言之，如果把传统全盘反了，那还不是要将西方的东西整体位移过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必争论，甚至是不辩自明的问题。有哪一个民族会在自己的废墟上再造一个文明呢？

　　高力克：上世纪80年代后期，林毓生、余英时关于“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批评传至中国大陆，引发了思想界关于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反思和讨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由此成为“国”学而垂两千年。因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批判是中国文化之典范转换的必要步骤。“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其远因是儒学作为“国”学的整全性价值系统，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之剧烈；其近因则为民初帝制运动与孔教运动合流之刺激。民国时期思想史家郭湛波赞誉陈独秀是中国近50年思想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其最大贡献，是对笼罩中国思想两千年的孔子思想之破坏。但另一方面，“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偏颇，如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极化思维、轻率蔑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进步主义之迷思和革命崇拜。儒学不能化约为“三纲”和礼教，其仁学、忠恕之道、“五常”等蕴涵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甚至全盘否定儒学价值的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不批评这些道德传统。“五四”启蒙思想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唯新是尊的进步主义和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诚如张灏所言，“五四”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乌托邦期待，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五四”式的全民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观点，已蕴涵着“民主”和“科学”异化的内在因子。全民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高调民主观，其人民自治的绝对民主理想，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乌托邦倾向。唯科学主义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科学的人生观”，尊科学为笼罩一切的绝对真理，亦违背了怀疑、试错、多元的科学精神。

　　郑大华：我是不赞成“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观点的。因为就现有资料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特别是它的核心礼教。就是那些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学者，也主要是从“五四”激烈地反儒学、反孔教来立论的。我们且不说“五四”反儒学、反礼教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就其反儒学、反礼教的内容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的现实价值，而非历史价值，对于后者，他们还是承认的。胡适自己就说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假如我们不囿于儒家中心主义的成见，不把儒学看成是唯一传统，更不把儒学之礼教与儒学、与传统等同起来，而是承认传统只是历史的沿袭，是我们先辈们所创造、吸取并发展至今的一切文化形式，那么显而易见，“五四”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没有主张“全盘西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没有其局限性。我认为，“五四”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没有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之糟粕的揭露和批判有余，而对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发掘和弘扬不足，往往把封建时代的文化错当成了封建文化而加以批判，甚至说了不少过头话（如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就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第二，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没有处理好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误把西化当成了现代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西化的道路，用陈独秀的话说：中国“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第三，在对等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对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缺乏全面的认识，只重视中西文化的时代落差，而很少领会中西文化的民族特征，往往以时代性的比较取代了民族性的分析。由于在时代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因此其比较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百不如人。第四，由于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的原因，“五四”人大多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以为只要输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前期），或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期），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而缺乏长期启蒙的思想准备，缺乏对有关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持一种教条主义的理解，这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承认“五四”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以此而否定它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比较，“五四”的历史意义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评价“五四”应持的基本态度。  

　纪念“五四”的现实意义

　　记者：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五四”有不同的纪念，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纪念“五四”？

　　郑大华：正如我们谈话的主题所揭示的，我们纪念“五四”，就是要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首先就继承而言，我们要继承“五四”的爱国主义、解放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变化，其具体内容也会有所差异。比如，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以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而当今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思想，也不是像五四时期那样，是“从传统求解放 ”，“从西方求解放”，而是进一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中，从对西方价值观念的迷信崇拜中，从旧的条条框框、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国家。民主与科学，在五四时期更多是对它的思想、精神的宣传和倡导，而在今天，除了要继续对广大国民进行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外，我们要把其重点放在制度的建设上，要与一切不民主、不科学，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其次从超越来讲，我们不仅要克服“五四”的历史局限性，正确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全面认识文化之时代性和民族性，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充分认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有古老文明、小生产者又像汪洋大海的国家进行思想启蒙的艰巨性，而且还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中国所走过的90年历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五四 ”，审视“五四”，使五四的精神和遗产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高力克：尽管五四运动距今已经90年了，但我们纪念“五四”，仍要继承和发扬“民主”、“科学”、“爱国” 等等“五四”的伟大精神遗产，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动力。我们今天尤其需要发扬“五四”思想解放的伟大精神，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正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实现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充分地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纪念“五四”，重温“五四”，我们可以放眼世界，反思传统，从中不断地获得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21世纪的中国，仍然面对着百年中国现代化和文化建设的历史主题。今天，我们需要回到接引世界现代潮流的“五四”，检省中国走过的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回眸90年前的“五四”，我们今天面临的既有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老主题，又有新世纪转型社会的新问题。继承“ 五四”和超越“五四”，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整合“五四”多元的精神遗产，超越“五四”的思想局限，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迎来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张宝明：20世纪的风云际会、世事沧桑使得五四精神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都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历史的渐行渐远不但没有让五四精神成为尘封的往事，相反，倒是岁月的冲刷让五四精神积淀出了丰厚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思想价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在时隔多年后回首那场运动时仍然感到那么亲切、直观、生动、鲜活的原因。用“历久弥新”这个成语来形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最为形象。五四运动提出的问题或说提出的命题不但是过去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也是当下甚至未来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我爱用“精神事件”这个词来概括五四那一代人所做的工作。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思想史上重大的精神事件，它架构在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精神坐标上，其当代性和前瞻性不会因为历史的远去而发生位移，其历史性和民族性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黯然失色。必须看到，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脊梁的铸成则是由多个重大的精神事件作为质料的，而五四运动正是近代以来一代思想先驱以“铁肩”担当 “道义”时裸露的精神脊梁。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提五四运动之精神的根本所在。我们纪念“五四”的本意，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并通过再现过去来映照未来。在中国现代性问题愈来愈受关注的今天，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当下，我们纪念“五四”，确实有其特殊的意义！

karin

■ 社论

纪念“五四”：青年与国家命运与共
       
2009-5-4 2:25:05 · 来源： 新京报

       

　　

　　今天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1919年的5月4日，大批青年学生走出象牙塔，以满腔的爱国热血救亡图存，为振兴中华振臂一呼，从此揭开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正是从那一刻起，“五四”与青年合而为一，被定格为一种精神象征。

　　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同中国农大学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强调“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5月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清华大学，与学生谈五四精神和个人价值体现，强调青年人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近百年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从发生的第二年就开始被纪念，也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历久不衰。之所以如此，除了人们对历史有某种共识，同样在于对当下中国的转型，对国家未来有着共同的想象。为民族复兴计，人们敢于担负历史重任，愿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

　　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启蒙，面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旧文化，它高扬两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即“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仅从这点看，“五四”无疑居功至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而且是中国青年运动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血脉相连、共同奋进的历史起点。

　　与此同时，毋庸讳言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的救亡图存的年代里，这场民主政治运动亦反映出某种激烈特征，包括对中国传统的过度否定。“五四”一代人认为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都是维护专制皇权的工具，而专制统治的压迫导致民愚国弱。不过时至今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的开放和经济成长，人们越发意识到中国传统并非全无是处。

　　显然，传统的中国文化更多是受制于大一统的中国封建政治，一度扮演了“替罪羊”角色。就像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对汉字的偏见一样，汉字里难见思想不是因为汉学承载不了思想，而是因为封建王权专制不允许国民有独立思想。从这方面说，许多被否定的传统，实际上也是封建王权政治的受害者，它们不但不需要被打倒，反而是需要被记忆的。如钱穆所说，中国历史并非只有些黑暗的东西，凡了解本国历史的人应该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9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关于“五四”的历史解读存在着某些分歧，不但无可厚非，反而从另一侧面表明了今日中国社会之健康成长。即便如此，共识仍在：在本质上，“五四”运动依然是一场民族自新与自救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而这正是一国文明得以生生不息之希望所在。故此，“五四”并非仅仅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历史事件。纪念“五四”，就是纪念一个时代及其倡导的精神。

　　最新一期《半月谈》杂志曾发问：“五四”精神中，“德先生”在中国为何常常不及“赛先生”？为何科学、民主被一再提起，平等、自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里，不仅包含“科学”和“民主”，也还包含“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正视近两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五四”精神更包括一个在困境中求生的民族本应具有的、自强不息的内生力与自新力。所以，胡锦涛强调说：“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青年者，国家之魂”。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前途，关键在于青年对自己、对国家有着怎样的态度。毕竟，没有国家的前途就没有青年的前途，而国家的前途也离不开青年的前途。今天，“五四”精神不只是飘扬在大街与广场之上的旗帜，它更深植于每个人的心中，深植于人们对今日中国的一点一滴的日常改造之中。诚如温总理所言：科学、民主、爱国应该是我们纪念“五四”，牢牢记住并且应该发扬的精神和传统。

　　故而，随“五四”而起的公共精神，近年来在不断成长的NGO、志愿者、有参与精神的网民、具备启蒙精神与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等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孕育出新的希望，展现着新的光明。正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自己负责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他们不唯口号而唯务实，日复一日，功不唐捐，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现代化，才有望早日实现。

karin

土气息 泥滋味

——五四时期侨寓文学中的乡土“风景”

　　■刘春勇

透过西方的所谓文明的装置重新审视故乡之时，故乡已不再是亲切之地，故乡的美好已然破碎，并且不堪起来。
于是想用新的理想想当然地去改造不堪的故乡，急切而痛苦，这大概是乡土文学兴起的真正原因。

农家院落　　资料图片

　　何为“乡土”

　　乡土文学，其命名来自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据鲁迅先生总结，这批作者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二代，“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指的大概就是五四小说的第一批作者，然而各自流散了，显示出退潮的迹象，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并且将第一代作者的写实主义更广而深地执行下去，扛起了五四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大旗。这些作者大抵出现在当时的《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后来是《京报副刊》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鲁迅先生所列举的其实是有限的几位，黄鹏基、尚钺、向培良我们今天是不怎么提到的，鲁迅先生没有列举到而现时代被我们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的，还有台静农、许杰、彭家煌几位。

　　从时间上看，乡土文学的创作旺盛期大致在1923年“问题小说”的衰退与1926年革命文学的兴起之间。对于乡土文学的兴起，传统文学史一般会归结为三点原因：其一，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等都出现得早，给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只是由于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已远远超出于一般的‘乡土小说’的范畴，因此通常都不把鲁迅归于乡土派的行列。”其二，“问题小说”的退潮。“假如说，在‘五四’的高潮时期，读者对小说的思想要求多于对生活形象的要求，那么，到了‘五四’退潮时期，读者对表现和发泄自己的苦闷情绪的要求就更为强烈，希望在作品中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看到生活在其间的人的命运与性格的非‘观念化’的、更个性化的真实描绘。”其三，周作人对“乡土艺术”的提倡。“周作人在1923年连续发表了《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明确提出‘要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充分张扬‘风土的力’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三点原因的前两点都是流俗文学史所常常提及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1923年周作人连续发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其实是和当时的学界大环境密切相关的。1922年北京大学的国学门收编了本来独立的歌谣研究会，并且为了工作需要，又陆续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事实上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诞生，对于民俗的研究一时成为知识界的焦点。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1923年开始出现以许钦文等为代表的具有民俗倾向的“乡土文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梳理出“乡土文学”与民俗学兴起的关系，其间有意味的追问是何谓民俗学？谁的民俗学？乡土文学以写实的方式，所展示的是怎样的“乡土”？被展示者与书写者是如何的一种关系？展示的意义指向又是什么？

　　乡土与民俗

　　民俗学最基本的两个功能在于保存与展示，或者还有展示后的改造之意味。民俗学的兴起大抵要归功于民族的自我认同，而这自我认同的形成最初是要归因于外来者的指证的。大约是观看了一些传教士所拍的“憨厚而愚昧”的中国民众的照片，或者阅读了史密斯之流的所谓讲述中国人特性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一类书籍，中国民众——首先应该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逐渐对国人的自我形象有了最初的“镜像”。这“镜像”里，大概就已经诞生了最初的中国民俗学，而不一定要等到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才宣称有这样一门学问。传教士所拍摄与描述的中国景象与1923年后中国乡土文学作者自己所描述的景象在大部分情形下是雷同的：愚昧、非文明、麻木、未开化……这都是二者认可的描述方式。传教士所拍摄的是“憨厚而不知生活意义”的笑容，“一脸茫然而不知世界为何物”的麻木，也正是乡土文学者所极力展示的形象。冥婚、械斗、沉潭、典妻……这许多奇异的内容所展示的一幅幅民俗的“风景”不正是愚昧、非文明、麻木、未开化、贫穷、落后的“写实”吗？

　　可是我要发出我的疑问，那就是愚昧、非文明、麻木、未开化是否就是民俗的“风景”当中的唯一存在，如果是，那为什么我们的古典书写（如水墨画）不去表现这样的形象？为什么古典时代的水墨画当中的牧童骑牛或老翁垂钓是那么的悠然自得，而丝毫没有乡土文学或现代民俗当中的这样一幅毫无生机、麻木愚昧的图景呢？如果不是，那么民俗的“风景”当中是否还有悠然自得的景象而我们的书写者视而不见，抑或根本就看不见呢？如果不是，那么书写者们为什么独独于众多“风景”中去抓拍那麻木愚昧之一刻而抹去其他呢？

　　改变的书写者

　　从古典进入现代，是什么导致书写者们的视角发生改变了呢？是什么让现代书写者“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呢？一位古代的老太太叨叨柴米油盐，为什么她进入书写的视域是悠然的，而一位现代的老太太同样在叨叨柴米油盐，而她的被书写却是麻木而愚蠢的呢？叨叨的老太太其实没有变化，之所以在两种被书写中展示出的不同的面貌是在于书写者的变化，现代书写者与被描写对象之间不再存在古典时期的那种共通性与亲和力，他和被书写者是隔阂与疏离的。这“疏离”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侨寓”的意思。侨寓者，远离故乡之谓也，而侨寓之人对于故乡其实是疏离的，其对于故乡的记忆也一定是缥缈而模糊的。“……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地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蹇先艾《朝雾》）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对故乡的疏离者，在北京的飘荡中已经吸纳了一套重新关照故乡（隐喻着中国）的认识装置，即一套西方的所谓文明的装置，透过这一装置重新审视故乡之时，故乡已不再是亲切之地，故乡的美好已然破碎，并且不堪起来。于是想用新的理想想当然地去改造不堪的故乡，急切而痛苦，这大概是乡土文学兴起的真正原因。

　　然而，他们用笔去描述这不堪的“风景”之时，内心的情感应该是复杂的：同情，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伤，看到不能承认的“不堪”；还有庆幸与优越，庆幸自己的脱离与认同现时的所谓开化与文明的自我，并且同时感到对比不堪的优越。从这个角度说，乡土文学其实是一面镜子，一方面镜子里描述的是不堪的“风景”，而另一方面透过这面“不堪”之“风景”的镜像，书写者同时照见了自我的优越与庆幸，形成自我认同，同时想当然地要按照自我的优越与庆幸去改造这与他们已疏离且不堪的“风景”，而不去考虑“风景”之中的人们——那些所谓麻木愚昧的人们——是否愿意，因为他们是沉默而无语的，因此这考虑也就是多余的。

　　或许，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中写实主义的要义吧。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来源：　《中国教育报》2009年5月6日第3版

karin

超越五四谈何容易

陈平原

凤凰网 2009年05月04日 18:29 来源：新京报

不谈远的，就说二十世纪中国吧，壮怀激烈且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很多，而让你我最为怦然心动的，为何偏偏是“五四”？就因为你是青年、是大学生、是读书人、是希望走向世界、是主张民主科学？不，不完全是这样。在《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中，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关键是，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逢的。

纪念“五四”三十周年时，解放大军正奔腾南下，新中国即将成立，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了诸多名人谈论“五四”的文章，打头的是1916级北大国文门学生俞平伯的《回顾与前瞻》。俞文称:“‘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照俞平伯的理解，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

又过了三十年，已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在1979年5月4日《文汇报》及1979年5月《战地》增刊第3期上，发表了《忆往事十章》，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接下来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咍。”后有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除了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私人追怀，更将“五四”理解为代有传人的“千秋创局”。

比起许多政治人物的宏论，我更认同诗人俞平伯的立场:曾经，我们以为五四的支票已经兑现了；后来终于意识到，当初之“浮慕新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这段“青春岁月”永远的怀想。某种意义上，不仅当年的大学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连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诸多毛病，其实并不困难；难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与创生。

前两天，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们用早餐时，一位参加光大银行会议的银监会官员，自称在国外读书，自我感觉甚好，居然一再追问我:“五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放着这么多急迫的现实问题不关心，讨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你们北大人也太自恋了！面对如此“讲究效率”的经济学家，我真的无言以对。不是说不能诘难，也不是不需要反省，而是这种提问的方式让你啼笑皆非。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我说过:“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惟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为什么九十年间，不断有人热衷于追怀、纪念、阐释“五四”，不仅仅是政党利益或国家意志，也蕴含着许多读书人的梦想与期待。起码在思想文化界，至今仍没有比“五四”更值得我们再三思考、推敲、辩难的“历史时刻”。这么说，不等于神化“五四”，傅斯年、罗家伦等当事人，很快就开始反省当初之热情但浅薄、真诚而偏激。但有一点，阅读校史资料时，我感触很深:同一个北大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有出息，成才率极高。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政治立场不同，学问趣味不同，生存处境不同，但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五彩斑斓的“五四”时，你我都觉得“有话可说”。这就行了。因为，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来说，我们需要挑战，需要对话，需要坚持不懈的“思想操练”。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五四”是罗盘，是磨刀石，是精神标杆，而不是具体的“学识”与“功业”。

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五四”，谈何容易。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karin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5月13日   


回望五•四之四

激进与保守之间
——“五四”九十周年回望

■梁涛

--------------------------------------------------------------------------------

　　九十年后回望“五四”，我们不能因为其方向的正确性，便回避其思想、认识的片面性，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才是我们对待“五四”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今天看来，“五四”激进派对待传统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虽然主要针对的是纲常、名教，但他们并没有对传统、对儒学做出具体的分析，没有对宰制化儒学与理论化儒学做出适当的区分，没有认识到纲常、名教虽然必须被打倒，但孔孟的真精神、真思想却未必可以被打倒。

　　贺麟先生说：“表面看，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一种固定的成见，将新文化运动仅仅理解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而将梁漱溟等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或排除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偏见。按照这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是激进，只能是反传统，而一当人们发现传统其实是并不能完全被否定的，“全盘西化”此路不通时，便会回头质疑“五四”、否定“五四”。

　　在“国学热”、弘扬传统的热潮中回望“五四”是一个颇不轻松的话题，这不仅关涉到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化现象，也对我们如何继承“五四”文化遗产、如何评价“五四”提出了挑战。所以在“五四”九十周年尚未到来之时，便已有学者惊呼：“此时纪念‘五四’是否有些不合时宜？或者，此时应该怎样纪念‘五四’？面对‘国学热’，‘五四’精神真的已经暗淡无光，真的要被传统吞没吗？”应该说，这种质疑不是个别而是有代表性的。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五四”就是反传统，她虽然提倡“科学”、“民主”有功，但其底色至少应该是激进的，一旦向传统回归，就意味着对“五四”精神的背离，这可以说是现代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见，一个制造出的“神话”。然而问题是，“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并非只有一种颜色、一种色调，而是激进与保守并存，二者交织在一起，整个“五四”可以说就是处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一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西方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相对于自由主义（liberal）而言，先有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系统（system），然后才有激进与保守的区分，激进与保守的中间是一个liberal，这样conservative——liberal——radical便是一种三足鼎立，而不是两极对立。激进和保守可以具有共同的立场（commonground），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联盟，保守是保自由主义的守，激进也是对自由主义而言；保守并非对现状完全不做变动，激进也不是对现状一概否定，二者的差别只在于保留或改变的多少。同时，西方激进、自由、保守三派都是相对于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而成立的。在这两三百年中，西方已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西方社会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系统，基本上具有了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五四”时期的中国则不同，由于社会的现代转型尚在进行之中，激进和保守主要都是针对着传统，激进自然是反传统，保守则是要保留传统，而传统又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即以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争论中心的儒学而论，至少可分为理论化的儒学——孔孟等人的思想创造，凝固在儒家的经典之中，反映了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做人方式、安身立命、人生意义等等，具有超越性、开放性、适应性，被后世儒生不断诠释发展，历久常新，宰制化的儒学——前者部分内容与专制体制结合后的官方形态，和生活化的儒学——前二者进一步在民众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中的体现——等等，所以“五四”时期的激进与保守是有着具体的内涵，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际经历了政治保守——文化激进——文化保守的演变过程。

　　对于“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打倒孔家店”、激烈反传统，不少学者视为激进，斥其割裂了文化传统，但是陈、李等人的激进乃是针对袁世凯、张勋之流的保守而来，是对后者的反动，而袁、张的保守是要保封建帝制之守，是复辟，是政治保守，实际是顽固派。他们提倡“尊孔读经”，名为弘扬儒学，实际是为复辟帝制做舆论，保守的恰恰是儒学中“宰制化”的部分。这说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儒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已与封建帝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甚或其本身就是依附于帝制才得以传播发展，故最终沦为袁、张之流欲以利用的工具。痛定思痛后，陈独秀等人认识到，民国虽已建立，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并未真正得以传播，儒教“别尊卑、明贵贱”的三纲伦理仍在国民头脑中作祟。“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等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实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可见陈独秀等人的反传统、反儒学，实际主要是反传统中的名教、礼教，是反“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矛头主要指向的是纲常名教。如果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宪政，是吾人“政治之觉悟”，而破除纲常名教之不平等伦理，代之以平等、自由、独立之价值观念，则是“伦理之觉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所以“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实际是引进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对传统的一次彻底批判和改造，其直接目标是反封建、反帝制、反复辟，在更深层次上则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五四”先贤开创而未完成的事业，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五四”先贤提出的科学、民主，仍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

　　不过，九十年后回望“五四”，我们不能因为其方向的正确性，便回避其思想、认识的片面性，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才是我们对待“五四”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今天看来，“五四”激进派对待传统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虽然主要针对的是纲常、名教，但他们并没有对传统、对儒学做出具体的分析，没有对宰制化儒学与理论化儒学做出适当的区分，没有认识到纲常、名教虽然必须被打倒，但孔孟的真精神、真思想却未必可以被打倒，泼脏水时连孩子也泼了出去。

　　还有，激进派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依据，信奉法国学者孔德“宗教—玄学—科学”的三阶段文明进化图式，而这一图式今天看来不过是二、三流学者的大胆预测而已，其有多少可靠性很值得怀疑。按照这一图式，人们无法理解为何西方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反对宗教愚昧，反对宗教专制，但除了个别人之外，一般都不反对宗教信仰，不反对上帝；无法理解欧美国家在经历了现代化之后，基督教传统却长期存在，且依然是维系社会安定，“正人心，美风俗”的重要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从这种直线的社会进化论出发，东西文明被分别归结为“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东洋文明是“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的劣等文明，而“可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根据这种中西古今之论，传统只有历史的价值，而没有现实的意义，孔子的思想只适应于封建时代，却违逆于现代生活，不能成为新文化的精神资源。这样，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是全盘西化，只能是全面抛弃、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外来的西方文化。这可以说是激进派进化论范式下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

　　当然，激进派提出全盘西化，主要还是为了吸收、接纳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原则，且不乏策略上的考虑。但他们多少忽略了，科学、民主乃是西方文化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对于西方人而言，科学主要是一知识范畴、认知方式，不具有人文价值，而民主主要是一种制度安排及处理政治问题的态度，是一种俗世的政治伦理，不关涉超越性的终极信仰，科学、民主的背后是希腊文化的理性主义、希伯来文化的宗教信仰，以及近代以来对个人的重视和肯定，科学、民主本身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文化。由于激进派主要是从科学、民主来理解西方文化，且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这就决定了，一方面虽然他们高举反传统的大旗，试图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政治制度之后，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思想伦理，“全盘”、整体地接受西方文化，但其“西化”实际又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只能是“半截子西化”；另一方面，在传统被彻底打倒、否定之后，中国人在做人方式、安身立命、人生意义上的缺失以及文化认同上的危机，又绝不是科学、民主所能填补得了的。激进派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政治伦理层面以西方的自由、平等对中国的纲常名教的批判、改造，而非中西整个价值系统尤其是终极关怀层面的交流与沟通，却误以为是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取代，并名之曰“全盘西化”，这可以说是他们思想认识的一个重要偏差。既然全盘西化不可能实现，而科学、民主虽然源自于西方，但并不仅仅属于西方。那么，我们就不能以科学、民主为理由，来全面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应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在接受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这才是新文化运动最终应有的方向，而这一方向又必须是从对传统的保守开始的。

二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贺麟先生曾有一鞭辟入里，至今读来仍耐人寻味的分析：“表面看，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因此，“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贺先生所论，实际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同于激进派的另一路向，即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向，这一路向的代表为梁漱溟，其理论纲领是梁1920年演讲于北大，后经整理发表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如前所论，同样是面对传统，袁世凯、张勋是保封建帝制之守，保宰制化儒学之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主要是反纲常名教，但又笼而统之将传统文化看做古代文化，将西方文化等同近代文化，故又主张“全盘西化”，梁漱溟等人则是要保优秀传统文化的守，保孔孟真精神的守，故是文化保守。就反对帝制，提倡科学、民主而言，梁与袁、张之流绝对对立，而与陈独秀等人处于同一战线；但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梁又与陈独秀等人存在较大的分歧，是对后者的一种反弹与纠正。什么是文化？这是保守文化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文化，不外乎人类生活的样法。人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之所以存在差异，就在于这一民族与另一民族的生活样法不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态度、方法不同。梁先生将文化的差异最终归于意欲，并提出著名的中西印人生三意欲说，现在看来不免有简单、粗糙之嫌，但他却敏锐地抓住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文化不仅有时代的差异，更有民族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能简单地用古、今来说明的，更不能因为有现代化而一笔勾销。自然，梁漱溟是承认中国文化是落后于西方文化的，认为这都是“西洋人比我们多进了一步的缘故”。所以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是“思想的改革”、“哲学的更新”，需要经历西方那样启蒙的冲击与洗礼。

　　因而，对于陈独秀等人倡导的科学和民主，梁先生表示了一种由衷的赞同，认为“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和“全盘承受”，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对于西方德谟克拉西精神的核心，梁先生认为其实就是“人”的观念，“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而西方人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大家彼此通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作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作主办，别人不得妨害。所谓‘共和’、‘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别无深解。”而中国最缺乏的恰恰就是“人”的观念，人不过是“皇帝所有的东西”、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因此，中国‘治人者’与‘治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为中西间之两异的精神。”梁先生进一步指出，民主、共和制度之所以迟迟不能在中国社会安设，虽然部分是由于袁贼的野心和军阀的捣乱，但从深层次说，“全然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其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一般国民虽身处西方政治制度之下，却仍保持着东方政治制度下所抱的态度。此种态度不改，西方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可见，梁漱溟对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解绝不在陈独秀等人之下，其对尊卑贵贱、纲常名教的抨击，对改造“国民性”的呼吁，也与陈独秀等一脉相承，同属于“五四”新文化的范畴。

　　与激进派视孔子为“君主政治之偶像”、“封建道德之代表”不同，在梁漱溟眼中，孔子思想的核心乃是一种人生哲学，是一种“不计利害”、“一任直觉”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要求人们不弃世、不厌世、不离世，而“以生活为对、为好”，不是教人在彼岸求涅槃、得拯救，而是在此岸、现世中去发现人生的乐。这种态度的核心就是仁。“所以孔子教人就是‘求仁’”，“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孔子的人生哲学，虽缺乏“一般宗教所有的一二条件”，但通过礼乐、孝悌的实行、提倡，又与“其他伟大宗教对于人生有同样伟大作用”。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仍将是国人安身立命、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所以只有回到孔子的仁，“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一个结果”，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保守派代表了在科学、民主原则下重建中国文化的两个方向：激进派从进化论看中西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古”，西方文化为“今”，故主张全面否定传统文化，通过“全盘西化”来重建未来的中国文化；保守派则认为中西文化虽有古今之别，但也有民族性的差异，西方文化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故主张“掘发固有宝藏”而“善护其元气”，同时在对传统文化“掘发”、“护养”的基础上，去吸收、容纳西方文化。激进派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旧”，以外来西洋文化为“新”，“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的余地”，故主张舍旧求新，破旧立新；保守派则认为，“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故主张“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叫做推陈出新。激进派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现代批判传统，以西方现代性重估中国文化，以外来西方文化启自己思想之“蒙”；保守派则持一种“双向批判精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双向的批判，既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批判传统的尊卑贵贱、纲常名教，又通过回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对西方文化进行反向的“价值重估”。激进派着力于反传统，揭露传统的弊端，鞭笞国民性格的阴暗面，以获得个性的自由与解放；而保守派则通过洗汰，重新认同传统，发掘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以达到文化的自觉与反省。激进、保守两派虽然存在种种差别，但又形成以下共识，具有共同的立场：一、他们都接受科学、民主的价值原则；二、他们都反对帝制，反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正因为如此，他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一种固定的成见，将新文化运动仅仅理解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而将梁漱溟等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或排除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偏见。按照这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是激进，只能是反传统，而一当人们发现传统其实是并不能完全被否定的，“全盘西化”此路不通时，便会回头质疑“五四”、否定“五四”。同样，当人们感慨科学、民主的大业步履维艰，阻碍重重时，又会回望“五四”，重新举起“五四”的大旗，但他们手里紧握的却只有激进和反传统。凡此种种，都与对“五四”的片面理解有关。其实，早在“五四”运动高潮的1919年，李大钊就在一篇题为《新旧思潮之激战》的文章中表达了“新”“旧”并存的思想。其文云：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李大钊反对“横暴政府的压制”和试图借助“强暴势力”压制不同意见的人，但认为在排除了政治势力的干扰后，新、旧思潮并不会因此取消，而是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并存共进”，共同推动思想、宇宙的进化。今日读李大钊此文，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启人神思！与今日非此即彼、对“五四”新文化的片面理解，相差又何止千里！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曾指出：“五四运动一方面是彻底反儒教主义、反传统主义、破坏偶像的运动；同时一方面又形成了与以上相反的重新评价和继承传统的倾向。”认为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实际上是和五四运动同时并行的”，主张应“将熊十力哲学的形成看成了五四运动的一部分”。这些论述可谓精辟深刻，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真实全貌。

　　其实，人们之所以将文化保守派排除在新文化运动之外，主要是片面、形式地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新”，认为既然是新，自然就与旧无关，“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理”，这样实际还是用激进派的眼光看“五四”，最终又落入激进派的窠臼之中。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一种超越激进与保守之上的眼光，去重新回望“五四”、审视“五四”、继承“五四”，庶几才能走出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才能以包容的胸怀、宏大的气魄去重建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换一种视野，就会发现“五四”与传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正是“五四”之后，出现了国学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不论是“整理国故”派，还是弘扬传统派，在国学研究中达成了共识：就是“再造文明”，绝不可简单地抛开传统。这与80年代的激烈反传统，到90年代后向传统回归，直至今天的“国学热”，实际是一致的。人为地将“五四”与国学对立起来，恐怕还是我们对“五四”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九十年后回望“五四”，一方面，“五四”先贤开创的科学、民主大业尚未真正实现，任重道远，青年仍需努力；另一方面，现代化在解放人的个性，释放人的物欲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种种负面——人文精神的沦丧、价值和存在的迷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就要抛弃偏激、狭隘的思维方式，避免从传统与反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而应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回到中国文化的人伦之理，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的本体和“人道之尊”；另一方面，继续思想的启蒙，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激进者可以继续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着力对传统及现实中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现象进行抨击、批判、改造；保守者则可以着力阐发传统的人生智慧、核心价值，以和谐、仁爱去唤醒现代迷失的人性。激进者应检讨自己对传统的粗暴、简单，缺乏理解，以免这种激进反成为了一种“保守”；保守者亦应警惕滑向复古顽固，重要的是二者要形成共识、形成共同的立场。

　　康德在回顾德国启蒙运动时，曾意味深长地说：自由和平等还是我们的座右铭，它们的结合点则是在看不见的教堂。九十年后回望“五四”，我们也应在“五四”科学、民主的大旗上，再加上“和谐”、“仁爱”四字。科学、民主、和谐、仁爱，这才是“五四”的精神，是“五四”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文化遗产。

karin

论五四运动的真正革命意义

王伟光


（2009年5月4日）

        在90年前的今天，爆发了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即五四运动。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就要真正地认清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总结五四运动的革命经验，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

     90年前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它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五四运动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社会主义开启的革命意义。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第二步不间断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两个相互有机联系的革命任务，中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振兴中华，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性质上来说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农民阶级为主要同盟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分为两个时期，五四运动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对象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最高纲领、革命的指导思想则根本不同，革命的结局也就根本不同。
    为什么？原因很明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要革命对象应当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国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然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赞成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领导不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担当不了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也都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建成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的革命。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既胜利又失败，推翻了清朝皇帝，但却被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成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且越发沉重。辛亥革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不能成为引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指导思想。
    那么，中国的命运如何，中国向何处去，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构想的三民主义理想如何实现，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怎样完成？只能由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制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究竟新在哪里？第一，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第二，是要进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的革命，最高纲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第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第四，要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第五，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

    五四运动致使中国近代史发生重大变化，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实现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功不可没。五四运动直接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导致中国人民选择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历史地位在于：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引进中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带动了全世界的也带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 ——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发生和发展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矛盾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趋向受到处于十月革命爆发和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世界局势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日益走向腐朽和无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世界局势，以及旧中国继续延续甚至更加恶化的黑暗现实，特别是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武器产生了怀疑，感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等思想武器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三民主义又无法解救中国，到底什么思想能解决中国问题。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撼和影响，使他们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不是资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而是工人阶级、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救中国的目的为什么达不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答案，他们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藩篱，冲破了旧民主主义民主、科学、爱国主义的精神界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工具，选择社会主义为中国的唯一出路。
    五四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启发了中国人民的觉悟，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一次深刻的反帝反封建专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最突出的思想贡献就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使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民主民族解放之路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转折。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什么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一时沉渣泛起，鱼龙混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反复比较，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五四运动的根本方向，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政治主流。
    第二，致使中国阶级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推动工人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最前列的是学生群体，他们起到了先锋作用。然而5月4日之后，自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随后，工人罢工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大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工人的奋起增添了五四运动的声势。事实上，五四运动时的工人阶级已由辛亥革命时的五六十万人增加到二百万人。五四运动使一个重要历史事实终于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线，工人阶级参与斗争，表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发生重大转向。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斗争的主力由学生变成工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以特有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成为五四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作为新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五四运动的经验表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离开中国工人阶级，离开了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包括农民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壮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阵营，不可能完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第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理论、阶级力量和干部准备，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1915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经历了一次严峻的分化。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和个人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高潮时退出了斗争；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坚决的左翼知识分子转向了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和建党准备。自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开始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中国的未来。然而工人阶级是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必须由其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从外部将正确思想灌输到工人阶级头脑中，引导工人阶级发挥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的作用，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即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两年后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第四，促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理论联系实际、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标明中国青年运动和知识分子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经验。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具有觉悟、更广泛，他们介绍了西方先进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斗争实践中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知识分子一定要同工农相结合，接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与工农相结合，接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中国革命将一事无成。

三

    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所倡导并高扬的三面大旗，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发扬光大的精神遗产。
    五四运动所体现的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明确的、具体的、历史的、革命的含义，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鲜明特征和具体内容。
    1915年由《新青年》杂志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奏，启发了五四运动，为五四运动做了舆论准备和思想拉动。五四运动又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转向，赋予新文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新鲜内容，构成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初期的新文化运动针对辛亥革命失败后十分猖獗的维护封建专制的复古尊孔的保守思潮，展开英勇斗争，实质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反对封建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试图使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武器救治中国，反对封建中国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提出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也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功绩。
    初期新文化运动有许多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在集中火力批封建主义、批孔时，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具有真正革命性质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分野。一支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转向更加保守甚至反动，反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彻底革命的道路，他们退出了斗争，脱离了工农大众，个别人甚至走上工农大众和革命的反面；一支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向彻底革命，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五四运动导致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占了上风，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与五四运动结合在一起，又可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潮流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鲜明特点。这个鲜明特点表明，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民主、科学、爱国主义精神发生了根本性质和具体内容的转变。
    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爱国主义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导向。当封建主义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时，初期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然而他们提倡民主与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这对于解决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之国家，使之强盛，是有爱国主义意义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所大力提倡的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新文化，实质上是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用资产阶级民主、科学来反对封建专制、迷信和礼教束缚，用资产阶级共和国来代替封建专制国家，所追求的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民主解放，是资产阶级和少数人的民主解放。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历史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民主、科学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处方是解救不了旧中国的，不能给旧中国以真正出路。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严重弊端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已暴露无遗，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怀疑，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产生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思想、新途径。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在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他们还在苦闷中摸索时，俄国十月革命给他们指出一条光明之路。国内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促成新文化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抛弃资产阶级主张，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时他们所主张的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实质内容已经开始发生了性质上和具体内容上的根本变化。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时代的、历史的、革命的内容，民主不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强调铲除封建专制和少数人阶级特权的，以多数人的、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从此成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爱国主义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大众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的具体目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取消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而是掌握了比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更加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没有放弃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而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民民主，有了建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共和国的奋斗目标。
    真正继承和高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人民民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爱国主义的伟大理想。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又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最鲜明地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精神，最彻底地实现了五四运动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主张。今天，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泛化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5-7 9:33:31

karin

科学与民主仍是时代精神

金冲及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和李大钊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个日子确实是很值得纪念的。
        从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已经走过了近八十年。五四运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以前和这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首先，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发生的席卷全国、有着各阶层民众参加、具有巨大声势和威力的群众运动。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
        以往，中国人民也有过多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可是它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数人参加的爱国活动。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它牵动的社会面如此之广，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可以使大群大群的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者几次讲话的影响所能相比。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谁不曾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影响。
        这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还使当时的先进分子真正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所在。吴玉章同志回忆五四运动时说：“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还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
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其次，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民主革命新时期的开端。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它以前的了，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带来思想的解放，清扫了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做了准备。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赞扬为“女性的自觉”。鲁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
        的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黑暗，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前途可言。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时间，社会怎么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么样的，人们并不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那样注意？原因就在这里。作为先驱者的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当然，当时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摆到人们的面前：经历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当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过去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当运动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部分先进分子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结成社会主义团体，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新思潮中的主流。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继续在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进，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应当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靠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必须深深地扎根到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比以前是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他们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前面所讲到的这两点，都同北京大学是分不开的。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群众运动的发端，是五月三日召开的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决定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而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是一九二零年初在李大钊的主持下，由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会。在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北京大学的这种地位是其他任何单位不能代替的。这是北大的光荣。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5-5 11:42:24